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义觉迷录》中曾静对雍正形象的认识来源

发表时间:2019/8/8   来源:《知识-力量》2019年9月37期   作者:于璐
[导读] 100年前的5月4日爆发了以广大青年学生为主的爱国群众运动,迅速蔓延全国燃成熊熊烈火。这场运动是一次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爱国是五四精神的主旋律。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时代赋予五四精神以“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勇于奉献”的新生命力。作为当代青年,我们必须以此为动力,抓住机遇,勇于改革,破除一切阻碍社会进步的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努力奋斗。

(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东 济南 250358

摘要:曾静案中曾静在投书中给雍正塑造了一个失德暴君的形象,但《大义觉迷录》曾静在供词里又把雍正塑造成了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圣君形象。通过分析《大义觉迷录》原文,对比曾静心中雍正形象的变化,追溯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在《大义觉迷录》中,曾静对雍正个人形象的认识前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是那些因素导致了雍正“暴君”形象的形成,又是那些因素促成了曾静心中“从古所未有”的仁君形象的形成呢?

 


一、曾静投书中雍正“暴君”形象的来源

《大义觉迷录》中曾静的一些供词交代了雍正“暴君”形象的来源。其中,吕留良的影响是首要因素,因为他给曾静的“谋反”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在《大义觉迷录》曾静的供词中,多次表示其按照地域民族区分华夷的思想是受吕留良的影响,“据曾静供称生长山僻,素无师友,因应试州城得见吕留良评选时文,内有妄论夷夏之防及井田封建等语,遂被蛊惑。”1受吕留良的影响,曾静坚定的认为清朝入主中原是“夷狄侵凌中国”2,对大清有明亡之恨,夷狄在时人心中都是化外人,野蛮人,雍正作为夷狄之君,失德残暴也是合理之事。

另外,谣言也是雍正“暴君”形象的重要来源。曾静自称身处偏僻山谷,皇上的圣德不得骤闻,为谣言所蛊惑。他在供词交代所谓的皇帝倒卖粮食、杀人、霸嫂为妃以及雍正在宫中的种种秘闻皆是听信谣言。曾静还说出了某些流言的出处,像是宫中的秘闻和岳钟琪将军的相关谣言是听信于茶陵州人陈帝锡,雍正霸嫂为妃的谣言则是听信于衡州路上押解一个犯官。但还有大量有关雍正负面形象的谣言,曾静并不能列出具体造谣和传谣之人,只声称自己“误听谣传,发狂作乱”3。我认为,在审判中,曾静所供出的谣言来源的不确定性是雍正皇帝向天下刊行《大义觉迷录》的一个重要原因,只有这样,才能让那些不为人知的造谣者和传谣者从谣言中“觉迷”。

在供词中我们不难发现曾静对雍正形象的描述不单单是来自于谣言,一些既定事实的发生对谣言变成现实起了很好的催化作用。曾静在文中也列出了他亲眼所见的事实,如“洞庭湖滨偶被水灾,不能安业之民,盖人生疾病痛苦,饥寒劳瘁,忍耐不过,多呼天呼父母”4。这类灾异现象很容易让曾静把人民的苦楚与暴君的失德联系在一起。

总体来看,曾静投书中雍正的暴君形象是受吕留良“夷夏之防”理论影响以及自己对经义的理解,把满族定义为“夷狄”。在把雍正定义为夷狄的基础上带着固有的偏见听信了那些有关雍正的负面流言,有根据身边发生的灾异进一步认为天降灾异定是上天对暴君的谴责。就这样,曾静心中雍正的“暴君”形象就产生了。

二、曾静供词中雍正“仁君”形象的来源

雍正皇帝编纂《大义觉迷录》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自己树立明君形象,其中雍正的上谕是这本书的精华部分,但是这本书所起到的教化作用却反映在曾静的供词中。雍正在曾静的心中的形象由暴君变成了千古明君,也正是这本书所要达成的目的。值得我们思考的是,曾静对雍正暴虐形象的“觉迷”是如何达成的?

