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益性关系”:罗杰斯合理延伸的逻辑性

发表时间:2019/8/8   来源:《知识-力量》2019年9月37期   作者:朱玲
[导读] “助益性关系”是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提出的概念,最初他认为这种助益性人际关系主要是适用于心理治疗中,但罗杰斯在其他心理学家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将“助益性关系”的运用从心理治疗的领域延伸至其他领域,他认为这种助益性关系“覆盖了一个宽广的范围,包括所有通常用来促进成长的关系

(四川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四川 绵阳 621000

基金项目:四川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校级课题(18JGYB02

摘要:“助益性关系”是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提出的概念,最初他认为这种助益性人际关系主要是适用于心理治疗中,但罗杰斯在其他心理学家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将“助益性关系”的运用从心理治疗的领域延伸至其他领域,他认为这种助益性关系“覆盖了一个宽广的范围,包括所有通常用来促进成长的关系,比如母子关系、父子关系、医生和病人的关系,而且还可以涵盖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回顾这些经典的实证研究怎样体现“助益性”依然是有积极意义的。

关键词:助益性关系;逻辑性;延伸

 


罗杰斯在其论著——《个人形成论——我的心理治疗观》(以下简称《个人形成论》)一书中,提出了一个极富有人本主义特色的概念:助益性关系。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几大主要的心理学派的心理治疗技术在探讨治疗师与来访者之间的关系时,都没有提出过类似的概念。罗杰斯针对心理治疗提出的“助益性关系”早已超越了心理治疗的范畴。他在1958年参加圣·路易斯召开的美国人事暨辅导联合会年会时指出:心理治疗关系只是一般人际关系的一个特例,而且所有的这样的关系都是受同样的规律支配。其中规律之一就是对“助益性关系”的理解。

罗杰斯用“助益性关系”这个术语表明:在这样一种关系中“至少有一方有明确的意向,促进另一方成长、发展、成熟、机能改善和提高生活适应能力。在这个意义上,另一方可能是一个个体或一个团体。”(引自《个人形成论》,下列引文若未加特别注明,均引自该论著)接着罗杰斯将助益性关系明确定义为“某个参与者意欲使另一方或者双方发生某种变化,使个体的潜力更多地得到欣赏,更多地得到表达,更好地发挥作用。”罗杰斯认为这个定义“覆盖了一个宽广的范围,包括所有通常用来促进成长的关系,比如母子关系、父子关系、医生和病人的关系,而且还可以涵盖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比如,在师生关系中,从双方角色来说,教师充当“有明确意向,促进另一方成长、发展、成熟、机能改善和提高生活适应能力”的角色,而学生充当的是“另一方”——成长、发展、成熟、机能改善和提高生活适应能力。

罗杰斯通过当时的几项实证研究引出了“助益性关系”的特点。回顾这些经典的实证研究对现在的师生关系怎样体现“助益性”依然是有积极意义的——这些实证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罗杰斯将“助益性关系”延伸至其他领域的逻辑性。这样重大的意义会让人忽略这些实证研究是发生在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

1亲子关系研究证实“助益性关系”的家庭意义

第一项是由鲍德文( Baldwin)等人在菲尔斯研究所(Fels Institute)对亲子关系所作的的研究,马斯洛认为“细致的研究中提供了一些有趣的证据”。在各种各样父母对孩子的态度中,“接纳民主型”似乎最有助于促进成长。如果父母的态度是温和而又平等的,孩子在智力上就显出加速发展,智商提高、更有独创性、更有安全感和自控力,比起其他类型家庭的孩子,他们较少冲动性。这项研究得出结论:“助益性关系”在亲子关系中体现为:父母态度温和平等、情感丰富、善于表达、尊重自己和他人的个性,能很好地共情理解。

罗杰斯将此结论延伸到“其他的人际关系”。他认为:有些心理咨询师、医生、管理者,他们有着情感丰富、善于表达、尊重自己和他人的个性,能很好地共情理解,能够像这些父母一样,有能力促进他人的自我实现。

