论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生存论转向

发表时间:2020/7/29   来源:《文化时代》2020年5期   作者:代井莉
[导读] 现当代哲学发生了一场整体性的和历史性的转型,从传统的超验性、本体性的抽象存在论向奠基于现实生活之上的感性的、历史性的生存论转换,这一转换即“生存论转向”。本文考察了生存论转向的“缘起”,概括了生存论转向的主要观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们对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理解与阐释。
 江苏师范大学  江苏  徐州  210000
        摘要:现当代哲学发生了一场整体性的和历史性的转型,从传统的超验性、本体性的抽象存在论向奠基于现实生活之上的感性的、历史性的生存论转换,这一转换即“生存论转向”。本文考察了生存论转向的“缘起”,概括了生存论转向的主要观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们对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理解与阐释。
        关键词:生存论转向;实践;存在论;感性
       
       
一、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历程
        (一)第一阶段
        《从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到《克罗茨纳赫笔记》写作前,马克思哲学属于奠基于黑格尔思辨哲学上的青年黑格尔派自我意识哲学。黑格尔哲学最深刻的矛盾是人的主体能动性与主体性的客观对象化的内在悖结,从黑格尔体系内部胎生出来的青年黑格尔派哲学正是剥离了黑格尔哲学那种弱化人类主体能动性的抽象逻辑总体,凸现出表征人类个性的自我意识。马克思是其中的一员。这主要体现于青年马克思以《德漠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鸿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为题的博士论文中。马克思认为伊壁坞鲁的“原子不外是抽象的、个别的自我意识的自然形式。”并在此基础上主张:“对神的存在的证明不外是空洞的同义反复,例如,本体论的证明无非是:‘凡是我真实地(实在地)表象的东西,对于我就是真实的表象’,也就是说,对我是起作用的。”对神的存在的证明不外是对人的本质的自我意识存在的证明,不应该有任何神同人的自我意识并列。
        (二)第二阶段
        从《克罗茨纳赫笔记》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是马克思向一般唯物主义的转变期。《手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它第一次实现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的有机结合。在其中,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存在着中介状态,有两条逻辑线索:一个是从先验主体出发的人本主义异化史观的主体辩证法逻辑,一个是从现实物质生产出发去观察社会历史的客观描述逻辑。马克思认为劳动是自由自觉的人的类本质,但资本主义经济中却出现了劳动的四重异化:其一,是工人与其所创造的劳动产品的异化。其二,工人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其三,人与自己的类本质的异化。最后,由于人与自己的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其结果必然是人与人相异化。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就是扬弃异化劳动、实现先验本质的过程,由于马克思注重研究现实中的经济问题并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生成逻辑,这样便弥补了费尔巴哈在考察人时的直观性、缺乏历史感的缺陷,因此马克思并没有完全为费尔巴哈的哲学逻辑所淹死。但费尔巴哈哲学的缺陷只有到第三阶段才为马克思所完全认识到。
        (三)第三阶段
        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到《德意志意识形态》再到《资本论》,是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确立与深化阶段。《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标志着新世界观的诞生,实现了哲学逻辑的格式塔转换:那条从人的先验主体本质出发的异化史观逻辑和基本语境在总体上被扬弃了,马克思找到了具体的现实的社会实践这一新的逻辑基点。《提纲》以纲要的形式通过批判费尔巴哈阐明自己的哲学新视界并与传统哲学分道扬镰,《德意志意识形态》则是马克思实践哲学的首次系统表述,并以意识形态批判的形式与传统哲学划清界限,实现了哲学从解释世界的知识论取向到改造世界的生存论取向的转换。《资本论》则是唯物史观的现实应用,在其中唯物史观直接转化为经济学研究本身的内在方法,结果是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历史性、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实现的必然性,实现了人文维度与科学维度的统一,深化了实践哲学。
        二、马克思哲学的实践生存论转向
        (一)马克思时代的生活处境与社会变迁
        传统哲学的“实体本体论”形态及其实体性和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是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理论模式和思维方式,它的产生、形成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和理论文化根源。
        古代人对超验世界的浓厚兴趣。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人们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式的生活,因而,在闲暇和惊异中追问隐藏在世界背后的根源和本质,认为在自然界之后存在着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并热衷于对这种力量或本质的追问和探索。人类在长期的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自然经济社会中,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条件下,“需要确立某种‘神圣形象,来实现和维护人对人的依附性”这种“神圣形象,就是神或上帝,因而形成了实存论的超验文化根基。
        19世纪的欧洲正处于两大革命时代交替的急剧变动时期,英法两国的资本主义已经形成,德俄两国封建专制主义依然占主导地位,资本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之间的对立与矛盾仍然是整个欧洲社会的基本矛盾之一。同时,由于英国工业革命的强势推进,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已经暴露,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矛盾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一个新的阶纵无产阶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已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在这个阶级的斗争中,由于缺乏一种新的世界观作为思想和行动的指导,而致使其屡屡受挫,因而时代呼唤着新的世界观的诞生。
        德国古典哲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以及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三大直接理论来源,为马克思哲学的创立及其实践生存论转向找到现实的理论支点和依据。
        (二)马克思哲学的实践生存论转向
        马克思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的实践生存论转向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两次转向而实现的。
        最初,马克思并不喜欢黑格尔哲学的“离奇古怪的调子”但他在对法学理论的严肃的思考中,在对应有和现有、理想和现实关系的深入探索中,逐渐转向了黑格尔哲学。但在转向黑格尔哲学后不久,即在《莱茵报》时期的政治实践使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信仰发生了动摇,马克思在一系列辩论中发现了政治国家不是如黑格尔所说的是理性的化身和外在表现形式,而是和理性国家概念之间存在着矛盾,是一种非理性的存在,因而必然受到理性的批判,同时,马克思发现了物质利益与国家和法的概念之间在现实的国家制度和立法上的对立和矛盾,这使马克思感到极度的苦恼。
        正当马克思为“向何处去”的问题一直困扰着的时候,费尔巴哈的人本唯物主义使马克思立即受到了鼓舞。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用费尔巴啥“颠倒过来的”方法来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国家学说,把市民社会中的物质利益领域而不是国家理性看作是国家的基础,不是政治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根据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异化理论,认为政治异化是宗教异化的根源,而政治异化的根源是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离,是金钱异化的结果。马克思实践观点的确立为马克思哲学整个体系找到了现实的理论支点和依据,标志着马克思实践生存论转向的最初实现。


