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陆军航空兵学院 北京 101123
摘要：当下，美国对华发动贸易、科技以及人文领域全面压制围堵政策与里根政府对苏政策具有一定的相似相关性，其历史逻辑及发展启示值得探究。里根政府20世纪80年代对苏遏制瓦解政策涵盖了军事安全、经济发展和地缘政治等方面。特朗普上台以来对华推行强硬政策，但今非昔比，重拾旧技重演冷战不会行得通。汲取历史经验，把握战略定力，对中国稳妥应对新时代中美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里根；苏联；特朗普；对华政策；遏制；竞争
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末发生的改变世界格局的重大地缘政治事件，对于里根时期美国对苏政策与苏联解体之间的因果联系，关键历史亲历者给过了不同评判 。其原因固然是苏联内部矛盾加之美西方势力蓄意破坏交织叠加而引起共振所致，但里根政府所推进遏制瓦解政策的催化作用也不可低估。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特朗普政府重拾“里根主义”，越是以冷战意识形态张狂阻遏中国崛起和民族复兴，中国更应沉着冷静，稳妥因应挑战冲突。
一、遏制瓦解：冷战背景下里根政府对苏政策分析
20世纪70年代，苏联的扩张达到顶峰，当时无论是苏联还是美国学者，都认为美国正走向衰退，认为苏联拥有高效集中的体制，可以充分利用资源，美国只能寻求与苏联的共存之道。1981年1月里根入主白宫后，出于对苏联共产主义体制一种近乎出于本能的抵触 ，不断清晰和密集地称苏联为威胁和侵略者，甚至是“邪恶帝国” 。里根摒弃了对苏缓和政策，在军事安全、经济技术和地缘政治等领域对苏采取全面进攻战略，更试图从内部改变苏联政权和社会主义阵营。
苏联热衷于军事扩张维持霸权，里根就秉承“以实力求和平”原则，大搞军备竞赛和“低烈度战争”消耗拖垮苏联。里根第一任期军费开支总额为15000亿美元，经历了美国历史上和平时期最大规模的军备扩张。一是提出战略防御计划（SDI），声称要投入1万亿美元研发先进反导系统，使苏联在虚假的项目上耗费了数千万美元而一无所获。二是通过打代理人战争，向阿富汗“圣战者”提供毒刺导弹等先进武器装备，给苏军造成致命打击，使阿富汗成为了苏联“流血不止的伤口”。苏联先后部署150万军队在阿富汗作战，为此耗费450亿卢布。为保持与美大致平衡的军事实力，80年代苏联军费开支持续增长，约占国民收入的1/4和财政支出的1/3，大大超过其经济承受能力。
冷战时期，美“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就是要通过推行民主，逐步改变苏东国家政权的性质，最终实现不战而胜。为此，里根发起了“促进民主运动”，培植苏东国家内部反共力量，策动“颜色革命”。一是通过罗马教廷向波兰团结工作及其他东欧国家反政府组织提供支援，一旦苏联控制力下降，团结工会将成为苏东内部的尖刀。二是资助“美国之音”和“自由欧洲电台”，以西方自由化思潮侵蚀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基础。污化苏联形象，特别是掀起对斯大林时期统治揭伤痕，称苏俄始终是向世界输出革命不稳定的根源，号召意识形态上对苏进行自由民主“十字军讨伐” 。为了对抗苏联，里根还联合了一切可以结盟的对象，分化瓦解社会主义阵营，包括对华采取拉笼现实主义政策，严重削弱了苏联在中亚和越南的势力。
苏联虽然地缘扩张野心勃勃，但也面临着国内经济与资源的压力，里根认为经济遏制是延缓或迟滞苏联军事能力发展的首要选项。苏联经济脆弱性在于作为战略物资的石油、美元和粮食高度依赖国际市场，苏联硬通货收入依赖的主要来源是石油、天然气和武器出口，西欧对苏联油气资源的依赖一度达到65%。 苏联每年大约有2000名苏联和东欧人以非旅游身份进入美国，通过秘密方式获取科技情报 。中情局的《苏联获取西方技术》列出了计算机、通讯和雷达等12项苏联向西方获取的关键技术清单。 1984年的《苏联军事力量》提到近800个技术转让个案，近一半涉及电子、计算机和生产装备 。