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玛七林
云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云南 昆明 650500
摘 要：囊日松赞统领吐蕃时，由于部落联盟内部并不稳固，新旧贵族之间在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上发生矛盾，严重威胁囊日赞普开疆扩土的宏图实施。在与旧贵族的斗争中，囊日赞普被毒杀，这深刻影响了松赞干布政治路线的规划，即政权必须统一于赞普。以前的吐蕃王室利用苯教教义，神话赞普的权力，维护赞普的最高统治地位，并利用苯教的巫法仪式镇抚属民，安定人心，但是各部族名义上虽臣属赞普，实际上仍是半独立状态，赞普以苯教教义宣扬其神圣的方法已不能稳固其统治地位。因此松赞干布开始借用佛教压制苯教贵族势力，以此巩固王室权力。
关键词：松赞干布；佛苯之争；吐蕃
中图分类号：B98文献标识码：A
作为吐蕃纯良风俗、贤明政事的开创者，松赞干布一直是研究吐蕃史、藏传佛教史的学者的重要研究对象。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学界开始关注松赞干布时期的唐、蕃之间经济文化交流，自此众多学者陆续深入这一研究领域，不断创新研究视角，于近年开始注重吐蕃“佛苯之争”研究。较有代表性的比如黄明信在《吐蕃佛教》一书中认为苯教的领袖在朝政身居高位，参与政治、军事事务的决策，即所谓“以苯治国”。又进一步说，苯教首领们只是由共同利益而联系在一起，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有组织的宗教。又如石硕在《吐蕃政教关系史》一书中，有一节专门论述了《松赞干布时的本（苯）教与政治》，他认为在松赞干布时期苯教与外来的佛教在进行信仰竞争，且由于松赞干布时代为佛教传入之始，当时的吐蕃民众以及苯教徒们心目中，佛教与苯教之间的界限模糊。这批成果的发表，更为丰富了松赞干布时期吐蕃“佛苯之争”的研究，我们在肯定现有研究成果的同时，也应清醒地看到，关于吐蕃“佛苯之争”研究尚有不足，仍存在着较大的探索空间：
其一、研究重系统介绍，轻个案分析。无论是以专著还是论文的形式，学界大多注重吐蕃的总体性宗教演变，而对佛教初入吐蕃的动因分析以及“佛苯之争”的初始时期（松赞干布时期）缺乏深入的探讨。
其二、研究视野不开阔。目前学界在分析松赞干布时期的“佛苯之争”，可概括为两个视角。第一，注重依靠唐、蕃的既往历史来试图论证松赞干布通过与唐“和亲”以使得佛教进入吐蕃的合理性；第二，肯定松赞干布统一吐蕃，建立王朝。由于缺乏治国理政的意识形态，固寻求唐朝的文化以帮助吐蕃实现社会形态的过渡。此两种观点只见一斑，不见全豹。对于松赞干布为何引入佛教来打击苯教，学界论述者几希。鉴于此，本文试做这一尝试。
一、佛教传入的“前夜”及政权危机
学界一直以来对吐蕃内部的政权纷争研究不断，尕藏加认为松赞干布时期“佛教只是作为外来先进文化中的一部分而在吐蕃社会中允许传播”，[尕藏加：《吐蕃佛教—宁玛派前史与密宗传承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36页。]这是出于先进文化对文化落后地区的影响而得出的结论。若我们重新进入佛教传入吐蕃的“前夜”，仔细审视松赞干布及其父亲（囊日松赞）统领时期的吐蕃，就会发现对于当时的统治者来说宗教只不过是实现政权统一的一个过渡途径。在多数藏文史籍都记载有佛教在拉托脱日年赞时期（约公元四世纪）就从天而降至吐蕃。《青史》中记载：“拉托脱日年赞王在位时，有《旃檀嘛呢陀罗尼》、《诸佛菩萨名称经》等从天而降，虔诚供奉，国政和王寿获得增长。这是西藏获得佛教正法的起首。”[廓诺·迅鲁伯著，郭和卿译：《青史》，贵州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6页。]《贤者喜宴》中记载：“当托托日年赞六十岁时……日出之时，阳光并至，遂自（空中）降有如下（文物）：用琉璃写于金纸上的《诸佛菩萨名称经》及《宝箧经》、两部如意经卷、金塔、牟陀罗印、如意珠印牌）等六种，在所降神物中又谓有四层玉塔。”[廓诺·迅鲁伯著，郭和卿译：《青史》，贵州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3页。]这些史料记载可以证明佛教的确在拉托脱日年赞时期在吐蕃出现过，但不能说这就是佛教在吐蕃的发展时期。