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公共性的内涵及其扩散

发表时间:2019/8/29   来源:《知识-力量》2019年10月40期   作者:范德志
[导读] 公共性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是在公私领域、公私部门分化和分立的过程中被认识的。并且“公”与“私”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时期的内涵是不尽相同的。我们对公共性内涵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进一步的了解公共性在何时何地得到进一步的扩散,在20世纪80年代始
(黑龙江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0)
摘要:公共性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是在公私领域、公私部门分化和分立的过程中被认识的。并且“公”与“私”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时期的内涵是不尽相同的。我们对公共性内涵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进一步的了解公共性在何时何地得到进一步的扩散,在20世纪80年代始,以新公共管理运动为旗帜的政府改革运动,使得公共选择理论、委托—代理理论等理论得到不断发展,在改革的进程中加速了民主的没落,促使非政府部门不断涌现。新公共管理运动在实践中得到了积极响应,并赋予治理外包以合理性,使原先治理主客体间的边界变得模糊。由此,引发了公共性的扩散及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局面。
关键词:公共性;新公共管理运动;治理主体多元化;非政府部门

 
          1、公共性是一个历史性问题
          哈贝马斯是一位在公共性问题上做出杰出贡献的西方学者,在哈贝马斯的理论研究中,他从历史的角度对“公共性”进行分析,进而指出:“在英国,从17世纪中叶开始使用‘公共’(public)一词,但到当时为止,常用来代替‘公共’的一般是‘世界’或‘人类’。同样,法语中的‘公共(Le public)一词最早也是用来描绘格林字典中所说的‘公众’,而‘公众’一词是18世纪在德国开始出现,并从柏林传播开来的;到这个时候为止,人们一般都说‘阅读世界’,或干脆叫世界。”哈贝马斯把目光集中于“公共领域”的“公共性”问题的研究,“公共领域”概念描述的是一个介于私人领域与公共权力领域之间的中间地带,它是一个向所有公民开放、由对话组成的、旨在形成公共舆论、以大众传媒为主要运作工具的批判空间。哈贝马斯指出:“本来意义上的公共性是一种民主原则,这倒不是因为有了公共性,每个人一般都能有平等的机会表达其个人倾向、愿望和信念,即意见;而是只有当这些个人意见通过公众批判而变成公众舆论时,公共性才能实现。”
          根据我国《辞海》的解释,“公”的中文含义为“公共;共同”,与“私”相对。正如我国重要的典籍制度书籍《礼记·礼运》所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其意是施行大道的时候,天下是人们所共有的。《汉语大词典》中,“公共”意为“公有的,公用的,公众的,共同的”。我们可以知道,“公共”一词在中文的语义中强调多数人共同或共有的内涵。
          农业社会时期也有关于“公共性”的问题。农业社会时期由于不存在着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分立,其中“私”的确切内涵主要是指作为社会单元的家庭里的事务,这种“私”更多的是与家庭相联系的;而“公”则是指超越家庭范围的整个社会大集合体的事务,它不属于家庭事务,甚至与家庭相对立的一种事务。在这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历史阶段,公与私它们之间的概念相对模糊不清,在农业社会的统治型社会治理意识形态下,人们反而对“公”越加渴望,那时候的人们普遍崇拜“大公无私”的社会状态。人们虽然没有明确的、清晰的“公”,但人们却崇拜“公”。到了工业社会的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下,人们反而更多的关注点集中在私人利益之上,这种治理模式是在公私分化的条件下逐渐发展起来的。在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私”虽然在价值层面是恶的,但“私”却是“公”的目的。公共性概念的提出虽然没有改变工业社会中的公、私特性,却赋予了公共领域以理性,使“公”成为了服务于私人利益得以实现的操作工具。
          2、新公共管理运动与公共性的扩散
          我们对公共性内涵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进一步的了解公共性在何时何地得到进一步的扩散。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化以及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以美国、英国、新西兰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政府改革运动。到了20世纪90年代,英国著名学者胡德将这场运动命名为“新公共管理运动”。这场大规模的改革浪潮席卷了全世界,并发展成为大多数国家政府改革模式的主流选择。尽管西方各国政府改革的起因、战略、力度等都有所差异,但都具有一个相同的内涵,即是公共产品由私人部门来提供,并采用经济学中的公共选择理论、委托—代理理论等,引入市场机制,来提高公共管理水平及公共服务质量。这样以来政府必然会在公共产品的领域与私人组织去签定合同契约关系。在这一点上,它超越了启蒙思想时期划定的界限。我们可以了解,在启蒙运动时期的社会契约思想,它的思想主题是政府是为了履行契约而所得的产物,政府它是是公民与社会共同意志的体现。政府并且也是契约的结果。我们知道社会契约论规定的,政府与社会之间,是不存在有契约关系的,社会在签定完契约后,它会赋予政府某些使命,政府只是为了承担起这种使命,而不能成为与社会签约的主体。整个社会在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影响下,社会这个重要的角色不仅是委托人,而且又反过来成了代理人。同时,政府在这种情况下,也获得了代理人与委托人的双重角色。作为代理人这个角色,政府把原先本由自己称当的责任转移给了社会,从而变成了委托人。作为委托人,政府又拥有着行政的力量,并把这种力量运用到了合同之中,使契约关系发生变异。形式上看,这种关系与非政府部门之间的契约关系没有多少差异,但在实质上来看,却与非政府部门的契约关系不同。所以,笔者认为新公共管理总体而言是一场以政府与私人部门签定合同契约关系为主要内容的市场化运动。
          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新契约关系的建立,的确对公共性的扩散有着积极的影响,并把这种关系扩散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但这种关系也会包含着某种反民主的倾向。在实践上看,政府运用合同外包一系列的竞标手段,激化了不同社会组织与团体之间的竞争,使得社会出现进一步分化,阻碍了社会内部的民主化进程。更为重要的一点在于,政府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颠倒,可能会使得社会更加依赖于政府,从而在根本上不利于政治生活的民主化。
          我们可以说,早期民主政治的内涵在于要求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界限要划清。

