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大理喜洲白族家庭语言政策个案研究

发表时间:2019/6/13   来源:《知识-力量》2019年9月30期   作者:孟雪凡
[导读] 本文以Spolsky(2004)语言政策理论支撑,通过对世居在大理喜洲镇的一家四代同堂的白族家庭进行研究,以期探究白族家庭语言政策特点和白族语言使用现状及其影响白族语言活力的因素。结果表明,白族家庭成员之间存在代际差异,且其家庭语言政策不断变化发展;白族语言流失现象显现;宏观和微观因素共同作用导致白族家庭成员间语言政策的代际差异。
(云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650500)
摘要:本文以Spolsky(2004)语言政策理论支撑,通过对世居在大理喜洲镇的一家四代同堂的白族家庭进行研究,以期探究白族家庭语言政策特点和白族语言使用现状及其影响白族语言活力的因素。结果表明,白族家庭成员之间存在代际差异,且其家庭语言政策不断变化发展;白族语言流失现象显现;宏观和微观因素共同作用导致白族家庭成员间语言政策的代际差异。
关键词:家庭语言政策、少数民族语言、继承与保护

 
         1.引言
         早在20世纪50年代国外学者已开始对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进行“自上而下”的研究,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Cooper指出语言规划不仅作用于宏观层面,也作用于微观层面。Spolsky也将家庭纳入语言规划的七个范围内。此后语言政策规划研究逐渐转向家庭层面。保证母语使用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保证母语在家庭中的使用。国外家庭语言政策研究以跨文化移民家庭为主要研究对象,包含家庭语言实践、家庭语言信念及家庭语言管理三个要素。
         国内家庭语言政策研究起步较晚,据“中国知网”和“超星发现”两个数字资源库的信息显示,国内家庭语言政策规划相关文章仅十余篇。在理论研究方面,李丽芳(2013)提出家庭语言政策无显性成文的管理和语言规章制度,只是基于语言实践和语言信念的语言选择问题。许静荣(2017)强调了家庭语言政策在儿童语言发展方面的系统规划功能,刘群(2017)指出家庭语言关系的有效平衡需同时考虑家庭的内部因素(家庭成员)和外部因素(社会和政府),李英姿(2018)概括了家庭语言政策的理论与方法给予国内研究一定启示。在实证研究方面,李国芳(2017)列举多项案例论证加拿大华人的家庭语言政策类型及成因。李秀锦(2017)也以两例民族志个案试图证明家庭语言政策对儿童文化认同产生直接作用。
         总之,在国内外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中,家庭语言政策研究都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而少数民族家庭语言政策研究更是稀缺,有待国内学者的探索与研究。
         2.家庭语言政策与少数民族语保护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有许多少数民族。在多语言环境中,研究人员逐渐将研究视角转向重点关注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和发展这一热门话题,如民族语言的代际传承,民族语言和国家通用语的协调发展,以及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态系统。显然,家庭语言政策也已成为当今语言研究所流行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
         研究人员普遍认为,家庭是获取、使用和继承民族语言的重要场所。大多数涉及民族家庭语言保护的研究都表明不同民族、不同层次的少数民族家庭有不同程度的代际语言差异。民族语言使用的平均年龄越来越大,使用民族语言的人数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急剧下降。此外,由于语言态度的影响,一些少数民族家庭出现了母语或民族语言流失的现象。总之,民族语言的保护和继承不容小觑,家庭作为民族语言习得和继承的重要场所,对其的进一步研究应提上议事日程。