《新红史》中记载：“实际上是班哲达洛森措及译师黎堤斯将此诸神物携之而来，然而因王不解文字之词义，故将诸佛典留置下来，译师及班哲达遂返回。”[班钦索南查巴著，黄颢译：《新红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7页。]从中也可以看出当时的几位僧人并没有在吐蕃留下更不用说在吐蕃传播佛教了，留下的只有一些佛教经文，并且这些经文也没有被传播开来，而只是被当成一种神圣物收藏起来。由于这一时期吐蕃与天竺还未进行过思想文化上的交流，这一宗教文化的“试探”并未引起吐蕃王室的重视。
“拉托脱日年赞时期，《百拜忏悔经》以及用五色绸缎包裹的五层小金塔降落于宫殿顶上，人们虽然不知此物属于佛教还是苯教，但总觉得它极为神奇、美观而被命名为‘神秘之物’，并供养于王宫内。”[恰贝·次旦平措著：《龙钦教史》（藏文），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20页。]虽然不知这为何物，但是还是将这佛教法物置于宫殿内供养，这完全是受当时苯教的信仰影响。当时的苯教对于这种未知事物有着极为深厚的崇拜信仰，比如说苯教崇拜神灵并祭拜等宗教仪式也随之而来。当然这也恰好说明佛法从天而降这一说法顺应了当时的苯教的意愿，当时的苯教极为崇尚天以及日月星辰，并将很多人类所经历的物和事同“天”联系起来进而使其神秘化，这也符合了当时吐蕃人对苯教的信仰崇拜。对于当时那种既未公开传播学习又未真正表明其存在的佛法并不能说成是佛法在吐蕃正式发展的时期，它只能说是最早在吐蕃传入佛教法物的时期。“故仅将拉托脱日年赞时期作为佛教法物第一次传入吐蕃的年代，既符合历史事实，又在措辞上比较妥切”。[尕藏加著：《吐蕃佛教—宁玛派前史与密宗传承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4页。]
总之，目前学界有关佛教最早传入吐蕃的具体时间虽还未证实，但可以肯定的是，佛教法物早在松赞干布时期已经传入吐蕃，只是未曾传播开来，直到松赞干布时期才开始逐渐传播并在吐蕃产生了影响，所以佛教并不是在松赞干布时期才开始传入吐蕃。佛教在这一时期的发展传播，当然离不开松赞干布对佛教的支持，但是松赞干布时期佛苯之间的相互之争，其实是赞普所代表的政权与贵族所代表的教权之争。因为吐蕃在未建国以前，只是部落族群的组合体。当时吐蕃地方势力繁多，据考证多达三十八个部落。直到松赞干布的祖父达日年斯时期，吐蕃各地方势力逐渐统一，“三分之二的小邦均纳入（吐蕃）统治之下。本巴王、吐谷浑王、森巴王及香雄王等均被征服。”[ 巴卧·祖拉陈瓦著,黄颢、周润年译注：《贤者喜宴?吐蕃史》，青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7页。]松赞干布的父亲囊日论赞时期受到四大氏族（娘氏、韦氏、农氏、蔡邦氏）的效忠，并在其支持协助之下，消灭了森波杰。此时囊日论赞已经大致统领吐蕃地区，“其时囊日松赞势力，西到香雄，东到工布、娘波、温；南到达波、雅隆、门；北到彭域及羌塘拉措湖，甚至接近西北的突厥。”[ 班钦索南查巴著，黄颢译：《新红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6页。]并且为了继续和这些部落氏族势力联结，囊日论赞开始改原氏族而任用这些氏族，并继续不断向外扩张领土，以获取更多的财务和奴隶去赠与这些效忠投靠而立大功的氏族。但这也使原先被任用为宰相的氏族失去了掌握宰相大权的权力，使这些以往被任用为宰相的氏族部落心生不满，以及这种仅依靠武力的征服也加剧了吐蕃政权的不稳定性。囊日论赞时期吐蕃社会开始由部落组织转向国家政权，由于部落联盟内部并不稳固，新旧贵族之间在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上发生矛盾，严重威胁囊日论赞开疆扩土的宏图实施，最终以囊日论赞被毒杀身亡为结局。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中记载：“松赞干布之时，父王所属民庶心怀怨望，母后所属民庶公开叛离，外戚如象雄、荤牛苏毗、聂尼达保、工布、娘布等均公开叛变。父王囊日论赞被进毒遇杀薨死。”[ 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51页。]《柱间史》中也记载：“王子(松赞干布)四岁之际，父王囊日论赞在北方筑行宫而居。一日，囊日论赞带着侍从出行，当行至强当巴后山歇息时，侍从琼保?巴布达迪与布穷仁波宰了一头牦牛，煮了一锅肉，赞普吃了牦牛肉后即刻中毒身亡。”[ 觉沃阿底峡发掘，卢亚军译:《柱间史》，甘肃民族出版社，1997年，第61页。 ]《贤者喜宴》、《西藏王统记》、《西藏王臣记》、《新红史》、《青史》、《布顿佛教史》等均未记载囊日论赞的遇害经过和原因，虽然这些史料所记载的事情经过描述有所不同，但无疑的是囊日论赞因毒身亡。
