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塞俄比亚的法拉沙人问题

发表时间:2019/4/9   来源:《信息技术时代》2018年8期   作者:张任杰
[导读]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埃塞俄比亚法拉沙人。本文的第一部分从法拉沙人的起源和分布入手,说明法拉沙人被称为埃塞俄比亚犹太人的原因,并引出埃塞的宗教文化背景,即无论是埃塞正教抑或是法拉沙人的宗教,都承袭了蕴含在埃塞本
(浙江师范大学,浙江 金华 321004)
课题项目:本文为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2018年赴非调研项目《法拉沙人历史考察和法拉沙穆拉现状研究》(项目编号:FF201812)的阶段性成果。
摘要: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埃塞俄比亚法拉沙人。本文的第一部分从法拉沙人的起源和分布入手,说明法拉沙人被称为埃塞俄比亚犹太人的原因,并引出埃塞的宗教文化背景,即无论是埃塞正教抑或是法拉沙人的宗教,都承袭了蕴含在埃塞本土文化当中的犹太元素。第二部分主要记述法拉沙人族群在埃塞如何产生和作为该族群身份认同核心的宗教得到了怎么样的发展。第三部分主要记述法拉沙人回归以色列的几次行动以及回归以色列后法拉沙人面临的新的社会问题。
关键词:法拉沙人;埃塞俄比亚;黑犹太人

 
        法拉沙人的称谓最早出现于16世纪,他们生活于塔纳湖(Tana Lake)周边,并自称“贝塔以色列”(Beta Israel)人,其宗教文化中蕴涵较埃塞正教徒更多犹太元素。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西方探险家发现了这一族群,他们观察到法拉沙人的宗教中蕴涵古老犹太教的元素,因而将之视为犹太人。当回顾历史时,人们会很容易发现西方探险家犯下了错误,不过正是基于这场误会,法拉沙人才迎来移民以色列的机缘。20世纪末21世纪初,这一黑人族群移民以色列,回归了“应许之地”。
        一、法拉沙人的由来
        (一)法拉沙人起源和分布
        法拉沙人的起源众说纷纭,法拉沙人是犹太人还是黑人土著,这一判断将各种学说一分为二。在支持法拉沙人是犹太人的假说中,具有代表性的是示巴女王(Queen of Sheba)说和但族(Dan)说。示巴女王说中,法拉沙人将自己的谱系系于示巴女王之子孟尼利克一世(Menelik I),认为自己是正统的以色列人。这也是法拉沙自称“贝塔以色列”的原因。示巴女王的传说在埃塞文明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但它的重要性与真实性并不匹配。示巴女王的故事版本众多,只是埃塞的版本独具魅力,在更多的史料证据出现之前,它的象征意义要远大于它作为可能的真相的价值。
        但族说认为,法拉沙人是犹太王国失落十部族中但族的后裔。这一说法起源于16世纪,当时的法拉沙人作为奴隶被贩卖到埃及,法拉沙人向塔木德学者、哈拉卡权威齐姆拉(David Ben Abi Zimra, the Radbaz)求助,齐姆拉将法拉沙裁定为但族后裔。1973年,以色列大拉比宣布允许法拉沙人移民以色列时,也是延用了齐姆拉的裁断。不过但族说的产生融入了太多非理性的要素,齐姆拉在裁定时同情占了理智的上风。更为重要的是,当前,由于无法具体论证但族与法拉沙的关系,以色列部分拉比已经驳回了这一裁断。
        如今的学界会更倾向于认为法拉沙人属于埃塞土著黑人,法拉沙人的起源问题由此转换成了他们如何接触并传承犹太教的问题。以下有两种说法:其一是埃及说,即犹太文化或犹太人由埃及沿尼罗河逆流而上到达埃塞,法拉沙人的聚居地正好是在尼罗河源头之一的塔纳湖附近;其二是阿拉伯半岛说,因为历史上的埃塞古文明阿克苏姆(Aksum)曾统治过阿拉伯半岛南部,红海两岸的交流十分频繁。埃及说的问题在于,由尼罗河溯流而上直达埃塞的线路在古代从未通航;阿拉伯半岛说似乎更具可信度。
