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卿
（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福建福州 350007）
摘要：本文以跨文化叙事为切入点，探究任碧莲的小说《爱妻》中的跨文化思想与世界主义精神。小说借助于跨文化叙事视角，将中西文化并置，展示了任碧莲在普遍主义基本原则之上尊重不同民族文化差异进而实现民族世界主义的理念；再通过对人物的跨文化描绘，表达了作家倡导文化平等的多元文化认同的世界主义思想；最后随着黄家人和解的大结局，小说主题升华至共同的人性——爱，将作家的普世性人文关怀的世界主义表现的淋漓尽致。任碧莲的作品不仅是连接中西文化的媒介，更是通往世界主义精神的桥梁。
关键字：任碧莲；跨文化叙事；世界主义
基金项目：本论文为黑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重点研究课题（外语学科专项）《任碧莲小说的跨文化叙事研究》（课题编号WY2019024-B）的阶段性成果。
任碧莲(1955-)是新生代华裔美国作家中的领军人物，其第一部长篇小说《典型的美国佬》入围美国文学全国书评小说奖，后来的长篇小说《莫娜在应许之地》、《爱妻》和短篇小说集《谁是爱尔兰人?》分别荣获多种奖项。不同于前辈华裔作家，任碧莲在作品中不再局限于呈现中美文化冲突，而是以其跨文化的创作视角尝试为文化冲突寻求新的解决方法，甚至有评论家称“任璧莲已经站到了当代亚裔美国文学的最前列，虽然她的故事都是围绕亚裔移民经历的——特别是两代之间的文化冲突——但任璧莲的叙述所产生但魅力远远超过了任何‘亚裔美国人’的范围” (Calvin Liu, 1999) 。她的第三部长篇小说《爱妻》是其沉寂六年后又一力作，发表后引起文学界与评论界强烈反响，被《洛杉矶时报》( Los Angeles Times) 评为年度十佳小说之一，被看作“是任碧莲迄今为止最有野心，情感最为丰富的作品 ”（ Michiko Kakutani, 2004）。该小说将多角度叙述视角与莎士比亚戏剧独白元素相融合，开启了作者“创作生涯的新阶段”。
《爱妻》是任璧莲受自身跨族婚姻及其混血子女的经历影响创作而成，讲述了一个国际化的多种族美国新式家庭的故事：一家之主卡内基·黄39岁，是一位华裔电脑工程师；当年卡内基不顾自己的母亲黄妈妈的强烈反对，娶了长他6岁的妻子贾尼·贝利（外号波朗蒂），一位具有苏格兰、爱尔兰和德国血统的金发碧眼的白肤女子为妻，波朗蒂现任一家投资公司的副总裁；夫妇俩共有三个子女：大女儿15岁的利齐为卡内基婚前收养的亚裔混血儿, 二女儿9岁的温迪是黄家夫妇从中国领养，小儿子13个月的贝利是他们的亲生孩子。黄妈妈去世后, 她的遗嘱中提到有份家谱要传给温迪, 但前提是卡内基请一位中国亲戚——46岁的老姑娘林兰——赴美到黄家照顾孩子们。林兰来后, 波朗蒂认为这位婆婆送来的“爱妻”动摇且取代了自己女主人的地位，因此采取了一系列捍卫措施，黄家人平静的生活从此波澜不断。而在小说的尾声，卡内基从家谱中得知，林兰才是黄妈妈的亲生女儿, 而自己只是一个养子。辛西娅·奥兹克(Cynthia Ozick)称赞这部小说描述的家庭故事真实性强，叙述和对话具有很强的创造力。汤亭亭指出这部小说中的黄姓人家是日益渐增的美国种族通婚家庭的代表，黄家人的故事极具真实性与代表性。此外，还有很多评论关注此部小说的主题研究，如戴尔·拉宾(Dale Raben) (Library Journal)针对此小说的家庭内部种族关系进行了探讨，角谷美智子(The New York Times)探究了作品中家庭、种族、身份和美国梦之间的关系，伯纳黛特·墨菲(Bernadette Murphy) (The Los Angeles Times)称赞此作品凭借作者幽默的写作风格与敏锐的洞察力将黄家成员间的爱和承诺完美展现。总之，对《爱妻》的研究大多从家庭观、多元文化、国际收养和跨国婚姻等方面进行分析。这些维度固然重要，但本作品独特的叙事策略也不容忽视，因此，本文将以叙事视角与人物描绘为切入点，探究《爱妻》巧妙的叙事艺术对于作者的跨文化思想与世界主义精神之表达的重要意义。
一、叙事视角的跨文化与世界主义