        三、马克思哲学的生存论转向的意义
        (一)转向现实生存维度的马克思哲学变革
        从存在论角度看,以往哲学的逻辑起点都存在“虚幻”性特征,在他们那里,把本质世界与现象世界严格划分开,本质世界是“真”的、“善”的、“美”的,而现象世界则是流变的、虚假的,终究要灭亡的。因此,从巴门尼德开始,对于实实在在的“实存”世界(现象世界)进行了“悬置”,以至到黑格尔用理性(绝对精神)来统治感性物质世界,其实质是对现存世界“超时间”、“超历史”的抽象。由此,德国哲学发展到费尔巴哈阶段时,黑格尔的抽象的理性思辨遭到了费尔巴哈以感觉论和直观经验为特点的批判,把“人”作为理论出发点,而“人”以直接的感性生活奠基,不再为抽象的概念而献身,但是费尔巴哈的感性学说最终无法从自然领域向社会领域过渡,“人”只能安居在“爱的宗教”里。因此,如何走出这种困境成为马克思哲学的思考前提,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为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费尔巴哈没有对这种现实的本质进行批判”。马克思所谓的“现实”(现实世界)的特性就在于“实在性”和“属人性”,从存在论角度说来,“实在性”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实存”的感性,“属人性”就在于“感性活动”。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马克思哲学的逻辑起点在于如何把握“感性”。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性价值在于实现了对“感性”理解的超越,进而在存在论层面直接指向人的自由和解放。
        (二)马克思的感性思想及其存在论指向
        费尔巴哈把人类感性实体化,把类直观实体化,马克思则“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通过工业而形成的自然界看做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而这也正是马克思哲学生存论的存在论革命之根基所在:为“感性”注入“对象性活动”的能动原则,并把“对象性活动”理解为感性的现实活动——“感性活动”,由此,马克思实现了对“感性”理解的超越:感性不仅意味着感性意识、感性需要、感性能力,更重要地表现为感性活动。马克思哲学的感性活动赋予了感性以社会性,人类社会究其实质而言乃是整个自然界和人的统一体。人通过对象性的社会化活动,生成丰富的感性能力,使感性成为确证人的本质力量的感性。
        同时,理性与感性是人的生存的两个基本维度,人的生存的异化实质是抽去感性内容的“无人身理性”统治的结果,但这并不意味着走向反面,因为没有理性的指引,人的生存就是动物的本能活动式的实存;感性世界的基本规定性虽然有其“实在性”的一面,但感性世界并不就是“现实世界”,后者以人的活动为基础。但马克思并没有像传统哲学那样,否定了“实在性”的“实存”,未进入人的实践领域的自然界并没有失去其“实在性”,人通过“感性的媒介”“点燃了现象界之光”,但“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依然会保持着”。因此,马克思哲学主张人通过能动的改造世界的活动,真正现实地创造一个日益合人性、合价值的感性世界(现实世界),这是马克思哲学的终极意义取向。
        (三)实现人的解放的存在论意义
        马克思从现实生存维度出发,扬弃了传统哲学“悬置”“感性”,进而以“理性”束缚和压制“感性”的做法,以“感性活动”来理解“感性”,实现了“感性的超越”,从存在论上直接指向“人的解放”。而“人的解放”的存在论意义彰显在马克思所创立的唯物史观中:人的活动和社会关系成为观察和解释历史的出发点,从而人类历史不再是“人性”的绽放史,而是人类自身的实践史,从而表明人的生存的确证只能通过人的生产劳动实践,其他任何先验的范畴和逻辑都无法实现这一目标。唯物史观把人类历史的发展看作是历史主体(人民群众)和历史客体(实践对象)的相互制约过程,建立了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真正历史哲学;唯物史观把社会发展看作是一个历史必然性的过程,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为我们提供了指导社会生活的科学方法论,经由唯物史观,我们才能对社会生活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现象进行科学的理解,从而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建构属人的生活方式。马克思哲学必然以西方哲学为母体,但马克思的哲学运思精妙之处恰恰在于批判西方哲学对人的总体性的形而上研究,为人学研究奠定了新的根基:以“感性活动”为逻辑起点,为“人”奠定了哲学和经验之“根”,以消除市民社会“偶然的个人”构建共产主义社会“自由全面发展”的个人为归宿。这对于当下的“人类生存困境”的解决无疑将提供一个根本性的方法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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