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玉平
海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摘要：话语语言学兴起至今，政治话语体系逐渐受到关注，政治修辞也因此有了一系列发展，政治学、传播学、语言学相继对政治话语进行了修辞上的分析。本文以国内期刊文献为对象，对我国政治修辞研究的发文趋势、期刊和作者来源进行了量化分析，在此基础上，围绕政治修辞的定义、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成果展开系统的归纳和梳理，并对政治修辞的发展路径作简要评析。
关键词：政治修辞 发展阶段 综述
正文：
1.引言
20世纪初，以伯克为代表的新修辞理论在西方盛行，随后传入中国。受新修辞理论的影响，修辞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逐步拓宽，修辞的理论和应用研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政治修辞学是修辞学的重要分支，是修辞跨学科研究的新成果。早在2018年中国修辞学年会中，学界就提出“在新时代的中国，国家话语和公众话语的互动，是影响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重大课题”。政治修辞学的诞生及研究的开展，使国家话语体系的理论更加殷实。
2.研究现状
为厘清国内政治修辞学研究的发展脉络和发展方向，笔者以“政治修辞”为检索词，在CNKI中检索期刊，总共检出相关文献271篇，筛选其中的“北大核心”及“CSSCI”,共有文献138篇，人工删除重复的及非政治修辞的研究文章后，生成检索报告（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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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新兴的交叉学科，政治修辞的研究大概始于21世纪初。由图1可知，2014年达到政治修辞研究（即发文数量）的最大值，也仅有12篇，这表明政治修辞的研究并未受到很大的关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新事物的发展途径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从图1可以看出，国内政治修辞的研究总体呈现曲折式上升，14年和18年达到发文的高峰，笔者尝试以此两个高峰为节点，将国内政治修辞研究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1.1研究发展阶段
（1）第一阶段（起始-2014）：初步的理论介绍和探索。
这一阶段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基础的理论介绍和分析，包括柏拉图的修辞术、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伯克的新修辞理论。胡全威在2011和2013年相继对柏拉图的“辩证式修辞”和亚里士多德的“审议修辞”模式进行分析，促进政治修辞理论的进一步丰富。在理论介绍分析的基础上，也对政治修辞进了自主的理论探索，包括《论政治修辞的基本要素》、《论政治修辞与政治传播》，《我国政治修辞的历史变迁与重新定位》。
一般说来，先有理论，继而开展应用研究。但由于这一阶段的政治修辞理论更多来源于国外，而且多为政治学所关注，语言学中的政治修辞理论发展还不是很充分。相对于理论研究，应用研究的开展反而更为广泛，主要体现在时事热点的评论和解读，如解读“9·11”事件中联邦政府的政治修辞、布什的政治修辞，以及分析马歇尔大法官运用政治修辞解读政治主张。
（2）第二阶段（2014—2018）:进一步的曲折探索阶段
相对前一阶段的研究，这一阶段的研究整体呈下滑趋势，但由图1，我们可以看出2014年达到所有年份的发表篇数最大值。关注四年间的论文研究，特别是14年的12篇论文，不难发现，这一阶段的基础理论介绍已经减少，极少有专论修辞理论的文献，有部分学者开始关注政治修辞理论的内化研究，开始探索国内政治修辞学。彭龄英、刘东建、杨晓伟对“中国梦”的政治修辞从各个维度进行解读，也有学者关注两会和十八届三种全会等热点，进行政治修辞分析。
（3）第三阶段：2018-至今
2018年是发文的第二个高峰，国内政治文本的修辞分析备受关注，如韦文涓、许加彪、李桢三人对毛泽东的政治文本展开解读，刘诗萌分析政务微信中政治修辞的应用情况，彭楠从政治修辞的角度探究国家主席新年贺词的演变，不难发现，新媒介下的政治修辞研究在这一阶段已经逐渐兴起，包括18年的3篇硕博论文也都和新媒介的政治修辞有关，北京交通大学赵化在政治修辞下分析了国内官员的媒介形象。2018年的以后的政治修辞学发文数量减少，但出现了吴礼权等新的一批探索政治修辞学的学者，尝试将政治修辞学这门学科系统地建立起来。