        无论是阿拉伯半岛的犹太文化传入埃塞而后影响了法拉沙人,还是阿拉伯半岛的犹太人进入埃塞后被埃塞土著所同化,其文化遗产切切实实地印刻在了法拉沙人身上。在历史上,法拉沙人作为异教徒饱受正教徒的排挤,在这一族群的前身“艾赫德”(Ayhud)出现在历史记录里时,即14世纪起,他们就已经生活于埃塞古文明的边缘地带——锡缅(Semien)、达姆贝雅(Dambeya)和瓦格拉(Wagara)等塔纳湖附近地区。在西方探险家发现这一族群时,他们依然生活于此处。
        基于西方探险家的误会,法拉沙人被认作是真正的犹太人,经过整个20世纪的宗教和身份认同改革,他们开启了移民以色列的旅程。当前的塔纳湖周边只能被称为法拉沙历史遗迹。
        法拉沙中有一部分人曾因为宗教和政治迫害而被迫改宗基督,他们被称为“法拉沙穆拉”(Falasha-mura),这一群体仍有少数因为无法通过以色列的信仰检验而滞留埃塞,但是这一群体的具体数目很难估计。
        (二)埃塞宗教中的犹太元素
        法拉沙人在血统上并非真正的犹太人,该族群的基因表明他们属于埃塞土著阿高人(Agaw)[1];法拉沙宗教也并非真正的犹太教。
        法拉沙宗教受到犹太教的影响,其中蕴含丰富的犹太元素,这是他们最早被西方探险家视为犹太人的关键,然而,西方探险家没有考察法拉沙人的正教邻居的宗教特性,事实上,犹太元素是埃塞俄比亚正教徒和法拉沙人的共同文化遗产。
        首先,埃塞正教中同样有许多犹太元素,其中最为显著的是埃塞正教重视星期六的安息日,而非基督死而复活的星期日。埃塞正教会认埃及科普特教[2]为教宗,科普特教会却最早提倡守星期日。埃塞正教之所以遵守安息日只可能是因为在确立正教为国教前,犹太元素已经浸入埃塞本土文化当中。基督教之后在埃塞崛起,人们纷纷改宗,新的信仰由此建立在了犹太化的本土文化之上。由于埃塞本土文化较早吸收了犹太教的养分,以致人们在改宗时没有意识到犹太元素与基督教义的冲突,人们反而使之融入了正教体系当中。因此,犹太元素是所有埃塞人的文化遗产。
        其次,法拉沙人的宗教是该族群身份认同的核心,但法拉沙宗教是埃塞正教的一种变形。法拉沙族群在形成之初以“失去土地”这一经济特征作为判别身份的标准,在接触埃塞正教中的“叛教者”后,法拉沙人才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宗教体系。正教中的“叛教者”为法拉沙人带来了与埃塞正教相当水平的宗教理念,催生了法拉沙人的宗教。作为皇权的反抗者,他们往往采用宗教复古的形式宣示正统,这就是为什么法拉沙人的宗教相较于犹太化的埃塞正教更具犹太性的原因。因此,犹太文化同时遗留在了正教和法拉沙宗教当中,只是法拉沙宗教中较埃塞正教更多。
        最后,示巴女王传说不仅被法拉沙人追认,更是被埃塞统治者的合法性来源。除去12至13世纪的扎格威王朝,所有的埃塞统治者都声称自己具有所罗门血统,即所罗门与示巴女王之子孟尼利克一世后裔。一个皈依犹太教的女王成为埃塞文明的开创者,特别是在埃塞皇帝自称基督徒的背景下,这看似矛盾,实则反映了古代埃塞的一种叙事传统:同样是犹太教的皈依者古迪特(Gudit),在10世纪毁灭了阿克苏姆,她在埃塞的史书中被称为“犹太人”;而对示巴女王的描述侧重她的“以色列”身份。“以色列”开创了埃塞文明,“犹太人”绝断了埃塞文明,这就是埃塞传统叙事中的一组对立——“以色列”和“犹太人”,它们在古代埃塞的语境中存在相反的含义,两者的指代与当今人们的理解截然不同。
        二、法拉沙人在埃塞
        (一)法拉沙人的产生
        14世纪的塔纳湖周边生活着一群被称为“艾赫德”的群体。“艾赫德”一词与埃塞的“犹太人”一样,指代异教徒、统治者的敌人,被贴上“艾赫德”或“犹太人”标签的群体五花八门,往往大相径庭。
        生活在塔纳湖周边的艾赫德因为异教徒身份被当时的皇帝雅沙克(Yeshaq,1414-1429)征讨,战败后他们失去了土地。埃塞以往的记录中,被征服的人民往往只是增加税赋,并不会失去对土地的所有权。雅沙克打破惯例,下令称:艾赫德中不愿改宗基督教的将被剥夺土地,成为法拉西(Falasi)。