囊日论赞时期不断扩张的王室势力也使得旧贵族同王室之间的斗争日益激化，过去王室同贵族并无明显的等级之分，贵族和王室大致处于平级状态。“君臣常无分轩轾，共坐一堂，饮酒对歌，家臣间亦无高下分阶，举任官员采商议制。”[ 林冠群：《唐代吐蕃史论集》，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4页。]然而吐蕃的进一步发展开始使权力纷争明显化，贵族的权益开始受到威胁。苯教对这时期的吐蕃有很大的影响，这时的吐蕃贵族利用苯教，当上苯教的巫师，成为“神”的代言人，再加上当时吐蕃民众也深信苯教，对于王室的地位巩固其实构成了一定的威胁。囊日论赞被毒杀的事件，深刻影响了松赞干布对贵族教权势力的警惕，使他清楚的认识到政权必须统一于赞普。在这个过程中，松赞干布又充分受到苯教徒的阻挠以及周边国家对佛教的信仰影响，所以笔者认为松赞干布对佛教的引入是有意为之。虽然尕藏加认为“松赞干布对于苯波教与佛教的态度，在原则上一视同仁，未有偏爱不公。只是在它们之间存在的优与劣、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等区分方面，则采取了比较或扬弃的措施”。[ 尕藏加：《吐蕃佛教—宁玛派前史与密宗传承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10页。]但是按照当时苯教在吐蕃的发展情况，以及松赞干布改革苯教以适应王权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再加上“那时，藏土没有文字，他派吞弥阿努之子和随行十六人去印度学习文字”[ 布顿著，蒲文成译：《布顿佛教史》，青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69页。]和周边国“和亲”等都证明松赞干布意识到必须改变苯教在吐蕃凌驾一切权力的地位。吐蕃贵族“利用神权来限制赞普王室的权势，把赞普塑造成具有神格的傀儡，实际的政权掌握在贵族手中。因此历代赞普均致力于打破这层枷锁，极力破除蕃教与贵族的相互攀援、沆瀣一气的恶局。于是寻求新的理论依据，寻求新的精神力量，以替代先前由蕃教教义所建立起来的社会与宗教秩序。”[ 林冠群：《唐代吐蕃史论集》，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 321页。]所以他试图向周边国家寻求“他山之石”，以突破本国宗教文化对自身政权的禁锢。松赞干布兴建寺庙，迎请译师[ 巴卧·祖拉陈瓦著,黄颢、周润年译注：《贤者喜宴? 吐蕃史》，青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5-67页。 ]等一系列事件都能看出他在积极引入佛教。这不仅使佛教文化在吐蕃传播，又能通过这种手段去抑制苯教的发展，继而削弱贵族势力。松赞干布的宗教策略是循序渐进的，对原有贵族势力也未造成严重打击。
二、佛苯之争的实质
苯教作为吐蕃的原始宗教，在吐蕃拥有极多的支持者和拥护者，上至王宫贵族下至平民百姓，苯教在吐蕃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分别为兑苯时期、恰苯时期、居苯时期。[ 尕藏加：《吐蕃佛教—宁玛派前史与密宗传承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东嘎·洛桑赤列教授在《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中对处于兑苯时期的苯教概述为：“这种在聂墀赞普时期出现的西藏地方最早的本教被称为兑本,它是在以前的原始宗教的思想基础上产生的，认为有五界神祖,家神，战神，地方神，亲神等许多不同的神灵,要宰杀牛、羊、鹿等牲灵作祀贡献,并认为人死以后转生为鬼或转生为神，而神鬼死后也转生为人,因而承认有前世和后世。