1982年11月，里根签署第66号国家安全决策指令，确定了对苏“三位一体”战略，即从石油、技术和财政3个方面对苏联的经济空间进行挤压。一是里根政府联合沙特等石油大国将油价从1980年35.52美元/桶降至1986年的13.53美元/桶，至此到1989年，石油价格没有超过18美元/桶 ，苏联每年大约损失200亿美元。石油价格的下跌是弱化苏联经济基础的关键，由此导致的硬通货收入减少对苏联经济产生了致命性影响。二是里根政府1982年向巴黎统筹委员会提出扩大100多项对苏限制清单中的58项，尤其是用于军事用途的高技术项目。1975年在美售苏全部产品中高技术产品一度占32.7%，但1983年这一比例就下降到了5.4%，至1986年苏联已不能合法地买到美西方国家的高技术产品了。技术控制措施对于当时急需先进技术的苏联经济改革来讲，其消极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三是苏联财政消耗雪上加霜，主要体现在代替西方技术的研发成本、阿富汗战争支出、支援波兰支出和维持油田成本这四项费用从1982年的80亿美元增加到1986年的150亿美元，而同期苏联因出口减少、西方投资和贷款缩水所导致的损失从90亿美元增加到360亿美元。苏联对西方国家的总体硬通货债务在1986年仅较前年就大幅增加140亿美元，达到360亿美元。
对于里根政府采取的遏制瓦解政策，苏联做出了内部政策回应和调整。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启动“新思维”主导下的改革，为里根政府改变苏联体制和政策提供了“一次绝佳的里应外合的机会”。美著名专栏作家克劳瑟默称，“戈尔巴乔夫当政一天，就是苏联走向垮台的一天。我们的最高利益，就是帮助他继续掌权”。 但是，苏联内部政策的变化和调整相对于其长期的历史积累、庞大的国家规模来讲效果有限，苏联自身经济结构的僵化和固有性结构问题及70年代在第三世界的扩张，都致使80年代其内外形势已不容乐观，里根政府的对苏政策只是苏联解体的外部助推力量，而非决定性力量。戈氏改革让尔后的布什政府及时抓住机会，打赢了这声“没有硝烟的战争”。
二、目标与策略：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与里根政府对苏政策延续比较
纵观20世纪以来的美国外交史，其对外政策带有较大的延续性，即通过推行两洋战略，防范和遏制欧亚大陆出现挑战美国霸权地位的国家或国家集团。
从目标上看，里根政府对苏政策目标是要以实力为后盾，通过军备竞赛等消弱拖垮苏联，恢复“美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 里根政府对苏政策初衷是扭转美守苏攻的竞争态势，把苏联影响推回到它自己边界之内，保持美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地位。苏联解体应该说是里根政府对苏政策的意外收获。 特朗普以“美国优先”为指导的内外政策正在牵动国际关系格局发生重大而深刻的调整变化。中美结构性矛盾突出，美作为守成大国不会放弃围堵打压中国的战略企图。特朗普政府对华发动贸易战、科技战的真正目的是要扰乱和阻断中国崛起进程，让中美实力差距始终保持在安全区间之内。兰德公司2020年8月发布的《中国的大战略：趋势、发展轨迹和长期竞争》研究报告认为，中国在本世纪中叶可能出现四种情况：（1）完胜的中国（triumphant China）；（2）崛起的中国（ascendant China）；（3）停滞的中国（stagnant China）；（4）内乱的中国（imploding China）。可能性大小依次是崛起、停滞、内乱和胜利，而这四种情况可能产生的中美关系有三种潜在的发展轨迹：（1）平行发展的合作伙伴（parallel partners）；（2）相互碰撞的竞争对手（colliding competitors）；（3）互不干涉的分道扬镳（diverging directions）。预测到本世纪30年代中期，中美可能有能力在广泛的冲突领域展开竞争。因此，特朗普政府首先在经贸领域向中国发难，特别是对华进行高技术封锁，目的是釜底抽薪，从根本上解除中国对美构成长期威胁。
