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存在主义思想解读

发表时间:2019/4/4   来源:《知识-力量》2019年7月上   作者:郭宝瑞
[导读] 诺贝尔奖颁奖辞如此评价《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以下简称《万》):“人生的悖谬、无可逃脱的责任、人的尊严等这些大江从萨特那里获得的哲学要素贯彻作品的始终,形成了大江健三郎文学作品的一个特征。”

(武汉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2)

 
        诺贝尔奖颁奖辞如此评价《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以下简称《万》):“人生的悖谬、无可逃脱的责任、人的尊严等这些大江从萨特那里获得的哲学要素贯彻作品的始终,形成了大江健三郎文学作品的一个特征。”事实上,大江在萨特等存在主义哲学家影响下所产生的存在主义思想始终贯穿于其文本。
        存在主义哲学关注的并非传统哲学概念中抽象的、本质的存在,而是人的精神的存在。存在主义哲学家们认为人的心理意识(往往是焦虑、绝望、恐惧等病态的心理意识)是唯一的真实的存在,并把社会存在与个人的现实存在对立起来。《万》中就探讨了人生的痛苦、孤独等精神存在,以及生存的决断、选择、勇气等问题,构筑了一个严肃而沉重的世界。
        二战给日本带来了巨大的耻辱、创伤和痛苦,战后日本青年普遍陷入迷茫和痛苦中。在这种社会环境下,蜜三郎和妻子的精神状态也发生变化,他们苦苦挣扎却无法寻得出路,只能不断地放逐自己,任由自己陷入堕落和消沉。本书的开篇细致地刻画了蜜三郎消沉、病态的精神状态。蜜三郎目睹了唯一的友人自杀场景——“用朱红色颜料涂了一头一脸,全身赤裸,肛门插上黄瓜,自缢身亡”;儿子“仿佛是灰暗水中的水栽植物,睁着毫无表情的眼睛,躺着,只是静静地存在着”,最终被送往保健院;妻子酗酒,“是一个熟睡的醉女人”。在一系列的打击下,蜜三郎的灵魂渐渐走向虚无和麻木,在一个坑底对污垢、疼痛“顺从接受”、“满不在乎”、“无法抗拒”,这也是他此时对待人生的态度。蜜三郎发现“自己那无意识的手扒出土里的砖瓦块,又抓挠土墙,原来是要把我自己活埋”。蜜三郎心中的痛苦致使他欲以死亡做为人生的终点。当鹰四提议回到故乡的村庄开始新的生活时,蜜三郎短暂地对人生燃起过希望,然而在村庄中发生的种种使他意识到,他与这个村庄并无心理上的联系,于是他又继续走向麻木,对外界的一切都持一种漠然的态度。若非鹰四之死促成了蜜三郎的转变,蜜三郎可能无法超越心中的痛苦走向新生。
        与蜜三郎相反,其弟根所鹰四则寄希望于从历史中寻找认同,重新实现自我价值,再次成为“英雄”,这也代表了战后日本青年普遍的精神追求。因此鹰四利用想象力美化了曾祖父弟弟在万延元年发动的农村暴动,将其视为一次伟大的壮举。他狂热地崇拜曾祖父之弟,决定效仿他,训练一支足球队发动现代暴动,将历史重演。如鹰四所言,“山谷里的新式暴动即便成功了,也可能没有任何用处。可是至少,我能更加深刻地感觉到曾祖父的弟弟的精神勃动,这是我长久以来的渴望!”在这个意义上,鹰四疯狂而固执的举动便可以得到理解。



        而鹰四心中深埋着的痛苦则是对妹妹之死的歉疚。少年的鹰四和白痴妹妹乱伦并令妹妹怀孕致使妹妹自杀后,他如同《罪与罚》中的拉斯科尼科夫一样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这个秘密使鹰四不堪重负却只能独自承受。“乱伦的罪孽使鹰四心中的本能冲动失去了平衡,使他的自我变得残缺不全。”然而坦白这个罪孽比坦白其他任何事都需要更大的勇气,因此,他与嫂子乱伦、假称自己强奸少女,发动暴动,都是为了寻求替代方式赎清罪孽,走出心中的地狱。在鹰四心中,有“两种欲望,一种是替我的暴力人格辩护的欲望,另一种是惩罚这样的自我的欲望,它们在我的生命当中简直把我撕裂了”。因此,鹰四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暴徒的形象,通过种种方式进行自我惩罚。
        事实上,鹰四试图通过暴力撕裂自己、带来毁灭的行为恰恰是为了缓解内心的矛盾和冲突,重新实现统一的自我。最终鹰四选择了袒露妹妹之死的真相,并以自杀的方式实现了灵魂的救赎。如书中引用萨特的话“在绝望之中死去。现在,你们是不是能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它绝不仅仅意味着死亡。难道他不是后悔生存、在耻辱、憎恶和恐惧之中的死亡?”因为不敢袒露真相,鹰四一直活在耻辱、后悔和自责之中,并以暴力的方式进行自我惩罚,灵魂被囚禁在地狱之中。超越心中的地狱的唯一方式就是袒露真相,进行赎罪。鹰四自杀后,墙上写着“我说出了真相”,可见,对鹰四而言,只有说出这个秘密,才能超越心中的地狱,实现真正的灵魂上的解脱。
        鹰四的死给蜜三郎巨大的打击,他觉得“耻辱的痛苦会折磨着我,而我将用唯一的那只眼睛,像老鼠一样小心翼翼地窥伺着模糊晦暗的外部世界,苟延残喘下去……”在这种情况下,他开始反思自我,最终,他接受了妻子的建议,决定开始新的生活。
        这种超脱罪孽、走向新生的行动是大江的理想主义的投影。“在大江看来,这种缺乏坚实根基、需要永不停歇地努力、在自始至终的孤独和创伤之中顽强探求救赎与新生之路的精神,正是人的希望所在。”人类在面对生存困境以及痛苦惶惑时,需要以勇气来超脱自我走向新生。这不仅体现了萨特存在主义思想中的乐观精神,也是大江对人类所寄予的希望。正如大江在瑞典文学院发表致谢演讲时所言,他们“在正直的人中正直,在污秽中污秽,如果可能,须以羸弱之身,在钝痛中承受人类所有的苦难。”
参考文献
[1]于长敏译.大江健三郎.万延元年的足球队[M].光明日报出版社,1995.
[2]杜隽.大江健三郎与《万延元年的足球队》[J].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1.
[3]涂险峰.超越心中的地狱——《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中的罪孽、创伤与救赎[J].长江学术,2011.
[4]顾建栋,史永霞.《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的存在主义解读[J].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16,6(34)

作者简介:郭宝瑞(1996.12-),女,山东东营人,武汉大学本科在读,主要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伦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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