         库珀指出,语言规划同时作用于宏观和微观层面,例如教会,学校和家庭等较小的社会群体。2004年,斯伯尔斯基提出语言政策和规划是跨学科的研究,其组成系统应包含三部分:语言意识或者语言意识形态,指的是语言政策背后的语言和语言使用的信念和观点;语言实践,即在不同环境中为不同目的使用实际语言变体;以及语言管理,即通过语言干预,计划或管理影响他人的语言实践或语言意识形态的行为。相应地,家庭语言政策也由三部分组成:家庭语言意识形态,即家庭成员对所选语言的态度和意见;家庭语言实践,即家庭成员习惯性选择使用哪种语言;和家庭语言管理,这是家庭成员干预、计划或管理家庭语言意识形态和实践以纠正,影响或改变家庭语言实践的活动。此外,斯伯尔斯基还表示,这三种情况的发生将触发家庭语言规划:首先,当家庭中的权威角色改变其他家庭成员的语言实践时;第二,当家庭成员逐渐开始使用不同的语言时;第三,当家庭搬到另一个语言环境时。
         3.研究方法
         大理市,位于云南省,其语言包括地方方言和白族语言。喜洲镇是大理的一部分,位于大理市中心地段。然而,洱海、苍山、蝴蝶泉、三塔等周边的著名旅游景点的开发使得旅游业成为喜洲镇的主要特色发展产业之一。旅游业的发展给其带来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来自国内乃至世界各地的大量旅游者以及他们的语言,这对当地语言造成了潜在的威胁。此外,由于普通话和国家义务教育的普及,青少年可以在学校系统地学习普通话,并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它。另外,在外面工作的当地居民返回后带回了一些其他语言到家庭中,导致了对当地语言,特别是白族语言的冲突和影响。因此,多语环境的喜洲镇在语言研究中无限的价值使其成为一个极好的语言研究场所。
         本研究为个案研究,从2016年到2019年,喜洲镇的白族家庭已被观察了3年。这项研究不同于“大数据”研究。在确定了本研究的主题和地点后,为了更好地了解喜洲镇的具体情况,作者于2016年7月至2019年1月多次访问过该地,最终决定采用最具象征意义的四代同堂白族家庭为研究对象。这个家庭由四代人组成,家庭成员的职业范围广泛,覆盖范围广,生活和工作条件多样,因此对这个家庭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说服力。在这个典型的白族家庭中,四代家庭成员大多数时间生活在一起,包括第一代爷爷A;第二代父亲B,母亲C,阿姨D,叔叔K;第三代两姐妹E和G,他们各自的丈夫F和H,以及堂兄M,N和O;第三代两对夫妇各有一个女儿I和J作为第四代。
         通过访谈,研究人员可以从参与者那里获得一手数据,并了解把握人们生活的背景和内容。本研究与白族家族的四代人共进行了6次访谈,包括与不同世代的家庭成员的访谈,并记录整个过程(获得研究对象的许可),以方便后期文本分析。每次面试持续6-8分钟,并以受访者想运用的语言在较为舒适和放松的环境中进行。
         根据研究得知,该白族家庭的语言能力如下:第二代B,K,第三代E,F,M,N,O具有三种语言能力; 第一代A,第二代C,D可以讲白族语言和汉语; 第三代G大师白族语言和普通话; 第三代H可以说普通话和中国方言; 第四代我只学普通话。
         4.白族家庭语言政策与代际差异
         4.1 语言意识形态
         因为B和D的工作性质,他们与来自不同的少数民族的人接触,并且在这一代人看来,他们不熟悉普通话而且使用普通话与他人交流的机会较少,方言反而是最好的交流工具。在早年间,当N和O都是小孩子的时候,K带着N和O搬迁到楚雄居住,远离家乡大理。K担心N和O无法适应大理以外的生活环境,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并确保儿童能够融入新城市的生活和交流,K认为并决定让其学习当地方言可以帮助他们更好更快地融入楚雄的新生活。同时,他认为学习方言也有助于他的孩子们的课程学习以及处理好当地学校的人际交往关系,也就是说,学习方言可以有效地转化为学习和提高能力的资源。因此,在楚雄K坚持在家中用方言与N和O沟通。