2医患关系实证研究进一步证实“助益性关系”的职业意义

第二项是被罗杰斯称为“细致的研究”。怀特洪和柏兹(Wbitehorn Betz)调查了在精神病房内与精神分裂症病人打交道的年轻医生取得成功的程度。为了这个特殊的研究,他们挑选了七位对病人有明显帮助的医生,还有七位其病人未显示出很大改善的医生。每一组已治疗了大约50个病人。“对病人有明显帮助的医生”这一组被称为A组,即成功组,而“病人未显示出很大改善的医生”这一组被称为B组,为了找出成功组在哪些方面与B组有所差别,研究者仔细查看并分析了所有得到的证据,一些显著的差异被揭示出来。成功组的医生体现出以下特点:第一,倾向于认为各种行为对病人来说都是“有意义的”,而不是仅仅看作是“一段病例的记录或一种描述性的诊断”。第二,他们也倾向于把治疗目标定位在病人的人格改变上,而不是诸如“减少症状或治愈疾病”这样的目标上。研究证实了具有帮助能力的医生在他们每日的交往中,主要利用了积极的个人参与——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根本的是,成功组的医生比B组相比,更有可能跟病人建立一种充满信赖的关系。

罗杰斯这样评价到:“尽管作者慎重地强调这些发现只与精神分裂症的治疗有关,但我有点异议。我猜想,在对几乎任何种类的助益性关系的研究中都会发现与此相似的事实。”罗杰斯审慎而乐观的评价体现了对这项研究结论延伸到其他领域的信心。

医患关系也是如罗杰斯所描述的人际关系:医生是“有明确意向,促进另一方成长、发展、成熟、机能改善和提高生活适应能力。”的角色,而病人充当的是“另一方”——成长、发展、成熟、机能改善和提高生活适应能力。

3不同疗法的效果的实证研究“助益性关系”的治疗意义

第三项是研究把焦点放在被帮助的人对这种助益性关系的看法上。海涅( Heine1950)研究了分别接受三个学派的心理治疗师治疗的来访者,三个学派是:精神分析疗法、询者中心疗法和阿德勒疗法。在这三种类型的治疗中,来访者都报告在他们身上发生了类似的变化。当被问到发生变化的原因时,他们提出了不同的说法,明显反映出治疗师取向的影响。但是有一个方面体现出了一致性,即他们认为对他们有帮助的主要因素是治疗师的态度因素,包括三个方面:对治疗师的信任;得到治疗师的理解;能够独立做出个人的选择和决定。其中,他们认为治疗师最具助益性的做法是“澄清并诚恳坦率地说出当事人朦胧而模糊的感受”。“澄清”当事人的感受体现了治疗师对当事人的理解,这是建立相互信任的基础。

费德勒在一项被人反复引用的研究( Fiedler1953)中发现,有着不同取向然而经验丰富的治疗专家都与他们的当事人形成了相类似的关系。这些因素主要是:能够理解当事人的意思和感受;敏于感受当事人的心态;不导致过多感情卷入的热情和兴趣。

奎因的研究( Quinn1950)揭示了在理解当事人的意义和感受时究竟是什么因素在起作用。令人惊讶的是,他的研究显示,对当事人意思的“理解”本质上是一种渴望去理解他们的态度。奎因只是呈现了治疗师在晤谈中的话语录音,研究的评价者在做出判断时并不知道治疗师是在对什么做回应,也不知道当事人又是如何回应。但是这项研究却发现,仅仅根据这些片断的材料,就可以很好地判断治疗师的理解程度,就像聆听完整的对话记录一样准确。这似乎是一项明确的证据,表明渴望理解对方的态度是一个真正有效的治疗因素。

至于治疗关系的情感特质,希曼发现心理治疗的成功与当事人和治疗师之间强烈而不断增强的彼此喜爱和尊重密切相关(Seeman1954)

其中一个事实是,真正重要的是治疗师的态度和情感,而不是他的理论取向。他的方法和技巧并不比他的态度更重要。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对治疗师的态度和情感的看法对当事人影响重大,当事人的感受才是关键所在。

综上所述,上述几位心理学家的实证研究,使“助益性关系”的意义首先延伸至“家庭领域”,再延伸至如医患关系、师生关系这样的职业关系中,同时在心理治疗的领域,与其说“方法技术”很重要,不如说是运用方法与技术时是否注重“助益性关系”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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