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冬梅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摘要：《三国演义》与 《艾凡赫》分别是中西方具有代表意义的历史小说，分别展示出中西方文化不同的核心价值取向。《三国演义》展示出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和重情理的自然人伦秩序。《艾凡赫》则展示出人神分裂的世界观及重科学理性的契约秩序精神。而中国重情理的自然人伦秩序倾向孕育出的是具有集体主义价值取向的文化形态，西方重科学理性的契约秩序倾向则培育出的是具有个人主义价值取向的文化形态。分析比较两种文化核心价值的差异，对全球化进程中的中西交流具有一定意义。
关键词：文化差异；核心价值；《艾凡赫》；《三国演义》
Differences in the Core Value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Taking Ivanhoe and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as Examples
Abstract: As historical novels with representative significance in Western and Chinese cultures respectively, Ivanhoe and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reveal differences of core values deeply rooted in their own cultures.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exposes the world view of the introjections of human and nature as well as human relations that emphasizes emotion and reason. Ivanhoe presents the separation of human and God as well as the spirit of contract which speaks highly of science and reason. Chinese culture that emphasizes emotion and reason is collectivism-oriented; Western culture that stresses the spirit of contract is individualism-oriented. To analyze the differences in the cores values of the two cultures is of certain significance to cultural exchanges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Key words: cultural differences; core values; Ivanhoe;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一、前言
《三国演义》作为中国文学史上公认的一部优秀历史小说，其故事取材于历史，大体与《三国志》保持一致。它展现了从汉代末年桓、灵二帝禁锢善类、崇信宦官、酿成大乱，经黄巾起义到三国鼎立，然后至西晋一统天下这一历史过程。本书第一回，描写灵帝崇信“十常侍”，朝政日非，终导致天下大乱，盗贼蜂起。巨鹿郡张角三兄弟乘势进行黄巾起义，各地应诏进行镇压。此时刘备、关羽、张飞志同道合，在桃园结义，然后兄弟三人一起加入官府讨伐军队，镇压黄巾起义。 第二回描述刘关张三兄弟继续镇压黄巾余党，刘备论功除绶县尉，关羽、张飞追随。 督邮为难刘备，张飞难掩愤怒，进而鞭打督邮，最终三人放弃职位，另投他处。此时“十常侍”手握重权，而灵帝又病笃，何进扶持新帝继位，图谋诛杀宦官，但终是无成。
《艾凡赫》是欧洲历史小说创始人司各特的代表作，其故事发生在十二世纪末英国封建主义的全盛时期，距诺曼底的威廉公爵征服英国已经一百多年了。当时英格兰国王理查一世率领十字军东征，由其弟 约翰亲王代理国内政治。 东征失利后，理查王被困。而约翰亲王则阴谋篡夺王位，在国内施行暴政。被救之后，理查王乔装为“黑甲骑士”，带着其宠臣艾凡赫，在多方支持下，重登王位。本书第一章交待故事发生的大致背景，描写发生在罗泽伍德森林里的一幕。猪倌儿葛尔兹赶着猪群，与小丑汪巴，一路闲聊着回家。本书第二章则描写葛尔兹和汪巴在回程途中，路遇艾梅方丈和圣殿骑士布里昂一行人。艾梅方丈向汪巴问路，欲前往塞得利克家借宿。汪巴戏弄艾梅方丈，指向相反的方向。但在游方教士的帮助下，艾梅一行人终是成功达到塞得利克庄园。
这两部作品都描写了发生在动荡时期的故事，但却展现出中西方在世界观、价值观等核心价值方面的差异。
二、两种世界观