从策略上看，特朗普以里根为师，为打压主要竞争对手，采取的都是秘密与公开相结合的全方位的进攻策略，其对华政策与里根对苏政策有相似之处，也有所不同。一是两者均谋求单边优势和绝对安全。里根政府总体上延续了二战后美历届政府奉行的对苏遏制战略，但要“超越遏制和缓和”，即所谓的“新遏制战略” ，从而在1981-1985财年安排军事开支增长率分别为17.6%、17.6%、13.3%和8.3%。 特朗普政府2017年将中国定性为美“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即从零和博弈角度看待中美关系的未来。但2018、2019财年军事开支年增长率为13%、2.3%，投入力度后劲不足。二是两者均重视打经济战，试图通过制裁封锁拖垮对手。但当年美苏分属两大平行而对立的市场，里根政府对苏经济政策影响相对有限。但今天中美经贸人文联系密切，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牵一发而动全身，其溢出效应会蔓延扩大。三是两者带有深厚的意识形态色彩，里根是“美历史上反对共产主义最坚定的总统”，矢志要把共产主义“扔进历史的垃圾堆”。 特朗普作为一个白人至上主义者，同样有着对外输出美式价值观的使命感。 四是两者均构建联盟安全网络对冲制衡竞争对手，分担霸权成本。但里根政府更多通过援助等手段巩固扩大资本主义阵营，分化瓦解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东欧阵营。而特朗普政府虽也声称“盟友和伙伴是美力量的源泉和主要补充”， 加强印太联盟和“五眼联盟”对华立场行动，但出于对“美国优先”考虑，不愿再让“搭便车”，美盟反华阵线难以形成合力。五是两者性格作风均强势，里根较为理性现实，虽然保守但不走极端，决策过程尚有章可循。特朗普则是一个商人出生的总统，喜欢表演，藐视规则，其决策过程有较大的投机性和赌博性。
比较分析美国对苏及对华在目标、策略层面的固守与变化可以看出，中美全方位竞争态势或许难以避免，当前中美关系正经历自建交以来最为深刻和非同寻常的转型调整，所面临的风险挑战前所未有。但物换星移几度春秋，今天的世界与冷战时期已大不相同。一是中国与苏联不同。美苏实力对比一直存着较大的差距，所以在与美竞争中苏底气不足、耐力有限。而中国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并成功融入全球化。二是美国也已发生变化。里根政府经过8年努力，基本实现了“振兴经济”的目标，为美打赢冷战奠定了基础。而特朗普治下的美国，乱象众生，特别是奉行“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一定程度削弱了美软实力。三是世界多极化趋势走深。里根政府时期，美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盟主领导建立了反苏统一战线。但进入21世纪，全球化和网络科技将世界各国间相互依赖的程度不断加深，东亚一体化、中欧战略合作都在向好发展。
三、竞争合作：大战略指引下的中美关系现实政策选择
习近平主席指出，“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鉴，才能避免重蹈覆辙。” 历史上，里根执政的八年是苏联内外交困的时期，在美苏互动规模和领域有限的前提下，围绕军备竞赛、技术禁运、能源掣肘对苏联经济和军事发展的实际影响也比较有限。苏联与西方经济联系没有形成相互依赖，因此不具备行动上回应美国经济战的主客观条件。当下，中国是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经济规模、影响力与世界经济的交织程度远非当年苏联可比，中国具有回应美国打压遏制的决心、手段和实力。
国家崛起与衰落原本是国际政治中一种常态式现象，也必然是一个充满挑战与冲突的过程。国际政治学家罗伯特•吉尔平指出，国际政治变革在历史上主要表现为居支配地位大国的衰落和新兴统治大国的出现，“守成国”往往有可以有三种选择，一是消除增加统治成本的因素，如削弱或摧毁可能的挑战者；二是扩大耗费足够的安全防卫圈；三是减少国际义务。“新兴国”不可能不遭遇遏制，不可能不付出代价。在多极或两极体系下，“新兴国”发展环境相对宽松，而在单极体系下发展压力则更大。国家崛起是战略定力的测试，更是治理能力的考验。历史经验表明，国家崛起只有两条路径，一是拒绝承认现有国际体系结构的合理性，发展自身能力，推动现有体系的变革；二是承认现有国际体系，积极参与其中，不断提升自己的国际势能。国家和平崛起，避免“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是可能的。
