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的“崇实”观念略论

发表时间:2019/8/8   来源:《知识-力量》2019年9月37期   作者:王凯
[导读] 我国古代的史学与文学往往相通。例如《左传》、《国语》、《史记》、《汉书》等既是史学著作,又是文学著作。而《史通》作为一部史学理论专著,其中也反映了作者刘知几许多的文学思想,它可说是我国现存第一部史评和史传文学的理论著作。本文就《史通》中的“崇实”观念以及对后世的影响进行简单论述。

(包头师范学院2018级研究生,内蒙古 包头 014000

摘要:我国古代的史学与文学往往相通。例如《左传》、《国语》、《史记》、《汉书》等既是史学著作,又是文学著作。而《史通》作为一部史学理论专著,其中也反映了作者刘知几许多的文学思想,它可说是我国现存第一部史评和史传文学的理论著作。本文就《史通》中的“崇实”观念以及对后世的影响进行简单论述。

关键词:《史通》;崇实;影响

 


刘知几(661-721),字子玄,于680年进士及第,任职获嘉主簿,历仕武后、中宗、睿宗、玄宗四代,后被贬为安州别驾,同年卒,追赠为汲郡太守,又追赠工部尚书。著有《史通》。《史通》共有二十卷四十九篇,分为内、外篇,内篇共十卷三十六篇,外篇共十卷十三篇。长期以来,刘知几都是作为史学家出现的,在其盛名之下,忽视了其在文学上的巨大成就。《史通》中关于史籍的一些论述,放在文学上同样适用。其中刘知几的“崇实”观念对史书的创作产生极大影响,但从文学角度来看,“崇实”观念对文学也有重要影响。

一、《史通》的“崇实”观念

刘知几的“崇实”观念,总的来说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内容“崇实”,要求“不虚美,不隐恶”;第二,语言“崇实”,运用拟人、用典等手法时,要符合事实,文字简要而不浮夸。

(一)内容“崇实”

《史通·载文》云:“夫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观乎国风,以察兴亡。是知文之为用,远矣大矣。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载于周诗;怀、襄不道,其恶存乎楚赋。读者不以吉甫、奚斯为谄,屈平、宋玉为谤者,何也?盖不虚美,不隐恶故也。是则文之将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驾南、董,俱称良直者矣。”刘知几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就是实录时事,认为要达到“文之为用”的目的,必须要“不虚美,不隐恶”,便是“崇实”。刘知几还认为文史同源,诗歌应该像历史一样,对事实进行实事求是的记录。他的这种文学思想,对传统诗论具有重大意义。首先打破了儒家“思无邪”和“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对诗歌思想和文辞上的束缚,又纠正了魏晋六朝以来文人过度追求诗歌辞藻和技巧的弊病。

刘知几对鲍照十分的推崇,在《史通》所涉及到的历代文学家中,对鲍照的评价是最高的,除了鲍照自身的成就之外,主要还是因为鲍照的创作与刘知几的所提倡的观念是相似的。具体来看,主要有两方面。第一,从内容上看,鲍照的诗很多都反映了现实情况,这与当时多数诗人所写的宫廷诗、山水诗、玄言诗等有很大不同。这一点比较符合“不虚美,不隐恶”的要求。从形式上看,鲍照诗 很少用典,语言平实自然质朴。如《拟行路难·十六》,便写了一个出征在外的老兵,反映其遭遇,从而揭露战乱给平民百姓造成的沉重灾难。

(二)语言“崇实”

在唐初,唐太宗对文学十分重视,但是内心却偏爱宫体诗,并写了许多模仿庾信的诗,大多都是描写风花雪月的景物,如《秋日效庾信体》等。这些宫体诗,反复写“蝉鸣、鸟啼、花笑”等,共同特点是讲求辞藻和对偶,但是内容贫乏,单纯咏物而缺少和深刻内涵。刘知几对此进行了批判。

《史通·杂说上》云:“今俗文士,谓鸟鸣为啼,花发为笑。花之与鸟,安有啼笑之情哉?必以人无喜怒,不知哀乐,便云其智不如花,花犹善笑。其智不如鸟,鸟犹善啼,可谓之谠言哉?”刘知几认为,花鸟没有啼笑的感情,这实际上是当世俗人的做法,“今俗文士”指的是宫廷诗人。而笔者认为,他并非批评这一种修辞手法,而是反对的是宫廷诗人的诗歌内容贫乏,缺少深刻含义,不能直言其事,没有如实反映现实,反对的是随意比拟。

二、刘知几“崇实”观念的目的

刘知几之所以要强调“崇实”,主要是因为刘知几认为文学具有教化作用。孔子认为诗可以“兴观群怨”,注重诗歌的社会教化作用。魏晋时期,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认为文学创作能扬名立万,永垂后世。刘知几在论诗歌作用时,认为诗歌可以“惩恶劝善,观风察俗”,这继承了传统“诗教”的观点。

《史通·载文》云:“至如诗有韦孟《讽谏》,赋有赵壹《嫉邪》,篇则贾谊《过秦》,论则班彪《王命》,张华述箴于女史,张载题铭于剑阁,诸葛表主以出师,王昶书字以诫子,刘向、谷永之上疏,晁错、李固之对策,荀伯子之弹文,山巨源之启事,此皆言成轨则,为世龟镜。”

“若马卿之《子虚》、《上林》、扬雄之《甘泉》、《羽猎》,班固《两都》,马融《广成》,喻过其体,词没其义,繁华而失实,流宕而忘返,无裨劝奖,有长奸诈,而前后《史》、《汉》皆书诸列传,不其谬乎!”

刘知几赞赏韦孟、赵壹、贾谊、班彪、张华、张载、诸葛亮、晁错等人的作品,就在于这些作品言之有物,能够“言成轨则,为世龟镜”,发挥其美刺的教育作用。他批评司马相如、扬雄、班固、马融等人的辞赋,就因为这些作品“喻过其体,词没其义”,“无裨劝奖,有长奸诈”。这一扬一贬,可以清楚的看出刘知几对诗歌教化作用的重视。他主张“直书其事”,目的也是在于教化,即让事实来发挥惩恶劝善的作用。

当然,刘知几更显著的身份是一名史官,作为史官,实录直书也是他最近本的职业规范和要求。

《史通》所体现的文学思想是很丰富的。刘知几作为一个史学家,除了对史学有很深的造诣之外,在文学上也有自己的见解,除以上所述,还有不少文学思想有待进一步发掘和探讨,应值得我们多多关注。


注释:

①刘知几著,白云译注,《史通》,中华书局,2014年,第200

②刘知几著,白云译注,《史通》,中华书局,2014年,第699

③刘知几著,白云译注,《史通》,中华书局,2014年,第213

④刘知几著,白云译注,《史通》,中华书局,2014年,第202

参考文献

[1]刘知几著,白云译注.史通[M].北京:中华书局,2014.

[2]吕海龙.刘知几及其《史通》文学观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3]吴文治.刘知几《史通》的史传文学理论[J].江汉论坛,1982(02):62-66.

[4]陈允锋.论白居易诗学思想与刘知几《史通》之关系[J].文学前沿,2003(00):128-137.

[5]陈千里.《史通》的文学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15.

[6]陈文茜.刘知几文学思想研究[D].湘潭大学,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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