透过《三国演义》和《艾凡赫》这两部小说，我们感受到的中西文化在世界观或说对世界或宇宙存在的总体看法，以及在社会公共秩序倾向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天人合一的文化，具有伦理秩序的倾向性; 而源于古希腊罗马文化及基督教神学文化的西方文化，则展现出人神分裂的特点，明显带有契约秩序的倾向性。
1． 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和重情理的自然人伦秩序
在人类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多层次的，而其中最基本、最原始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自然关系，即以婚育为前提所形成的血缘或血亲关系。血缘在社会发展初期就占着重要的地位。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就认为：国家是由氏族组织逐渐演化而来的，而氏族组织则是血缘关系的结合体，这样就使国家这一政治实体免不了要带有血缘的成份。他说：“罗马人民最初的制度是这样的：公共事务首先由元老院处理，而元老院是由三百个氏族组成的，氏族首长总是习惯于从每个氏族的同一个家庭中选出，随着时间的进展，这些家庭变成了贵族，并且拥有实际权力。”（恩格斯，123）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这种自然形成的血缘关系，不断地被强化、延伸，以至于上升演变为一种制度—血缘宗法制度。这一制度绵延数千年不变，从而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地一大基本特征。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是世间万物的组成部分，自然、人、社会具有本质的同一性，三者间具有天然的一致性。而这种在中国传统社会传承数千年的血缘制度用血缘纽带把自然和社会统一起来，使整个世界成为一个和谐统一的整体，也形成了以追求整体和谐为终极关怀的中国文化价值模式。（黄慧珍，52）
第一章初始，描述了出现的种种异象，温德殿的大青蛇、洛阳地震、海水泛滥、雌鸡化雄、十余丈黑气等等。就种种不详之兆皇，皇帝下诏问其缘由，议郎蔡邕认为“蜺堕、鸡化，乃妇寺干政之所致”。（罗贯中，1）本是自然界所产生的自然现象，但却和政治联系在一起。虽然由迷信的嫌疑，但却是使天为人服务。此外，书中描写了张角的山中奇遇。本是不第秀才的张角，遇到一名碧眼童颜的老人而获得三卷天书，那老人对张角说，“此名《太平要术》。汝得之，当代天宣化，普救世人。若萌异心，必获善报。”（罗贯中，2）得此书的张角，将代天宣化，欲于乱世之中乘势夺取天下，代替“天”，创造一个太平盛世。在这里“天”是与人的兴衰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里显然亦是以“人”为立足点，天与人已合为一体。正如白诗朗在分析牟宗三对儒家传统所作的评论时指出的那样，“人可以作为宇宙间神人兼备的最高秩序的代理，参与宇宙的创造”。（转引自安乐哲，37）而张角进行黄巾起义，就是欲以人的形态，作为“天”的代理去维护秩序，创造新世界。上述事实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世界观。梁漱溟先生曾在《儒佛异同论》中说到“儒家从不离开人来说话，其立脚点是人的立脚点，说来说去总还归到人身上，不在其外”。（梁漱溟，472）梁先生虽只是谈及儒佛的一同，但却涉及其核心。中国传统文化虽是“无神”的，但却深受儒、道、释等各家的影响，尤以儒家为甚。
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重情理的自然人伦秩序倾向。这种重情理的自然人伦秩序倾向注重以血缘为纽带。《三国演义》中，年幼失父的刘备，虽聪慧有壮志，但家里贫穷，幸得其叔父刘元起的常年资助。探求其原因，血缘发挥了重要作用。刘焉发榜招军时，刘备遇到关羽、张飞。三人在桃园结义，“拜玄德为兄，关羽次之，张飞为弟。”（罗贯中，3）这种强调长幼有序和孝悌的伦理秩序对身为长者兼领袖的德行要求很高，更强调德高望重而非武艺高强。张飞性格暴躁、鲁莽。当得知卢植被押，他大怒着要斩杀护送军人。在刘备的劝阻之下，才得以平息这一冲突。当见督邮侮辱刘备时，张飞怒绑督邮，在刘备的喝止下，督邮才挽回一条性命。最终兄弟三人缴还印绶，转投他处。这种自然人伦秩序对于和谐起着重要的作用。“和”是通过各种样式的敬（patterns of difference）而达到的。（安乐哲，93）就家庭而言，是各种样式地敬构成了家庭本身，是家庭成员相互之间事宜的举止行为产生和规定了特定的、合乎礼的身份和关系，并赋予其权威性。（安乐哲，96-96）在社会形成过程中，尤其对于中国封建时期而言，这种家庭内部的敬，在教化过程中通过这些身份和关系不断地被强化、延伸，进而深入整个民族血液里。就像《中庸》第二十章所说“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359）