1.2期刊与作者
政治修辞是政治学和修辞学的交叉学科，从语言学的角度对政治修辞剖析和从政治学角度看待政治修辞文本，可能研究成果截然不同。对期刊开源和作者的分布进行分析，有助于理解政治修辞学的学科性质和发展重点。
（1）期刊来源
由于政治修辞的研究还不够充分，发文数量较少，为更好的探究政治修辞在国内的受重视程度，笔者统计了政治修辞的文献期刊来源分布情况（见图3）。图中的前五个发文最多的期刊都为“北大核心”，其中《国际新闻界》还是新闻与传媒专题下的CSSCI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21-2022)来源期刊。这可以看出政治修辞学的研究受到关注，但引人关注的研究成果更多的集中来源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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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修辞，源于修辞，以传统修辞和新修辞理论为基础，又和政治紧密结合，关注政治话语体系，涉及政治行为，政治决策，政治传播等政治学概念。政治修辞起源于国外，而且初期的研究是在国外的时事分析，并未真正的有一个修辞学上的定义。为此，“以语言为本位”，对“修辞”与“政治修辞”两个基本概念进行严格界定刻不容缓。吴礼权认为“唯有如此，政治修辞学的研究在中国才有坚实的学术基础，政治修辞学的理论体系才有可能建立起来”。
检索的文献中，最早将政治修辞定义为“政治活动中政治主体围绕政治利益而进行的修辞（此处的修辞主要指运用政治语言的技巧）行为”（胡亚文.2001）。刘文科定义政治修辞是“政治主体运用一定的政治语言，在政治过程中实现政治说服的技术和能力。”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更多的是从政治学角度出发。这之后，商诗洋补充了刘文科的观点，认为“政治修辞是政治主体传播主流意识形态和路线方针政策的语言工具”，这实际是突出了政治修辞学的语言学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吴礼权尝试将政治修辞作为一门学科建立起来，他将政治修辞定义为政治人（特定身份的交际者、说写者）为了达到特定的政治交际目标而应合特定题旨情境，发挥创意造言的智慧，有效调动语言资源，动用一切有效的表达手法，为实现达意传情效果最大化而在语言文字表达上所作的一切经营努力[1]。
4.研究方法的丰富
政治修辞是修辞学的分支，大部分学者的研究都遵循修辞学系统的研究方法。笔者尝试借鉴修辞学的研究方法逻辑，结合检索出的文献，归纳出以下三种常用的研究方法：
（1）观察分析法
这一方法基于人们自身的经验和理论基础，能够观察并发现周边的政治修辞现象，调动相应的理论进行描写分析，和宗廷虎提出的修辞学研究方法“罗列材料和罗列材料加按语法”不尽相同，根据经验发现修辞现象，并用理论作描写分析，是最直接的研究方法，也是修辞学研究成果的重要来源。
（2）文本解读法
政治修辞关注文本，又和修辞的文本解读有一些差异，由于政治文本的特殊性，辞藻并不在政治修辞的研究范围之内，但文本解读法在政治修辞中却不容小觑。政治文本包括：领导人讲话、国家会议、政务人员发言、国家文件、法律文献等等。这些文本都极具政治特色，一般就一个特点文本展开研究，如习近平的讲话分析，毛泽东的外交话语分析。
（3）多学科分析法
上文说及政治修辞的定义，我们知道，政治修辞来源于政治学，又多与传播学相连，加上其修辞学本质，多学科的特点不言而喻。研究发现，检索结果的政治修辞作者和期刊构成，纷繁复杂。可以认为，各学科结合是政治修辞学研究的重要特点之一，那么，多学科的分析也必然会在研究中体现，如从传播学的角度考虑政治修辞的效果，结合概念隐喻分析政治人物形象，从认知角度，分析政治主体的政治修辞行为。
事实上，在吴礼权尝试建立政治修辞学为一门新兴学科以前，政治修辞学并没有系统研究方法，吴礼权在其2021年的研究中提出了四种最有效的研究方法：归纳法、观察法、问卷调查法、心理分析法。无论这些方法是否足够完善，都对政治修辞的研究以及政治修辞学的建立有重要意义。
5.研究内容的发展
4.1共时角度的不同
从共时角度来看，政治修辞学的理论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修辞情景”、“功能分析”方面。这是由政治修辞学科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首先，政治修辞追求的是不同的情境之下，语言对国家形象的塑造，所以修辞情景分析势必占据重要地位，刘文科提出了“政治修辞情景”一词，强调了情景的重要性，之后的学者也在语用领域探索，王亮认为修辞的传播效果和价值含义在于它是否符合情景的要求，足以看出对政治修辞情景的重视。其次，政治修辞由于是政治的一部分，相对于日常修辞，目的性会更强，所以各阶段学者都对政治修辞的功能进行了分析和归纳。如胡彩霞从语篇功能和人际功能角度分析了政治修辞中的模糊修辞；刘文科从几个方面将政治修辞的说服功能进行了分析。总之，政治修辞学由于它的政治特性，理论研究并不会只专注于修辞学本体的辞格、修辞方式等方面的研究，而更多的侧重语篇和语用的分析。
