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话剧导演艺术史研究述论

发表时间:2019/8/8   来源:《知识-力量》2019年9月37期   作者:倪超
[导读] 在中国话剧艺术中,导演艺术观念与实践都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导演意识的觉醒、导排演制度的建立、导演理念、艺术的自觉和成熟、导演艺术观念、风格流派的多元等等因素,与中国现代话剧艺术的形成、成熟、辉煌与繁荣有直接而深刻的关系。

(广州话剧艺术中心,广东省 广州市 510500

摘要:在中国话剧艺术中,导演艺术观念与实践都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导演意识的觉醒、导排演制度的建立、导演理念、艺术的自觉和成熟、导演艺术观念、风格流派的多元等等因素,与中国现代话剧艺术的形成、成熟、辉煌与繁荣有直接而深刻的关系。

关键词:中国话剧;导演史;研究

 


一、中国话剧导演艺术史研究的主要内容:

1.欧美现代导演观念与中国现代话剧舞台样式的建立

受日本新派剧和新剧影响的中国早期话剧(文明戏)演剧,缺乏现代导演意识,缺乏明确的演剧观念和方法,没有能够建立起规范的现代演剧样式,使早期话剧的艺术质量和生命活力也受到极大局限。西方现代戏剧导演观念,最早是由一些留学欧美归来的知识分子带回中国的。熟悉欧美现代戏剧观念、热爱话剧艺术的张彭春,为南开新剧团建立起具有明确的写实主义风格的现代演剧制度和演剧风格,使“南开新剧”呈现出与文明戏不同的清新的现代艺术风貌,显示出强盛的生命力。在美国以戏剧为专业取得硕士学位的洪深,在爱美剧团的“上海戏剧协社”建立了正规的现代导排演制度,并运用西方现实主义导演观念与方法,实现了《少奶奶的扇子》的成功演出,完成了中国现代话剧从戏剧观念到舞台样式的确立。熊佛西在国立艺专戏剧系建立起西式戏剧教育体制,宋春舫、向培良、余上沅、赵太侔等理论家也对欧美现代剧场艺术有多种译介著述。因此,中国话剧导演艺术最初主要是受到欧美现代演剧观念和艺术的影响的,其中,现实主义导演艺术影响最直接;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现代导排演制度,确定了现代中国话剧的舞台艺术样式。

2.“向表现美学拓宽”的中国当代话剧

导演艺术黄佐临的“写意戏剧观”开拓了现实主义演剧艺术观念,启发了话剧舞台艺术的新思路,新时期以来的话剧舞台艺术,表现出突出的当代性,富于创造性,导演主体意识进一步强化,美学观念更加多元,艺术视野广阔而深远。现实主义导演艺术由“写实”为主,向表现美学拓展,创造了具有突出的写意性、表现性、象征性的舞台艺术品格。黄佐临的《伽利略传》、《中国梦》,刁光覃、林兆华的《狗儿爷涅槃》,徐晓钟的《培尔金特》、《桑树坪纪事》,田沁鑫的《生死场》,陈薪伊的《商鞅》等剧显示了中国话剧舞台艺术的当代品格和风范。当代先锋话剧导演艺术家们的舞台创造,既表现出中国话剧导演艺术与当代西方后现代戏剧艺术共进的新锐理念,又展示出民族戏剧美学精神的独特光芒。如林兆华的《绝对信号》、《哈姆雷特》,孟京辉的《思凡》、《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恋爱的犀牛》、《两只狗的生活意见》等,引领着中国话剧导演艺术的变革与发展之路。

3.斯坦尼体系与中国话剧舞台艺术的成熟

30年代以来,斯坦尼体系逐渐被译介到中国,对话剧导表演艺术产生了深刻影响。章泯、郑君里、贺孟斧、焦菊隐等导演更是从理论到实践都深受影响,并通过学习和运用斯坦尼体系在艺术实践中成就了一系列颇有价值的演出成果,如章泯导演、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演出的《娜拉》、《大雷雨》、《钦差大臣》、《罗密欧与朱丽叶》等剧目成为中国话剧有史以来精彩华丽的篇章,将成熟的话剧导演艺术家推向了戏剧舞台的最前沿。斯坦尼体系与中国话剧演剧实践的结合,开辟了中国话剧导演艺术的又一片新天地。许多导演艺术家自觉学习并研究斯坦尼演剧理论,发表和出版了一批演剧理论著作,有关导演艺术理论的有:张庚的《中国舞台剧的现阶段》,洪深的《戏剧导演的初步知识》,郑君里的《建立现实主义的演出体系》、《角色的诞生》,黄佐临的《表演的好坏怎样去评定》,陈鲤庭的《演技试论》、《表演的舞台技术》,史东山的《关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瓦赫坦戈夫演剧方法论的比较研究》,史东山、李畏、江村的《一个较完备的演剧规程的拟议》,刘念渠的《向建立现实主义的演出体系之路》,程秀山的《斯坦尼体系与生活》,黄舞莺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论外形动作》,潘孑农的《斯坦尼论外形动作的商榷》等等。斯坦尼体系从理论到实践大大推进了中国现实主义话剧导表演艺术的成熟。