祖先崇拜是追溯血缘的一种体现，可以使个人获得一种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封建时代，这对每个个人都是非常必要的。尤其对于封建贵而言，可以借此把自己的血统追溯到遥远的传说或半传说的高贵祖先那里，以摆脱个人存在的局限性、孤立性或边缘性。“每一个人的暂时的没有意义的生活剧都在世界历史剧的背景下演完，汇入世界历史，并由此获得了新的更高的和永恒的意义。”（A·古列维奇，161）更重要的还是祖先崇拜“可以作为证明法律上的权利要求的依据”。虽然祖先崇拜也曾毫不例外地存在于西方，但整体来说，毕竟不如中国为盛。本书在介绍刘备，提及其祖先，他是“中山靖王刘胜之后，汉景帝阁下玄孙”（罗贯中，3），虽然现在只以贩屦织席为业，但终是汉室宗亲。谈及宗派时，刘焉大喜，更是认刘备为侄。凭借其宗派，刘备还躲避了几次危机。当张飞怒鞭督邮后，三人转投他处时遭到官差捕捉。刘恢因见玄德是汉室宗亲，便将其藏匿在家，是以兄弟三人避过一劫。
2．源于欧洲传统的西方文化秉承的是重科学理性的契约秩序精神
起源于欧洲传统的西方文化有两个源头，一是古希腊罗马文化，二是基督教神学文化。西方哲学文化强调的是对真理的执着追求。柏拉图哲学主张，人可以为尊严而去追求生命之外的理想，可通过死亡获得一个比此生更有价值的生命。黑格尔则认为，人类宁肯冒着生命危险也要为实现信仰而斗争。（陈志良、余乃忠，15）基督教神学则强调重理性的契约秩序精神。西方文化秉持超越的神学论。在西方“超越”表示“独立于被创造之秩序”。在其最初的用法中，这种超越带着一种对神干预现实世界的否定，因此其蕴含了一种双向超越的意义，即至少在创造活动完成之后，世俗世界与上帝保持相互独立。然而，在之后的用法中，这一概念几乎总是用来指一种不对称的关系，即上帝超越于世界，反之则不然。（安乐哲，28）大多数对犹太—基督教上帝的神学和哲学的理解都使用这种二元对立的概念，试图在肯定上帝与现实相关联的同时，阐述上帝独立于世界而存在。
人神分裂是西方文化本质的宗教隐喻。而这位独立于人的上帝，就是一个超自然的客观原则，有意地决定并维持宇宙秩序。上帝凭借盟约来规范人类，保留他对人的权利。人类是带着背叛上帝地原罪出生的。当上帝无法阻止人类的必然叛变时，他就和人以立约的方式来保留他对人的权利。人与神的关系不再是自然的、必然的、固定的，而是基于一种特别订立的制度，即“盟约”。这种观念深深地影响了西方文化。社会秩序为其他一切权利提供了基础的一项神圣权利。而这项权利不是出于自然，而是建立在约定之上的。（卢梭，4-5）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实际上说明了这种人与人的立约和神与人立约的同构性。因此人与神的分裂是西方社会的秩序之源，也使西方文化形成了重科学理性的契约秩序精神。
在《艾凡赫》中，我们明显能感觉到人神分裂这种西方秩序之源对西方人的生活和思想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尤其是对在西方社会的秩序产生了重大影响。人类与上帝的“盟约”，对后世的社会秩序产生了重大影响，
《艾凡赫》中，展现出浓厚的契约精神。小说第一章指出故事发生在理查一世末期。当理查一世长期被囚禁在海外之时，国内臣民在约翰亲王的统治下，受尽各种暴虐和压迫。各方势力纠集，企图在即将到来的国内变乱中施展雄心抱负。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小地主乡绅需要寻找靠山，以换取安宁。在动乱之前，他们的权益受到法律和英格兰宪法的保护。在危机中寻求靠山，他们可以选择在其府中担任差事。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和靠山“订立一种攻守同盟”（司各特，2）。依靠订立约定，这些小地主乡绅，可以获得短暂的安宁。虽然这种安宁是以牺牲他们的独立的自由获取到的，但是却出自他们自觉或理性的选择。
契约秩序属人的自觉或理性选择，没有自然可作参照物，完全是背叛神的人自己的创造。但契约精神的文化注定充满了人与神之间、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甚至人与自我之间的冲突。就小地主乡绅而言，他们选择以约定来获得安宁，但却失去了独立的自由，而且要承担部分风险，因为根据攻守同盟，他们保证支持其靠山从事任何冒险事业。诺曼征服之后，诺曼国君偏袒本民族，不仅将被征服的当地居民压于其封建枷锁下，还用狩猎法及其他许多与萨克逊宪法精神格格不入的法令压在他们头上。这些法令是具有法律效力的盟约，然而却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前提下。这些法令体现出诺曼民族与萨克逊民族见的民族矛盾。这种民族矛盾，也是源于血缘。血缘是个人获得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的根据之一。
三、两种价值观
价值观是由信念决定的，对个体自由和社会秩序的不同信念导致中西文化价值观的差异。中国重情理的自然人伦秩序倾向孕育出的是具有集体主义价值取向的文化形态，西方重科学理性的契约秩序倾向培育出的是具有个人主义价值取向的文化形态。
1．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