它在历史上又被称为归本教,它并没有什么明确的宗教理论。”[ 东嘎·洛桑赤列著，陈庆英译：《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北京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对处于恰苯时期的苯教特质概述为“到第八代赞普止贡赞普时,在阿里象雄地方有一个叫先饶米沃且的人,把经过印度西面的大食传入西藏的外道自在派的见地和原来的本教结合起来,创立了一种宗教理论,这一派被称为恰本,它不同于兑本。这种新的本教被称为朗先,它根本不承认前世、后世之说，但承认有神鬼,认为神是在人活着的时候保护人的生命的,鬼不仅在人活着的时候主宰人的生命,而且在人死以后由鬼把人的灵魂带走,鬼还能给这个人的家庭和后代继续带来危害,因此需要供奉救护人的神,消除危害人的鬼。这种宗教每年秋天要将一千只公鹿一起杀死,取鹿血献祭,冬天要将耗牛、绵羊、山羊等公畜各三千头杀死,献祭本教神祖,将耗牛、绵羊、山羊等母畜各一千头活活肢解,以血肉献祭,春天要举行名叫‘肢解无角母鹿’的祭祀,将四只无角母鹿四蹄折断,以一血肉献祭。夏天要举行‘本教祖师祭’，以各种树木和粮食‘偎桑’祭祀。在人有病痛时要施舍赎命,视各人经济情况从最多杀公畜母畜各三千到最少杀公畜母畜各一头献祭神祇,人死以后为了制伏鬼魂也要象上述那样杀牲祭祀。此外还有祈福、送鬼、赎替、卜算、园光占卜、预测生死等仪式内容。……所谓朗先或又称为恰本的本教是属于当时西藏地方的原始宗教的一种。”[ 东嘎·洛桑赤列著，陈庆英译：《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北京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至于居苯时期的苯教，东嘎·洛桑赤列教授认为它是苯教教徒在吐蕃王朝崩溃后，将佛教教义内容改为苯教教义内容的一种新创的教理教义的苯教。[ 东嘎·洛桑赤列著，陈庆英译：《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北京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第7页。]
从以上引言可以看出松赞干布时期苯教的祭祀仪式主要是以大规模地杀生为主，东嘎·洛桑赤列教授认为“由于看到大规模地杀牲祭祀对吐蕃畜牧业生产造成的严重损害,松赞干布才下令禁止本教”[ 东嘎·洛桑赤列著，陈庆英译：《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北京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尕藏加也认为“松赞干布还是顺应时代发展，依靠法律手段制止或取消了苯波教以杀戮大量动物或家畜来祭祀神灵的宗教习俗，同时又没有触及苯波教的根本利益，因而纯粹是一种对苯波教的改良举措。”虽然这些都能说明松赞干布的确是对苯教进行了一些改良，但笔者认为这并不能说明松赞干布禁止苯教就只是因为其对吐蕃农牧业造成了损害，更不是纯粹的对苯教的改良措施。松赞干布未执政之时苯教在吐蕃已有一定的影响力，吐蕃王室利用苯教教义来神话赞普的权力，“赞普为天神之子，作人间之王”[ 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民族出版社，1980年版，第162页。]，以此来维护赞普的最高统治地位，并利用苯教的巫法仪式镇抚属民，安定人心。苯教贵族因此享有崇高地位，亦可参与政事，贵族利用苯教，成为神的代言人，控制神权，威胁赞普的王权统治。囊日松赞时期新旧氏族处于敌对状态，且囊日松赞最终在氏族的权力争夺中被毒死。
松赞干布登上赞普之位时，吐蕃政局动荡不安，年幼的赞普在历经吐蕃政权之争后对吐蕃的政权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即吐蕃的政权名义上虽集中于赞普，但赞普无实权去统治各氏族，各氏族名义上臣属赞普，实际上仍是半独立状态，赞普与各氏族之间的联系主要以盟誓方式体现。“盟誓是吐蕃未统一以前，各氏族间分合聚散、合纵连横的一个方法。至松赞干布统一吐蕃，建立王朝政体以后，盟誓作用转为维系君臣之关系，厘定君臣之间的行为规范。”[ 林冠群：《唐代吐蕃史论集》，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2页。]