根据法国叙事学家热奈特（Genette）的叙事聚焦理论,《爱妻》采用了内聚焦叙事中的不定式聚焦即“不同的人物来聚焦，从一个人物的有限感知转换到另一个人物的有限感知”（申丹，2010）。聚焦人物的变化使得叙述视角随之转换，叙事视角是聚焦者对所述之事的理解和描述的角度，具有主观性。小说《爱妻》中的叙事视角随着五位叙述者的切换而不断变化，通过不同的聚焦者多角度对同一件事件的阐述，读者可以观察到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叙述者们的性格特点、情感与认知偏差，以及这个多种族家庭的各成员间的矛盾；领悟出作者的跨文化创作意图与世界主义情怀。小说中波朗蒂与兰兰在看待同一事件上存有诸多分歧，从是否陪伴孩子睡觉这一问题，读者可以从两者各自的叙事视角下的独白中窥见一斑。波朗蒂：“他没走向我。他抱着兰兰而不走近我。到第二天，我终于理解了其中原因。”兰兰：“如果波朗蒂让人陪伴孩子睡觉，孩子就不会这么挑剔、难取悦。我曾经有一天告诉过波朗蒂，但是她坚持认为贝利应该独立，自己睡觉。独立！他还只是个孩子！有时，当我看着贝利的时候，我能够感受到他内心的孤独。”可见，两者都认为自己有着正确而充分的理由。由于受不同文化的熏陶，两人的教育理念截然不同。美国文化宣扬自由、独立，因此波朗蒂和大多美国家长一样，很注重孩子的独立意识的培养；而中国的幼儿夜晚大都睡在母亲身旁，很多中国传统故事中也描绘了孩子在母亲的歌谣声中入眠的温馨场景。兰兰给黄家带来了中国元素，她给孩子们讲中国故事，做中国菜、她具有中国式的思维，是典型中国文化的代表。小说借助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叙述者视角，展示了作者对同一事物的观点具有中西文化交融的跨文化思维特点。
此外，基于跨文化视角任碧莲在小说中也对中美文化进行了反思：在中国之行叙述中，波朗蒂带着西方人的优越感领略中国的“异国情调”，她的视角下的中国人生活贫困、缺乏同情之心，具有强烈的仇富主义与民族主义。
但这背后其实是作者借助跨文化视角提出的拷问：中国人的生活条件却反衬出美国人的“养尊处优但意志薄弱”；西方人眼中只看到了中国下岗工人的民族主义与仇富心理，但是与出于种族主义与排外主义，烧了兰的房子的美国人相比,谁更该遭到谴责呢？此外,林兰把中国文化故事和自己的亲身经历讲给利齐和温迪后，孩子们再转述给布朗迪和卡内基。在温迪视角下“有些故事是正常的, 但很多都很怪异”，这些怪异之事似乎表现着作者对西方主流读者猎奇心理的迎合；但是当一直坚持“政治正确”的布朗迪却避讳“怪异”一次，强调用“迷人的”来形容兰口述的扼杀女婴与文革之事时，印证了利齐视角下一直以来对波朗蒂“虚伪”的评价，也体现了作者敢于直面中国历史，同时也暗含对美国人的揶揄。奎迈·安东尼·阿皮亚（Kwame Anthony Appiah）曾在《世界主义爱国者》一文中提及“世界主义民族化”的观点。在他看来，世界主义应该是民族化的，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并非相互矛盾，而是相辅相成 (Kwame Anthony Appiah, 2013) 。任碧莲在《爱妻》中借助于跨文化的叙事视角，呈现中美文化差异的同时也对两种文化进行了双向评判，且直面全人类和种族的弱点，体现了她“超越民族主义形式的世界主义”(王宁，2014)情怀。
二、人物（行为者）跨文化描绘与世界主义
根据里蒙-凯南的《叙事虚构作品：当代诗学》中对人物描绘的两种形式即直接形容与间接表现的探讨，任碧莲在《爱妻》的人物描绘大多采用了间接表现。“间接表现指的是不以直接指示的方式来表明人物的性格特点，而是采用各种方法来展示并以具体的表现反映出这些特点…常见的方式是通过对人物的行动、语言、外貌，以及对环境的描绘等来间接表现人物性格”（谭君强，2014）。《爱妻》中的主要人物的行动具有跨文化特征。