“大战略”（Grand Strategy）就是要在国家宏观愿景下，将国家长期目标和手段联系起来的发展过程，具有较大时间跨度且关系国家安全和生存状态。新兴之国尤其需要有谋定30年抑或50年的大战略，保持战略定力，善用战略“机遇期”，善驭战略“挑战期”。
当今，美国国内的极化现象不断加重，1%的最高收入群体财富比例不断上升，而50%的贫穷人口的收入没有实质性增长，美国政府没有合理进行二次分配调节或改革，造成社会族群矛盾重生。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使美国没有足够的精力和财力像过去一样为全球经济秩序付出，出现不断“退群”。这种“退群”只是美国以退为进的战略调整，策略上不愿再为世界提供免费服务，不能简单误判为美国的衰退。为此，中国决策层一是摆脱认知“误区”。美国左翼经济学家海尔布伦纳曾批判知识界：“看起来越接近右翼，就越有历史的预见性，越接近左翼，这种历史预见性就越少。” 特别是以左翼为主的西方知识界一向唱衰美国，当年里根上任时他们认为苏联不可战胜，苏联解体后他们又开始论述苏联必然灭亡。二是防止全面“脱钩”。美国对华遏制竞争将是全方位的，不仅在贸易领域，还会在投资、技术以及人员交流领域强化限制。正因如此，中国更需要与美国保持经贸领域合作，中国不仅要履行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而且要积极开展第二轮贸易谈判，参与推动国际贸易新规则制定。三是规避战略“诱捕”。美国幕后挑动香港、台湾、印度的策略就是故技重施。中国要保持战略自信，对形势有清醒的认识，防止盲动和自负的行为及其不可控后果出现。四是避免加速“失重”。历史上大国冲突大都是因战略误判和反应过度而引起，“认为冲突不可避免的预期往往成为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 里根第一任期美苏紧张对峙，有时甚至到了剑拔弩张的程度，但双方都心照不宣的遵守一个游戏规则，即不挑战对方的核心利益，努力将危机管控在一定限度内。
“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中美竞争最终还是靠实力说话，只有练好内功，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戈尔巴乔夫新思维主导下的改革，全盘否定苏共和苏联历史，搞乱了党心民心。美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在总结苏联解体教训时称，“苏联败在了意识形态上，败在了对马列主义、对社会主义信仰的动摇上”，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殷鉴不远，教训深刻。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加速了这个大变局的演进，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面对世界变局下的中美关系，中国最主要定力就是制度优势显著、物质基础雄厚、发展韧性强大、社会大局稳定。大战略讲求从长计议，中国和美国作为大国，都要致力于形成一个既有竞争，同时又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合作关系。未来30年中国在跨越坎坷和不利基础上不断崛起是可能的场景，一个纵然激烈但保持良性的竞合关系，即“竞争+合作”的关系，对中美乃至整个世界都有利。历史是一面镜子。历史长河犹如长江之水，大浪淘沙，不时亦有回流污浊，浩浩荡荡，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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