苯教教义认为世界是由并列的许多方格组成，赞普虽为天神之子，实际上贵族与王室同处平等地位。赞普以苯教教义宣扬其神圣的方法亦不能稳固其统治地位。松赞干布在其父（囊日松赞）由于吐蕃内部政局动荡不安被毒死后，对其自身的执政道路有了决定性的影响。他“对毒杀其父的氏族，采灭族的残酷手段进行报复，并平定反叛的家臣”[ 林冠群：《唐代吐蕃史论集》，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4页。]；“派遣众多聪慧大臣……松赞干布复遣十六名聪慧大臣，给以黄金，命彼等赴天竺学习文字”[ 巴卧·祖拉陈瓦著,黄颢、周润年译注：《贤者喜宴? 吐蕃史》，青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2页。]；“继而迎请天竺、泥婆罗诸贤者，广译佛经”[ 巴卧·祖拉陈瓦著,黄颢、周润年译注：《贤者喜宴? 吐蕃史》，青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5页。]等重大事件，加强了整个吐蕃社会的发展，也使佛教在吐蕃正式传播开来。为加强赞普的权力，松赞干布学邻族建政经验、设官及民政；建行政区划、定法律、委任官吏。[ 巴卧·祖拉陈瓦著,黄颢、周润年译注：《贤者喜宴? 吐蕃史》，青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7-58页。] 使吐蕃的政局进一步稳固。“松赞干布制定法令的目的，在于突出与确立赞普的君主地位，使吐蕃政体成为君主集权的王朝政体”[ 林冠群：《唐代吐蕃史论集》，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5页。]。而苯教作为当时吐蕃全民族共同的精神信仰，在吐蕃地区有着深厚的影响力。“由于当时吐蕃赞普的大力推行，又从象雄邀请了许多苯教师来吐蕃传播苯教，到了第八代国王止贡赞普时期，苯教在吐蕃已经成为一个至高无上的普遍信仰，因为越来越多的赞普也信仰苯教，有些赞普的古辛俨然成为凌驾于赞普之上的教主，在政治势力的纵容和民间信仰的普遍尊崇下，古辛的权利开始膨胀，他们不仅从精神上左右赞普的思想，而且开始干预朝政，这种情势越演越烈，最后威胁到赞普的王权及其统治。”[ 才让太：《苯教在吐蕃的初传及其与佛教的关系》，《中国藏学》，2006年第2期。]苯教助长贵族之势，且由于当时的吐蕃主要靠武力征服其他氏族，王室在武力方面可以征服其他氏族，但是并不能让各氏族完全臣服于王室的统治，赞普只能通过引进外来宗教来试图与苯教进行宗教信仰上的“争夺战”，借此改变苯教在吐蕃的信仰地位，抑制苯教在吐蕃政权中的影响，其实质亦是赞普与吐蕃贵族的权力之争。
佛教在松赞干布时期能在吐蕃扎根是因为当时的吐蕃社会适合佛教生存，且佛教教义比苯教教义更适合吐蕃的发展。“松赞干布武力征服青藏高原，统一诸部以后就需要一种能够安抚人心的人文关怀，救世人于苦海的良方，使人们尤其是被武力征服的对手们能够心悦诚服，心安理得地对他俯首称臣，印度佛教的理论恰好迎合了统治阶层的需要。这可能就是他大力推行佛教的真正动因。”[ 才让太：《苯教在吐蕃的初传及其与佛教的关系》，《中国藏学》，2006年第2期。]周边国家在当时已有佛教，虽然吐蕃因苯教在松赞干布之前佛教都传播失败。但是至松赞干布时，对佛教已有所了解。比如在《贤者喜宴》中提到吞米在去学习文字时说道：“我乃荒凉大地之臣，我王大慈大悲，以佛法抚慰臣民，想实行十善王法，然我地尚无文字习俗，遂来天竺学习文字，故请授以文字、声明。”[ 巴卧·祖拉陈瓦著,黄颢、周润年译注：《贤者喜宴? 吐蕃史》，青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2页。]说明松赞干布对佛教采取积极的引入态度，并借用佛教与他国建立联系。“其实 ，他引进佛教主要还是考虑到政治的需要，因为当时的印度、尼泊尔、大食、西域、中国等吐蕃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发展水平都相当高，而且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接受了印度的佛教并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换句话说，佛教对吐蕃已经形成了包围。