[3]法拉西最初意指“流浪者”,法拉沙的名称由此而来。
        失去土地的法拉沙人被迫从事手工业以补贴收入,起初,经济特征的确是识别法拉沙人的重要标准,但是不久后,由于埃塞教会中的异端寻到法拉沙人的土地避难,意外地将被埃塞正教视为异端的理念输入了法拉沙人中间。几经变革,法拉沙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宗教体系,并开始以此区别正教徒和塔纳湖之外的其他艾赫德。
        (二)法拉沙人的宗教发展
        法拉沙人的宗教实质上是由埃塞正教衍化而来,但是它一旦自成一系,其发展就不再受埃塞正教制约。
        18世纪下半叶,在苏格兰旅行家詹姆斯·布鲁斯(James Bruce)“发现”法拉沙人时,法拉沙人的宗教与规范犹太教相去甚远。法拉沙宗教是在埃塞本土发展起来的,吸收了更多本土文化中的犹太元素,以此为前提,它同样是埃塞正教的一种变形。西方探险家和传教士在法拉沙宗教中发现了古代犹太教的影子,就错以为他们是犹太人,误会由此开端。
        20世纪初,名为费特洛维奇(Jacques Faitlovitch)的法国犹太人来到法拉沙人中间,并开始致力于改造法拉沙人。费特洛维奇相信法拉沙是真正的犹太人,尽管他不清楚法拉沙人的历史,也不了解法拉沙人的邻居——犹太化的埃塞正教徒。费特洛维奇毕其一生,完成了对法拉沙人的改造:对内,他将规范的犹太教引入法拉沙人中间,使法拉沙人的宗教不断向外界的犹太教靠拢;对外,他塑造法拉沙人的不幸历史,企图说明法拉沙属于犹太世界,他们和其他犹太人一样饱受迫害和排挤,不幸命运的舆论在二战期间达到了顶点,使得法拉沙人的犹太人身份就此被外界承认。
        正是在费特洛维奇工作的基础上,建国后以色列才可能考虑法拉沙人的移民。尽管以色列方在初步调查法拉沙宗教后,发现它极不规范,混杂了许多基督教和原始宗教的内容,但其中的犹太性仍依稀可辨,这不得不归功于费特洛维奇的努力。回归以色列之前,先要回归犹太教,这就是以色列早期对生活于埃塞的法拉沙人的态度。回归犹太教运动持续了20多年,到1973年,以色列官方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因而开始正式接收法拉沙人,法拉沙人移民以色列的浩大工程就此开启。
        三、法拉沙人在以色列
        (一)回归行动
        法拉沙人“回归”以色列颇费周折。1973年,中东十月战争后,埃塞同以色列断交,法拉沙人回归行动就此夭折。至七十年代末,埃塞发生大饥荒,法拉沙人本就贫困,面对饥荒更是无力应对,包含着大量法拉沙人的埃塞难民逃亡到了埃塞与苏丹边界,得到这一消息的以色列通过美国与苏丹政府展开了秘密谈判,最终达成协议:美国向苏丹提供经济援助,而苏丹政府则允许以色列人运送法拉沙人。由于政治原因,苏丹总统要求这一行动必须秘密进行。1981年,以色列开始秘密空运法拉沙人,但是进展相当缓慢。到了1984年,由于饥荒加重,以色列发起了“摩西行动”,开始大规模转移法拉沙人,移居以色列的人数大致有7000人。由于媒体的报道,这一事件被公之于众,苏丹政府迫于宗教和政治压力,即刻停止了与以色列的合作,摩西行动就此中止。难民营此时仍有大约1000名的法拉沙人,以方因而再次请求美国出面谈判,最后达成的协议是:美国承担剩余的运送工作,以色列不得参与。
        1989年11月,埃塞与以色列恢复外交,为帮助法拉沙人移居以色列,以方开始与当时执政的门格斯图谈判。门格斯图执政末期,内忧外患,门格斯图希望利用法拉沙人换取武器,但是以色列和美国都不愿加深埃塞内乱,因此给出了以经济援助为主的条件,门格斯图对此并不满意,谈判陷入了僵局。门格斯图和美国、以色列的谈判拉锯战一直持续到1991年5月,埃塞内战重新爆发,战败的门格斯图外逃,埃塞国内出现了权力真空。法拉沙人在今后的处境难以预测,以方因而被迫紧急实行了“所罗门行动”,决定于5月24日到25日采取时长25小时的空运计划,转移所有记录在册的法拉沙人。据当时的驻埃塞以色列大使回忆,他们预计有15000名法拉沙人,但事实上来到现场希望被搭救的人超过了20000,法拉沙之外的埃塞人也希望跟随他们逃离埃塞。