4.2.研究重点的转移
从历时角度分析，政治修辞学的重点也在慢慢转移，具体看来，自20世纪初以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变化：
1.从国外理论研究转移到现在国内新学科的理论建设
总体看来，初期研究理论都集中在国外理论的介绍，并没有真正的修辞学的理论基础。2020年以后，吴礼权开始尝试国内政治修辞学新学科的建立，他提出政治修辞学的研究，在内容上所要涉及的方面颇为广泛，其中“政治修辞主体与受体”“政治修辞情境”“理想政治与现实政治的矛盾”“政治修辞与人格定位关系”“政治人与自然人分野”“政治人的政治修辞与情绪控制”“政治修辞的基本原则及其技巧”等七个方面是最为重要的，并在后期对着七个方面分别展开了系统性的研究，开始形成国内理论研究的萌芽。
2.从关注国外热点转移到国内时事热点的分析
从政治学角度来说，政治修辞的目的是服务政治，哪里有政治权力的运作过程，哪里就有政治修辞，所以政治修辞与时事热点密切相关。从检索的文献看，时事热点的研究可以分为国外热点和国内热点的研究。研究初期，基本都为国外的热点分析，如“9.11”事件，伊拉克战争。也有一些学者关注国内的时事，但相对较少，一部分和国际外交有关，戴盈将习近平同志出访八国进行的演讲作为分析文本，分析了外交中的政治修辞策略。14年以后，政治修辞学的应用范围逐步拓宽，学者们持续关注国外的时事并做相应的研究，如关注英国大选，特朗普执政，美国对华政策等，与此同时，国内的时事分析，已经逐步得到重视，国内时事的分析成果在这一阶段愈加丰富。
3.从时事的分析转移到文本的分析
如上所述，时事热点一直备受政治修辞的关注，但研究的侧重点是不断变化的。通览所检文献，可以观察到，自刘东建对13年中国“改文风”的政治修辞进行解读之后，各类对政治解读的文本逐渐兴起，包括关注党的会议，如：党代会的政治修辞分析、“两会”报道的政治修辞分析；聚焦国家领导人发言和讲话，如对毛泽东的政治修辞进行分析，对习近平的话语文本进行了政治修辞的分析；解读文学作品，如散文的政治修辞分析对近代小说的政治修辞探析。从关注事件到关注文本，表明政治修辞不再仅仅受政治学和传播学的关注，文学和语言学领域的学者已经逐渐加入研究队伍。
4.新媒介下的政治修辞
互联网时代，新媒体迅速发展，微博、微信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国正处在发展变革的重要时期，公民政治参与热情不断高涨，加上新媒介迅速发展，政治文本不再是报纸杂志上的特有产物，哪有有网络，哪里就有政治文本。我国关于新媒介的政治修辞研究在两个大方向展开：一是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的政治修辞研究。二是同样备受关注的传媒领域，如电影、纪录片中的政治修辞分析。相对于文本分析，动态影像的分析，无疑是一个新兴而且极具价值的研究领域。
6.结论与展望
综上，政治修辞的研究起步较晚，但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包括：（1）理论研究成果，如以吴礼权为代表的学者努力发展政治修辞的相关理论；（2）应用研究成果，如以刘文科为代表的政治时事的分析，和以彭楠为代表的的政治文本的解读。然而，我们清楚的看到，政治修辞的研究是不充分的，不全面的。如吴礼权所说，政治修辞并未作为一门真正的学科建立起来，尤其是语言学界对政治修辞的关注，仍然需要继续下功夫。
展望政治修辞的研究，笔者认为，今后的政治修辞研究可以向以下几个方面发力:其一，要着力从语言学及修辞学角度发展政治修辞，将政治修辞这门学科建立起来。这是因为政治修辞来源于西方的修辞术，在国内的理论还极其的不健全，我们亟需修辞学界和语言学界对政治修辞予以重视。其二，致力于政治修辞的理论应用于国家政治发展。对内，应更多的关注我国在国家形象塑造、政治话语权、政治影响力等方面的修辞;对外，应对外交上的政治修辞给予更多的关注。
参考文献
[1] 吴礼权. 修辞与政治修辞[J]. 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41(5): 5-15.
[2] 吴礼权. 政治修辞学研究的内容、方法与意义[J]. 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42(1): 1-10.
[3] 刘文科. 论政治修辞的基本要素[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8, 159(2): 124-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