新公共管理运动中,原先由国家所提供的公共产品或服务也转移到了社会之中。这样以来社会也承担起来政府所不具备的职能。由于社会承担起来这些原本由国家所提供的社会治理功能,所以社会与国家及其政府分立的格局发生了变化,这样以来社会自身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最为重要的在于,社会因为承担起来合同外包功能而必然的获得了一定的公共性。我们可以知道,工业社会时期的治理体系的建构是基于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分离和分立而建立起来的,这种分离使得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界限变得十分清晰。我们可以从密尔的“有限政府”这一理论了解到,政府与社会他们两者的关系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管理者对被管理者的干预与控制都是很少的。政府管该管的,并且对政府的职责作出了明确的要求,这样社会与政府之间的界限就十分清晰。这就有利于社会组织更加独立的去行动,也就为社会组织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
          新公共管理它并没有破坏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这场影响广泛的运动并不是让国家逾越其“领地”而去入侵社会,也不是让国家及其政府走出自己的“领地”,它是把社会拉入到自己的视域之内来去对待,追求的是政府与社会之间更加密切的合作。尽管这种现象的做法主要是治理及合同外包的手段,但就其影响而言,它打破了国家对社会治理方面的垄断状态,模糊了政府与社会组织的界限,造成了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局面,促使众多非政府部门的涌现,这样以来,引发公共性的扩散。
          3、非政府部门领域公共性的扩散
          20世纪80年代掀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政府在合作外包这个“舞台”上需要更多的社会组织与其合作,这样才可能及时有效的处理公共事务,因此这种“舞台”所构建的合作模式也会不断的促使“第三部门”的涌现,“第三部门”在公共物品的提供方式上不同于政府那种垄断性提供,与政府相比较而言,非政府组织提供的产品更具多元化,更具竞争力。它的多元化体现在私立医院或者独立性的研究机构这种准市场环境运行下的非政府组织,也会有像慈善机构、宗教组织等远离市场的组织机构。在市场或者非市场的平台上,政府和非政府部门在一些共同的领域,面对共同的目标,开展相互竞争性与补充性的服务。政府在宏观层面提供政策指导,非政府部门在微观层面向个人或者社区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他们二者分工合作,有力的促进了社会治理目标的达成。现代社会的进步日益需要非政府组织或部门在公共事务中需要密切的与政府部门合作,从而结成合作伙伴关系,以此展开社会治理活动。
          这些非政府的组织或部门独立于政府之外自主的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同政府平行的在市场这个平台上进行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与合作。在市场竞争平台上,非政府组织不断的活跃在社会治理活动中,由原先模糊的治理者角色,使得现在的治理者角色变得越来越清晰。在今天的社会大背景下,非政府组织的私人性色彩正在不断地退却,而其公共性色彩正在不断的加深。其实,“第三部门”在社会治理中不断体现出的公共性又会反作用于其他的社会治理主体,并进而不断地型塑“第三部门”的社会治理活动。非政府部门领域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不断的加强与政府之间的合作,非政府部门也会作为一个“主角”这样一个角色来参与到社会治理活动中,非政府部门在参与的过程中不断的激发自身存蓄的力量,不断的与政府进行合作。这样的政府与非政府部门合作的治理外包现象不断普遍化到与政府合作的社会组织中,不断的促使更多“第三部门”的出现。这样以来使原先与政府合作的社会组织的性质发生变化,使其获得一定的公共性。至此,与政府部门合作的社会组织又进一步带动其它社会组织,将自身的公共性特性反映在更多的社会组织部门当中。除此,众多研究表明我们的世界也会存在着众多的自组织,这其实也就包括了非政府组织,这些组织成立以后,他们会自主的制定规则,并要求各方要去遵守,成员之间会相互信任和共同遵守,以此来维护公共利益。著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通过对公共池塘资源的治理之道研究中了解到,社会自组织之间他们会自主独立的制定规则体系,并在互相承诺的基础上去维护公共池塘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这样以来社会治理主体就会出现出由政府与非政府部门及其社会治理主体等多元素构成的一个偌大治理系统。并且,这个治理系统不会与以往传统的官僚体制这种僵化木讷的组织模型相同,而是在社会治理活动过程中扮演着各自更加积极、独立、自主的角色,并且通过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以合作的方式去展开社会治理活动。
          4、结论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信息化以及知识经济到来的时代,这个时代充满了诸多不确定性与复杂性的事物,我们的共识越来越难以达成。共识的难以一致性却不能阻碍我们对公共性的追寻,现时代我们大家所不同只是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只是各个社会治理力量的多元化。在各个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并存的这个时代,我们更要用理性、历史的眼光去看待公共性问题。因为公共性对于我们来说以及对于整个国家的社会治理来说,它的意义在于它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重要支撑性条件之一,它也是社会治理的目标所在。所以我们必须密切关注与研究公共性问题。
          笔者认为公共性是一个历史性问题,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有助于强化我国对基础理论问题的深入研究。此外公共性问题更与社会治理联系密切,当前非政府组织在整个社会治理系统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这样以来,政府垄断公共产品供给的局面被打破,更加广泛的社会力量涌入市场这一平台,其结果无疑是公共性的扩散。对公共性的追寻,要根据新时代发展需要和新环境变化的需要,去积极探索多元治理主体的合作治理形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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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73.

作者简介:范德志(1995.12-),男,安徽省安庆人,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路黑龙江大学,行政管理专业2018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行政管理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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