伏读圣谕,感知皇上圣德。雍正的上谕阐述了自己儒学治世的政治思想:驳斥了以地域区分华夷的观点,提出了华夷一家的理论;论及了清朝的得统之正,强调天命归于有德之君;强调纲常伦理大于华夷之辩,维护儒家纲常伦理。雍正的上谕中也论及了因地制宜地经济思想,罗列了本朝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就。除此之外,还不遗余力的揭露了一些宫闱秘事一此来证明自己并不是“谋父、逼母、弑兄、屠弟”的奸佞之君。这些上谕对生长在偏僻之地,难蒙圣德的曾静影响颇深,“伏读圣谕谆谆,光被四表,始觉心神开豁,脱然得悟从前之非”5,上谕推翻了他对雍正固有的成见。

官员的宣传。钦差对上谕的进一步解读和宣传,让曾静对雍正的圣德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在供词写道:“迨至去冬奉钦差大人审问,传宣圣德,已知从古盛世帝王莫与伦比;而且详告本朝来龙兴功德,事事仁至义尽,得统之正,全是天与人归。”6审案的过程中,官员是雍正和曾静沟通的桥梁,在审讯过程中这些钦差大臣的宣传对曾静心中雍正的形象的塑造也起了很大作用,如曾静“观贵州巡抚所进献瑞图,共四十六种”7,种种祥瑞让曾静进一步体会到了皇上的励精图治。

眼见为实的盛况。曾静在供词中对他从湖南押送到京城一路的所见所闻多有描写,举供词中一例:“昨奉解来京,自湖南而湖北,以抵河南,由河南而到直隶京城,但见民康物阜,风景和平,生其间者,皆气象古茂,性习淳厚,治化休明,太和翔洽,油然共庆太平有道之世。”8这些盛况推翻了他投书中所说的“地塌天荒,身哭鬼号”9,曾静转而歌颂雍正是创立文明盛世的明君。

雍正对待曾静的态度。笔者认为让曾静对雍正认知改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雍正对待他这等谋逆的“弥天重犯”的宽容和重视。从供词中可知,雍正并没有对曾静杀之虐之,而是“优容宽待,另置幽闲清旷之地,且敕部给食赐衣”,这让身处惶恐中的曾静感受到了皇帝的仁慈。曾静认为皇帝连这种他这种谋逆之人都能予以善待,怎会是一个滥杀之人呢?雍正不单单给予了曾静生存下去的希望,更给予了自古知识分子都蒙昧以求的东西,就是统治者对自己理论的重视。在《大义觉迷录》中雍正对曾静投书中的内容几乎是逐字逐句地去批驳和解释,甚至让曾静为改善科举考试提出自己的建议,“试问曾静,熙宁取士之法果有实效否?今当何如斟酌损益,方为尽美?”如此以来,曾静更加感受到了雍正体察下意、治国忧民的苦心。

曾静对雍正形象认识的转变既有受上谕和官员感召,也有自身对经义的重新认识,更有眼见为实的治世盛况以及自己切实感受到的皇恩,这一切都为曾静转变认识提供了合理依据。

结语

曾静在《大义觉迷录》中塑造的雍正形象正是雍正本人想要向天下宣扬的形象,他借曾静之口来为自己歌功颂德,以期那些像曾静一般的谋逆之人及时“觉迷”。可问题是,《大义觉迷录》中也记录了曾静“逆书”相关内容,其中有些内容也是真实的,比如大量的受灾群众是真是存在的,供书中虽有大量天朝盛况的描写,但是大多都是一些比较繁华的城市所出现的形象,边远地区仍旧处在困苦之中。《大义觉迷录》最终颁行到全国各府州县学,不知那些身处困苦地区的士人是否会对《大义觉迷录》中的盛景买账呢?。

参考文献

[1]《世宗宪皇帝实录》卷八十一〈雍正七年五月乙丑〉,载《清实录》第八册《世宗实录》(二),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7273 页。

[2]【清】雍正编:《大义觉迷录》卷二,《奉旨询问曾静口供二十四条》,《清史资料第三辑》,中华书局,1980年。

[3]【清】雍正编:《大义觉迷录》卷二,《曾静供词五条》,《清史资料第三辑》,中华书局,1980年。

[4]【清】雍正编:《大义觉迷录》卷一,《奉旨询问曾静口供十三条》,《清史资料第三辑》,中华书局,1980年。

[5]【清】雍正编:《大义觉迷录》卷一,《奉旨询问曾静口供十三条》,《清史资料第三辑》,中华书局,1980年。

[9]【清】雍正编:《大义觉迷录》卷一,《奉旨询问曾静口供十三条》,《清史资料第三辑》,中华书局,1980年。

[7]【清】雍正编:《大义觉迷录》卷二,《奉旨询问曾静口供二十四条》,《清史资料第三辑》,中华书局,1980年。

[8]【清】雍正编:《大义觉迷录》卷一,《奉旨询问曾静口供十三条》,《清史资料第三辑》,中华书局,1980年。


[9]【清】雍正编:《大义觉迷录》卷一,《奉旨询问曾静口供十三条》,《清史资料第三辑》,中华书局,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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