加上在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接触当中感受到了佛教理论的深奥和新颖，因而，佛教在当时已经成为一种文明的标签和文化时尚，引起了松赞干布对佛教的向往。”[ 才让太：《苯教在吐蕃的初传及其与佛教的关系》，《中国藏学》，2006年第2期。]还有《西藏王臣记》中记载：“那政教兼备，富贵圆满的国王尼萨玛枳学，有一位容貌美丽，令人悦意的赤准公主，并有珍宝财库，以及‘日亲’释迦世尊八岁身量的佛像。他又看见那中原具有万道吉祥门的大城中，有那权威自在，统驭大地的唐皇，他有一天仙般的文成公主，并有赛得过毗沙门那样富足的宝库，以及蔗种释迦牟尼十二岁时的身相等，都是美满无暇。他想到如果聘取两公主为妃，由此中原、尼泊尔所有美满的物质荣华，都能如磁石吸铁般地吸收过来”[ 第五世达赖喇嘛著，郭和卿译：《西藏王臣记》，民族出版社，1982年版，第25页]这些都能看出松赞干布是有意引入佛教，但他吸取先前赞普之经验[止贡赞普被神秘地杀害。虽然关于他的被弑有许多说法，但最主要的也是最令人信服的原因是因为他灭苯，让笃信苯教的大臣杀害了。参见才让太：《苯教在吐蕃的初传及其与佛教的关系》，《中国藏学》，2006年第2期。]，没有强行推崇佛教，而是循序渐进地引入佛教。他兴建各种寺庙，“当建造到一百零八座神殿时，夜晚即被神鬼摧毁”[ 巴卧·祖拉陈瓦著,黄颢、周润年译注：《贤者喜宴? 吐蕃史》，青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19页。]。虽然松赞干布时期所造寺庙是否为一百零八座至今无法确定，但他支持建造佛教寺庙是无疑的。松赞干布自为赞普后所实行的一系列政治策略，符合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提出“关中本位政策”[“盖自汉代学校制度废弛，博士传授之风气止息以后，学术中心移于家族，而家族复限于地域，故魏、晋、南北朝之学术、宗教皆与家族、地域两点不可分离。绰本关中世家，必习于本土掌故，故能对宇文泰之问，决非偶然。适值泰以少数鲜卑化之六镇民族窜割关陇一隅之地，而欲与雄踞山东之高欢及旧承江左之萧氏争霸，非别树一帜，以关中地域为本位，融冶胡汉为一体，以自别于洛阳、建邺或江陵文化势力之外，则无以坚其群众自信之心理。”参见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商务印书馆出版，2011年，第20页。]的研究范式，从而得出松赞干布在面对苯教在吐蕃势力中的地位同赞普王权的地位这一不可调和地紧张关系从外界寻求宗教上的“援助”，想以此削弱苯教势力在吐蕃王朝政权中的影响。
三、佛苯之争的影响
苯教自诞生至被佛教排斥，在吐蕃经历了相当漫长的时期，至今在以前吐蕃地区还有苯教，以及目前的藏传佛教也是佛教吸收了大量的苯教祭祀仪式、神灵等宗教行为而诞生，对吐蕃的影响甚大。公元6世纪后半叶，正值吐蕃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大变革时期。松赞干布通过“佛苯之争”力促吐蕃与周边国家联姻的主要目的是加强赞普的权力，稳固吐蕃的政权。松赞干布实行“和亲”政策，不仅迎娶吐蕃周边国家的公主，而且也娶了吐蕃氏族部落王之女[ 巴卧·祖拉陈瓦著,黄颢、周润年译注：《贤者喜宴? 吐蕃史》，青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17页。]，同周边各国及氏族建立友好关系。在迎娶文成公主时，唐朝皇帝及大臣虽不同意，但松赞干布在“（信中说）：虽然这样做了，如果仍不给公主，我将调遣五万化身兵士杀你，并夺取公主、摧毁一切地区。”[ 班钦索南查巴著，黄颢译：《新红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0页。]因此他不仅仅是臣服于中原王朝，同唐朝建立舅甥政权关系，更为重要的是政治联姻所带来的文化、经济上的互动交流。与文成公主一起来到吐蕃的，更是代表先进中原王朝的宗教文化、农业耕种技术、食物种子、手工业技术以及大量地精美丝织品。随着文成公主进藏，唐朝先进的文化以及生产力对吐蕃的同化，使得吐蕃民众对文成公主的感激之情转化为对佛教的信仰。