卡内基是第二代华裔，幼年时期母亲的中国思维方式和教育理念给卡耐基留下了中国文化的烙印，但成年后，他排斥中国文化、做出一系列可以被中国传统文化视为“离经叛道”的西方化行为。但在卡内基看来这些行动却那么理所当然：婚前领养弃婴是出于人道主义，自己有选择伴侣的权利与自由，他给母亲在敬老院提供了最舒适的养老环境。由此可见，卡内基的观念深受西方文化影响之深。可是在母亲过世后，对母亲的愧疚心理以及个人的少数族裔被边缘化的经历使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自己的家族史萌发浓厚的兴趣，于是他又有了一系列亲近中国文化的行为：学中文、诵中国古典诗词、参加华人聊天群体；包括被具有中国文化特质的兰爱恋都源于卡耐基对中国文化的追寻，而随着文化新奇感的淡去，他最终意识到能产生精神共鸣的波朗蒂才是他的真爱。卡内基在中西文化之间徘徊、寻找心灵安放之处的过程是他对自己文化身份追求的过程，其背后的深意与阿皮亚的“尊重文化的多样性和流动性”世界主义思想交相辉映，而卡内基对母亲“血统论”以及妻子以下人身份对兰的反对态度，也呼应着阿皮亚的反对“文化保护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与强调“个体之间的平等”的世界主义精神。卡内基最终对中美两种文化的认同也照应了阿皮亚“文化是平等的”世界主义思想。总之，卡内基人物的描绘表达了任碧莲“消解中心意识，主张多元文化认同”的世界主义情怀。
作者对波朗蒂的人物行动的间接表现也有异曲同工之妙。作为一个地道的西方人，在宣扬自由民主的美国社会长大，一位成功的女商人却欣然接受婆婆起的具有歧视的外号，容忍具有东方血统的养女们的挑衅，为了讨好家人学做中国菜，甚至为了捍卫婚姻辞去工作，进行婚姻保卫战。她的行动隐现着那些“孝顺公婆，相夫教子” 的中国女性的影子。在这个多种族家庭中，波朗蒂似乎处在了“他者”的地位，虽是女主人、却怀有被边缘化的担忧，因而一直努力争取黄家人的认可，这与华裔群体在美国主流社会中的境遇如此相似。任碧莲让一个美国人在自己的家庭里体会着被“他者”化的辛酸，旨在引起美国主流读者的共情以及反思少数族裔对文化平等的渴求。《爱妻》中的黄家是一个多种族相处、多元文化并存的家庭，是美国社会民族“大熔炉”的缩影。任璧莲通过创造这样一个新式家庭，表达了她对多元文化的认同以及希冀实现各民族、各种族间的平等交流的世界主义思想。也正是 “一种消解中心意识、主张多元文化认同的世界主义”（王宁，2014）。阿皮亚也曾提出 “最终，我希望人们不再把世界划分为西方和东方，不再对区域性与现代化作出区分，不再对追逐利润的冷酷伦理与血肉相连的国家认同作出划分，不再对‘我们’和‘你们’作出划分”（奎迈·安东尼·阿皮亚，2012）。“世间存在很多的可能性，值得人类努力探索，因此，我们不期望也不愿意看到，每个人或每个社会都遵循相同的生活方式”（奎迈·安东尼·阿皮亚，2012）。在当下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由于人类拥有的共同人性，不同国家、民族的文化才能彼此理解与接纳，进而多元文化认同才有了可能性。
而在小说的尾声，正是出于共同的人性——“爱”，本已四分五裂的黄家人才能在卡内基生命垂危之际再次凝聚在一起。波朗蒂和兰的矛盾虽然贯穿整部小说，其实波朗蒂和兰的矛盾归根结底是两个女人的情感冲突，但最终两人都出于对卡内基的爱而达成和解。尽管人们的宗教信仰与社会背景存在差异性，但却拥有共同的人性，也面临着相同的困惑和问题。因此小说再现了关于“爱”普遍意义的主题，体现了任碧莲的“普世人文关怀的世界主义”（王宁，2014）。
参考文献：
Kakutani, Michiko. “World and Town—A Novel”. The New York Times (2004 ): 6.
Liu, Calvin. “Who’s Chinese American?”. Asian-Week 20.43(1999).
奎迈·安东尼·阿皮亚：《世界主义:陌生人世界里的道德规范》.（苗建华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
申丹，王丽亚:《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谭君强:《叙事学导论——从经典叙事学到后经典叙事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王宁:西方文论关键字——世界主义.《外国文学》(2014):96-105.
张春洁：民族世界主义？评阿皮亚《世界主义一陌生人世界里的道德规范》.《中国图书评论》10（2013）:9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