这种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强调个人对社会和他人的责任，《三国演义》中这种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随处可见。当幽州太守刘焉张榜招募义兵镇压张角黄巾军时，刘备因“有志欲破贼安民；恨力不能”（罗贯中，3）而慨然长叹。张飞则自出资财，“招募乡勇”（罗贯中，3），与刘备一同为国家出力。 此外，中山大商张世平、苏双赠刘关张金银和镔铁之举，亦体现了个人对社会和他人的责任。张飞与大商之举也体现出群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大群体利益高于小群体利益。
另外，集体主义价值取向的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对群体式英雄的崇拜。《三国演义》中塑造了众多英雄形象，深入人心，流传久远。其中，较为著名的有桃园三结义的刘备、关羽和张飞，智囊诸葛亮，雄才伟略的曹操等等。在第一回中，描述了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小说中对刘备的描述为“不甚好读书，性宽和，寡言语，喜怒不形于色；素有大志，专好结交天下豪杰。”（罗贯中，2）刘备性格低调内敛，较为理性，善于融入集体中，并因其贤德而或众多英豪追随。相比之下，张飞性格豪放暴躁，行事鲁莽，“声若巨雷，势如奔马”，（罗贯中，3）但是他与刘备、关羽于桃园结义，追随刘备，以刘备马首是瞻，拥有了自己的小群体。群体中必然会出现矛盾，而这种矛盾因为一定的原则而得到控制，并趋于一致的和谐状态。正如《荀子·王制篇第九》所说，“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刚强，强则胜物”。（90）他们三人因“义”而同进退，并在镇压黄巾起义中取得多次胜利。
2． 西方文化具有个人主义的价值取向
西方个人主义的价值取向注重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强调进取精神，具有实用理性或工具理性特征。
这种价值取向崇尚个人主义的英雄人物，看重个人的能力、奋斗精神和技艺。圣殿骑士布里昂就是一个例子。“他的一双炯炯有神、锐利乌黑的眼睛略一转动，都看出他经历过无数冒险，克服过无数困难，同时也显示出他决不容忍任何人对他的愿望加以违抗，而是要凭借他的勇敢和意志扫除自己道理上的一切阻碍。”（司各特，12）从他的眼神可以看出，他凭借自己的勇敢和意志，不畏艰险，积极进取，经历过无数冒险和困难，实现自己的价值，使人敬畏。他今日所取得的成就，迫使他人无法违抗他，如有违抗，他也会扫除一切阻碍。 此外，崇尚强者的文化特点还表现在对布里昂的体格描述中。布里昂“瘦高个子，体格雄健，肌肉突出，有一幅力士身架。”（司各特，11）长期劳顿和经久锻炼，使他浑身全是肌肉和筋骨，让他能经得起无限的辛劳。
就西方个人主义的价值取向而言，具有实用理性的特点。在《艾凡赫》中，艾梅方丈就是一例。艾梅方丈不是一个虔诚的上帝追随者，他的许多作为都是违反教职誓言的。他看过一些书，是为了使自己在那些胸无点墨得人中显得有学问，加上他的谈吐举止装得轩昂不凡，这又使他借以显示教会和僧侣的权威，给人圣洁的印象。此外他为人慷慨好施，但只是为了遮掩其罪恶，而不是借以施舍来赎罪。他的一切作为，都是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满足自己的欲望。而对于他人而言，艾梅方丈是何种性情的人并不重要。例如那些妇人小姐，只要有男人肯拜倒在她们裙下，用各种本领让她们排除寂寞，就不会计较这个人的道德品行。就平民而言，尽管艾梅方丈挥霍修道院的款项，但只要他有一定余款向农民们布施，他们就不会计较，只要能让自己因为他的周济而免于灾难就行。尽管小说的第一二章描述了一个堕落动乱的时代，但是以上人物的行为却展示出个人主义价值取向的实用理性或工具性特点。
四、结语
《三国演义》根据历史事实，以小说的形式和魅力，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和中国重情理的自然人伦秩序。这种自然人伦秩序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又孕育出具有集体主义价值取向的文化形态。这种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在《三国演义》中表现为个人对社会和他人的责任及对群体式英雄的崇拜。《艾凡赫》则展示出在人神分裂本质的世界观下，源于欧洲传统的西方文化秉承重科学理性的契约秩序精神。这种契约秩序倾向则培育出的是具有个人主义价值取向的文化形态。这种个人主义的价值取向在《艾凡赫》中表现为注重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崇尚个人主义的英雄人物，且具有实用理性或工具理性特征。通过学习文学作品中展示的文化差异，对于日益频繁的中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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