         本科生M,O和H多年的大学学习经验使他们意识到作为现代社会交流的主要语言。普通话很重要。尽管E和F夫妇在语言学习方面没有太多经验,但是他们作为有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的景点服装店的销售人员的工作性质也使他们认识到了普通话不可或缺的作用和地位。与此同时,学校规定学生必须与老师和同学讲普通话。故此,E和F夫妇决定让孩子们能够流利地使用普通话,以更好地适应大理这一旅游城市的生活,从而帮助她更快成才,更好的适应社会。另外,E说白族语言是白族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如果I不能说白族语言也没关系,但至少当别人对她说白族语言时她必须能够听懂。
         虽然G和H夫妇住在昆明,但他们的归属感并不强烈。这种移居者的感受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对下一代语言教育的态度,特别是在语言学习方面。在他们看来,掌握普通话是他们的女儿在昆明取得学业成功的必要基础;只有当他们的女儿成功接受教育,她才能摆脱附在她身上的移居者身份的标签。根据他们自己习得普通话的经验,这对夫妇认为,如果学习者有沉浸式的语言环境和语言学习动机,人们可以自然而流利地学习语言。因此,基于这样的语言意识形态或信念,为了让女儿J习得标准普通话以便她能成为真正的昆明市民,G和H最终决定主要用普通话在家中与女儿沟通。此外,G拥有强烈的民族认同感,H也强调少数民族在学习和就业方面的优势和地位。因此,他们都认为J学习白族语言是很有必要的。然而,他们并不担心女儿普通话和白族语言习得和发展。相反,他们对多语共存持积极态度。
         4.2 语言管理与语言实践
         在采访中,A说他非常喜欢白族语言,并且大多用白族语言与家人交流。只有当有外来游客时,他才会说方言。此外,由于第四代语言使用习惯,他学会了几句普通话与I与J交流。
         第二代通常使用白族语言和方言的混合与第三代交流,同时使用方言与访客和亲属进行交流。当M在学校时,他的老师和同学都说白族语言和方言,因为在学校里没有说普通话的规定。中学毕业后,M不愿意继续上高中。他的母亲D建议他继续在高中学习,在采访中提到,如果有一所培训学校或类似的机构,她将让M参加。但是,不喜欢在学校学习的M最终选择去上班,并在工作领域学习了普通话。E、G与M有着相同的生活经历。有趣的是,G在她的采访中提到,方言中含有她不喜欢的口音和发音,因此,她从头到尾都没有学习方言。虽然方言已被M和G掌握,但由于其在工作领域的使用频率较低,因此逐渐被普通话取代。自从N和O上学以来,他们开始学习和说普通话。他们与老师、同学和朋友都说普通话。

回到家后,即使K坚持和他们说白族语言和方言,他们也只使用白族语言回应他们的父亲并拒绝使用方言。他们最终获得了学士学位,在社会中主要使用普通话,而只与家人用白族语言交流。
         第四代I还年轻的时候,E和F夫妇每天晚上都会用普通话读睡前故事给她听,这使得I喜欢上阅读。她卧室的书架上装满了中文的儿童阅读材料和汉语拼音的书。虽然她才小学二年级,对汉字的了解也非常有限,但她已经掌握了基本的普通话拼音。在父母的鼓励和纠正,以及阅读书籍中普通话拼音的帮助下,她可以准确地阅读大部分包含新词的书籍。另外,E和F夫妻彼此用白族语言交流,I在的情况下,他们便使用普通话。有时候他们偶尔会跟I说几句白族语言,I会用几个简单的白族语言表达回答。但是,当I进入小学时,情况发生了变化。在小学,因为老师和同学之间的沟通都是使用普通话,现在即使她的父母E和F使用白族语言与I对话,她也只用普通话来回答。如果E和F明确要求I用白族语言回答,I便什么也不说话自己跑开。从那时起,E和F就不再强迫她使用白族语言,而只是要求她能理解听懂他们对她说的白族语言。
         当作者收集语料库数据时,J只有两个月大。G和H夫妇优先使用普通话对她进行交流。由于G的母亲C用白族语言与J交谈,所以他们并不担心J白族语言的习得。更重要的是,G和H说,等J一百天大时,她将被送回大理的家呆上几个月,让她沉浸在白族语言环境中,接受白族语言的语言输入。这一决定进一步促使他们在昆明的家中更愿意使用普通话与J进行交流。有趣的是,C虽然不具备说普通话的语言能力,但是在与昆明的G和F夫妇共同生活了半年之后,她学会了几句普通话,并且在她照顾J时偶尔会说出几句普通话。同时,A在与I的交流中也有类似的负影响发生。
         4.3 语言使用代际差异