佛教在被松赞干布引入吐蕃后逐渐从王室自上而下传至吐蕃各地区。松赞干布时期对佛教的引入使得其后的赞普也开始借用佛教在吐蕃的发展来压制苯教在吐蕃的发展。虽然松赞干布之后两代赞普并未能让佛教继续发展起来，但是其后的墀德祖赞晚年兴佛，其子墀松德赞大力兴佛都是受松赞干布支持佛教的影响[ 巴卧·祖拉陈瓦著,黄颢、周润年译注：《贤者喜宴? 吐蕃史》，青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15-233页。]，并在墀松德赞时期佛教的发展在吐蕃达到巅峰。“墀德祖赞晚年继续保持同汉地的密切关系，他派使者向唐朝皇帝求取汉地佛经千部，并首次朝拜五台山，其间受到唐朝皇帝及汉地僧人的盛情款待。这种以宗教文化交流为特点的汉藏友好关系，在墀德祖赞及墀松德赞两代赞普间甚为突出，值得指出的是，在吐蕃任职并受到特别重视的汉人桑希、巴德武、贾珠格堪等，为此做出的贡献尤为显著，从而获得吐蕃赞普的高度赞扬和宠信，而且通过这种交流使汉地佛典传入吐蕃，影响并推动了吐蕃佛教的发展。”[ 巴卧·祖拉陈瓦著,黄颢、周润年译注：《贤者喜宴? 吐蕃史》，青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15-216页。 ]“佛教势力在赞普王室全力护持之下，发展快速，在吐蕃形成了一个新的特权，不必向政府纳税完粮，不必服兵役，劳逸，以国家财政供养出家僧众，还立法加以保护等。”[ 林冠群：《唐代吐蕃史论集》，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1页。]佛教在这几位赞普的支持下，在吐蕃扎根下来，苯教逐渐从吐蕃王朝中被驱逐或逃至吐蕃周边地区，只能在吐蕃边缘地区发展。以前依靠苯教加强政权的贵族势力逐渐被削弱，王室同佛教为一派，共同加强王权，继而王权得到了巩固。且后期佛教在吐蕃赞普的拥护下，甚至产生了“僧相”[ 林冠群：《唐代吐蕃史论集》，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5-206页。]，并且任用势弱、地位较低的氏族，只因其为出家人，佛教的地位水涨船高。但是其间一直被压制的利用苯教的贵族心存不满，伺机而动。
佛苯之间的矛盾在松赞干布时期初生，直至吐蕃灭亡达到了疯狂状态。松赞干布利用佛教去分解吐蕃内部贵族势力的方法在其后几位赞普遇到政权危机时也被借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传统贵族势力，但其后过度的拥护佛教也导致了传统贵族势力的反扑。“在政教两失的不利情势下，以当时在传统贵族群中，最有势力的韦氏为首，进行反扑。先诬杀僧相勃阑伽允丹，压制佛教势力，再弑杀墀祖德赞，拥立墀祖德赞之弟，掌握了整个朝政。”[ 林冠群：《唐代吐蕃史论集》，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56-457页。]这种佛苯之间长期的宗教信仰不同及拥护者不同的政治立场，最终导致了吐蕃历史上一次次的政争。
“佛苯之争”最终以佛教的胜利落幕，然而苯教也并未在吐蕃地区消失，而是在同佛教的互相排斥中有所融合，并长期存在于吐蕃。“佛苯之争”实际上应是吐蕃内部政局动荡的体现，并非简单的佛教教理同苯教教理之间的排斥。吐蕃王室借用宗教来掌握自身的政治权力，将各氏族的政治权力通过宗教的不同体现出来，以此扩化“佛苯之争”，对一政权的不满通过对另一政权所拥护的宗教的反对表现出来。这种利用宗教体现各自政权的行为，最终表现为吐蕃自身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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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云南师范大学2020年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项目编号：ysdyjs2020169
[基金项目：ysdyjs2020169，2020年度云南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
作者简介：追玛七林（1996— ），女，云南迪庆人，研究生，硕士，主要从事云南少数民族宗教研究。
黄明信著，《吐蕃佛教》，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年，第12-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