        所罗门行动结束后,埃塞剩下的法拉沙人不到2000人,另外还有当年迫于形势脱离了犹太教的“法拉沙穆拉”,他们将暂时无法移居以色列。大批成功移居的法拉沙人希望与他们的亲人团聚,但以色列国内不乏反对者:法拉沙人的犹太性尚且存疑,叛教者的犹太性就更不应该考虑了。
        法拉沙人是不是真正的犹太人,这一争论一直持续到今天,以色列政府还是采取了更为人道和宽容的做法。2011年7月,以色列政府决定展开“翅鸽行动”,旨在将留在埃塞俄比亚的最后一批法拉沙犹太人空运回以色列,而在这一行动中,得到“救赎”的也不乏大量的法拉沙穆拉。
        (二)法拉沙人在以色列的现状
        移居以色列的法拉沙人有喜有忧。首先他们回归了应许之地,其精神世界无疑得到了无上满足;再者,法拉沙人的文化程度普遍较低,从埃塞到以色列,他们就此获得了新的学习机会;最后,法拉沙人原先的生活环境较为原始,卫生条件恶劣,移民以色列后法拉沙人的基本生活环境有了保障。
        法拉沙人的前景并非一片光明:一方面,在上帝的应许之地,本应互称同胞的其他犹太人对他们抱有歧视。一部分保守的拉比要求法拉沙人在以色列重新进行犹太教入教仪式,以确认其信仰,这遭到了法拉沙人的强烈抗议。尽管法拉沙的犹太教习俗与以色列有诸多差异,但法拉沙人认为,他们的犹太教更为古老,其犹太性更为纯洁。并且,在检验宗教纯洁性时,以色列拉比对于法拉沙人要求格外严格,如果同样的标准用于苏联犹太人,苏联犹太人也将失去移民资格。然而现实是,以色列对苏联犹太人相当宽容。这样的双重标准引发了普遍不满。
        另一方面,以色列的教育资源分配中,法拉沙人始终处于弱势。在以色列,人们通过教育获得更好的工作和社会地位,但是法拉沙人却陷入了恶性循环当中:他们原先的教育程度低,因而无法获取更好的工作,因而也无法承担后代的教育成本,这导致法拉沙后代的教育程度继续处于低水平。
        总之,法拉沙人的境遇并未因为移民行动得到彻底改善。
        四、结语
        法拉沙人由一个埃塞土著族群转变为埃塞犹太人,并最终移民以色列,在相关媒体的报道中,有太多的观点将他们的移民视为一场救赎。然而就法拉沙人的种族而言,所谓的救赎根本是基于一个误解——“犹太人”在古代埃塞的语境中仅仅表示异教徒,而非真正的犹太教信徒;不仅如此,完成移民的法拉沙人在以色列也遭遇了新的社会问题,在此意义上,所谓的救赎远远没有完成。在法拉沙移民以色列的既成事实下,法拉沙人融入以色列社会的问题成了当前学界关注的焦点,融合不易,而前景却是未知,法拉沙人的未来犹待我们观察。
参考文献
[1]Lucotte G, Smets P . Origins of Falasha Jews studied by haplotypes of Y chromosome[J]. Human Biology, 2000, 71(6):989-993.
[2]科普特教会(Coptic Church),和埃塞正教一样,属于基督教东方人派正教会(Oriental Orthodox Churches),属一性论派,曾在埃及活跃一时。
[3]Tamrat T, Tschan F J. Church and state in Ethiopia, 1270-1527[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2: 201.

作者简介:张任杰(1994—),男,浙江宁波人,硕士研究生,单位: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政治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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