         四代白族家庭成员在日常交流中的语言选择具有差异特征,本研究分析了白族的语言使用和变化,结果表明不同世代的家庭语言使用存在共性,也存在代际差异;白族语言使用的平均年龄越来越大,使用白族语言的人数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急剧减少; 在第四代家庭成员的语言使用中出现了白族作为母语退出白族家庭的现象。
         由于宏观和微观环境因素的变化,家庭语言政策也呈动态发展。家庭内外的环境变化可能导致家庭语言政策的动态变化。对白族家庭四代人的调查表明,家庭中的语言意识形态,语言管理和语言实践表现出动态的代际差异,而这个家族所持有的家庭语言政策也呈一个渐进发展的过程。第一代家庭成员使用白族语言作为与下一代交流的主要语言。然而,随着后代语言能力的发展,不同辈分的家庭成员表现出不同的家庭语言政策变化。B和C夫妇,以及D开始意识到方言的实用性,K想让他的孩子们更好地融入新城市的生活,所以他们都在家庭领域中使用方言,他们的家庭语言政策已经完成从“白族语言作为主要交际语言”转变为“白族语言和方言双语”。第三代逐渐将其家庭语言政策发展为“白族语言和普通话双语”。一方面,E和F夫妇以及G和H夫妇都希望能让他们的孩子习得流利的普通话;另一方面,包括M,N和O在内的第三代人往往过上更好的生活,结果导致普通话逐渐取代了家族中白族语言的核心地位。I只在家庭中使用普通话的情况致使她逐渐成为实施“普通话”的单语家庭语言政策。值得一提的是,J的父母G和H强烈希望J传递白族语言。一方面,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掌握普通话,以便迅速融入昆明的新环境;另一方面,他们始终牢记白族文化的重要性,并具有承担保持白族语言的意识。因此,J有可能在未来发展成为实施“白族语言和普通话双语”的家庭语言政策。
         4.4 家庭语言政策影响因素
         导致白族语言政策的代际发展以及白族语言流失的影响因素既有宏观层面也有微观层面。
         白族家庭语言政策的微观影响因素或内部因素主要包括父母因素和儿童主观能动因素。一方面,父母作为家庭语言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实施者,更倾向于根据自己的语言学习经验做出关于孩子教育的决定。J的父母G和H从他们学习普通话的经验中得出结论,语言习得需要积极的学习动机和沉浸式语言学习的经验。这种语言意识形态充分反映在他们的语言管理和语言实践中,他们将普通话传授给J,并将她送回大理一段时间学习白族语言。显然,G和H的主观语言学习经验可以有效地指导家庭语言政策的制定和积极的家庭语言生态学的构建。同时,父母的语言能力和语言态度自始至终影响着家庭语言政策的形成和管理。具有双语能力的父母可以利用更多的语言资源与孩子交流,他们可以直接向孩子提供有效的语言管理。另一方面,一般来说,儿童被认为是家庭语言政策的被动接受者,他们在家庭环境中的语言行为受父母语言意识形态的影响。然而,本研究发现,儿童作为家庭的核心成员,也参与家庭语言政策的形成和实施,因为他们的语言态度和做法也影响了父母家庭语言政策的实施。E和F的第三代夫妇试图用白族语言与第四代I交流,并要求她用白族语言回答,但由于I的态度非常不合作,导致家庭语言政策无法按照父母意愿实施。女儿I对白族语言的消极态度最终间接地促使父母放弃了对白族语言的语言管理。第三代N和O对方言的消极态度也影响了他们父亲K的家庭语言政策的实施。同时,在仅使用白族语言的第一代和第二代的家庭语言政策下,I没有受到第一代和第二代家庭语言实践的影响,反而逆影响导致第一代和第二代人在家庭中说普通话。
         白族家庭语言政策深受宏观政治结构的影响,包括国家语言政策,语言教育政策,以及工作和学习场所,生活城市,同龄群体和教育机构等社会和社区的环境因素。研究中的四代人都承认普通话的重要性,源于他们认为普通话是社会经济和社会政治的主要资源。首先,旨在促进使用普通话的宏观国家语言政策,以及规定学校必须规范语言使用并将普通话作为礼貌的象征的语言教育政策,导致白族语言逐渐失去其使用领域,最后被普通话取而代之。其次,同一年龄人群和社区内外教育机构对本族语言的态度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如果他们支持维护和发展少数民族语言,少数民族家庭的孩子将对自己的民族语言持积极态度;相反,则民族语言很可能逐渐退出少数民族家庭子女的语言习惯,最终导致他们对民族语言产生负面情绪和不合作态度。例如,白族中的第三代N和O以及第四代I正是如此。