4.导演艺术风格化、多元化与现代职业演剧

30年代后期和抗战中后期,在上海、北平、天津、重庆、桂林、昆明等地,出现了职业演剧的高潮。中国话剧导演艺术更加成熟,在演剧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创造出风格多样、精彩纷呈的话剧舞台艺术奇观,显示了我国话剧艺术家在艺术上广收博取、自主取舍的卓识和才干。唐槐秋与中国旅行剧团的《茶花女》、《梅罗香》、《雷雨》,欧阳予倩与中国旅行剧团的《日出》,应云卫的《天国春秋》,陈鲤庭的《屈原》,贺孟斧的《风雪夜归人》,张骏祥的《北京人》,黄佐临的《大马戏团》、《升官图》,费穆的《秋海棠》、《浮生六记》,朱端钧的《钗头凤》,洪深的《丽人行》等剧将西方现代演剧理论与中国的具体演剧实践相结合,不仅显示出了很高的艺术水准,而且表现出各自鲜明独特的导演艺术风格,创造出风格多样的舞台艺术经典,造就了中国话剧职业演剧和舞台艺术的辉煌阶段。职业演剧为话剧舞台艺术提供了全面提高水平和创造民族特色的平台,积累了丰富的、颇有价值的经验和成就。

5.中国学派话剧导演艺术的理论与实践

40年代开始,中国话剧艺术家已经较普遍地建立自觉探寻有民族特色的演剧方法的艺术意识;50年代,以焦菊隐为代表的导演艺术家将西方现代演剧理论与中国的具体演剧实践相结合,从理论到实践都取得了重要成就。学习斯坦尼体系和话剧艺术民族化的热潮,推动了以斯坦尼体系为代表的西方现实主义演剧艺术与以戏曲为代表的中国民族演剧艺术的进一步结合与融会,创造了建立中国学派话剧演剧体系的契机。焦菊隐的《茶馆》、《蔡文姬》、《武则天》,欧阳予倩的《桃花扇》,蔡松龄的《红旗谱》,朱端钧的《关汉卿》等剧具有鲜明浓郁的民族艺术风格,是中国学派导演艺术的结晶之作。在中国话剧的艺术发展道路上,在以写实为特征的话剧演剧风格与以写意抒情为主要特征的民族传统演剧戏剧之间,就一直处于一种既相斥又相吸的微妙关系中,这种关系成为话剧演剧艺术追求民族化和传统戏曲寻求现代化的共同内驱力。在话剧艺术的发展中,这种内驱力又成了将话剧演剧艺术从西方现实主义向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的现实主义拉动的巨大张力。

二、中国话剧导演艺术史研究的目标和方法

1.演剧研究是戏剧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总体来看,关于中国话剧导演史研究的主要目标是:

(1)梳理与概括导演艺术观念的演变历程及规律;

(2)从戏剧艺术本体论角度研究导演艺术理论与实践的具体成果与价值;

(3)中国话剧导演艺术观念与方法的现代性、民族性及两者的关系,直接影响着对中国话剧导演理论与艺术价值的准确提炼和概括,所以是话剧导演艺术发展史研究中的核心。

2.在研究方法上,必须做到:

(1)史论结合,深入挖掘演剧史料,系统梳理中国话剧导演艺术的演进过程,深入研究话剧导演艺术的具体实践及其发展规律。

(2)比较研究,将中国话剧导演艺术发展历程与艺术特色与西方戏剧导演理论与实践进行比较分析,准确把握中国学派话剧导演理论与艺术的独特成就。

(3)运用艺术美学研究方法,探寻中国学派话剧导演艺术体系的美学建构。对中国话剧导演艺术史的深入研究,不仅能够填补目前中国话剧史研究的空白,而且能够更准确、深刻、清晰地显示中国话剧百年演剧实践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成就与失误,从而对于当前戏剧艺术实践也具有宝贵的借鉴和启发作用。


参考文献

[1]廖全京.剧场魅力的解读者——读《中国内地新时期话剧导演研究》札记[J].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16(2):76-78.

[2]宋媛.探寻中国话剧艺术百年振兴之路——浅评田本相主编的九卷本《中国话剧艺术史》[J].戏剧艺术,2017(4):131-136.

[3]李宛晏.《中国话剧艺术史》(九卷本)出版[J].四川戏剧,2016(11):7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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