         5.讨论
         本研究获得了三项研究成果,具体如下。其一,由于宏观和微观环境的变化,家庭语言政策呈现出动态特征。家庭内外的环境变化将导致家庭语言政策进行动态变化。对四代白族成员的调查显示,家庭中语言意识形态、语言管理和语言实践存在动态的代际差异,白族家庭所持有的家庭语言政策呈现出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其二,在白族家庭成员中,第一代发生“自然代际传承”的丧失; 第二代逐渐成为双语人士; 第三代通常会成为一个只会说当地主流语言的单语者。只能学习一点或完全失去母语是语言丧失的主要标志(Fishman,1970)。本研究涉及的白族家庭是喜洲镇的典型研究对象,由四代人组成。通过对每一代人的采访和观察,结果表明,第一代和第二代老人可以流利地使用白族语言。此外,虽然第三代也掌握了白族语言,但更倾向于使用普通话。而第四代则只讲普通话,只习得了少数白族语言词汇表达,基本上不会说白族语言。显然,白族语言在四代人的代际传承中出现了语言流失现象。其三,导致白族语言政策的代际差异及白族语言语言流失现象的因素包含两个层面,即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一方面,是微观层面上白族父母和子女的主观能动因素; 另一方面,则是白族的成员受国家语言政策,语言教育政策和社会环境等因素影响,包括工作和学习环境,生活城市,同龄群体和教育机构等。
         本研究旨在揭示白族的语言政策及影响其制定和实施的因素,并对此提出保护白族语言的一些策略和措施。当然,本研究不可避免也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本研究主要以喜洲镇四代白族人为研究对象,虽对不同世代进行研究和分析,但其他白族人并未全部涉及。虽然该白族家庭具有一定典型性,但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存在其个体差异和独特性,它只能反映出包含相同研究对象情况的那部分白族家庭语言政策。因此,需要更多的家庭案例来研究和探讨所有白族家族的语言政策。其次,由于作者不具备说白族语言的能力,故只能通过白族语言-普通话翻译将一些白族语言语料集合翻译成普通话。因为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异,普通话语料库的翻译结果与原始的白族语言语料可能也存在一些差异或差距,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影响研究结果的恰当性和准确性。
         基于上述局限性,对于未来研究的建议可归纳如下:首先,应将更多的少数民族家庭纳入研究对象进行分析和描述,以获得更全面、更完善的研究成果。其次,为了奠定更好的研究基础,研究人员应该了解和掌握一定程度研究对象使用的民族语言,以便更为准确地收集研究信息和语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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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冯广艺.新常态下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生态研究[J].《湖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5):20-24.
[6] 刘群.家庭语言规划和语言关系 [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6):117-121.

作者简介:孟雪凡(1994-),女,云南省曲靖市人,语言学硕士,单位:云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研究方向:语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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