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再评价

发表时间:2019/3/5   来源:《知识-力量》2019年6月上   作者:刘晓旭
[导读] 鲁斯•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1887-1978)被看作是文化人类学中文化模式论学派创始人,但她对日本文化研究的名作《菊与刀》却表现了她对文化研究中人格与心理的独特层次的视角,鲁斯•本尼迪克特把这种由情感因素所表现的动力性的文化形态,称之为耻感文化。《菊与刀》一直以来都是

(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
摘要:鲁斯•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1887-1978)被看作是文化人类学中文化模式论学派创始人,但她对日本文化研究的名作《菊与刀》却表现了她对文化研究中人格与心理的独特层次的视角,鲁斯•本尼迪克特把这种由情感因素所表现的动力性的文化形态,称之为耻感文化。《菊与刀》一直以来都是研究日本文化不可或缺的经典之作。本文也借《菊与刀》一文,再探日本的耻文化。
关键词:《菊与刀》;耻感文化;罪感文化

 
        一、关于《菊与刀》的耻感文化
       本尼迪克特作为西方文化学者在对日本社会和日本人的研究中体会到强烈的感情文化差异,主要表现为日本社会和日本人的感觉到行为背后的强烈心理内在冲突,并探索出这种感情因素的动力文化形态是耻辱。《菊与刀》从独特的角度出发,对日本文化进行透彻的分析,使其成为耻辱文化。“耻辱”作为外部的规范之一,潜藏在日本人的道德体制中,制约着各种各样的行为,贯穿日常生活的全部。日本人认为善在人的内心深处。如果心中的冲动能够直接表现为行动的话,就可以自然而然地表现为言行举止的德行方面。
       1.1耻感文化的社会表现
       在社会生活的形式上体现为尊老爱幼、热心帮助别人。大多数情况下日本人在电车中礼让年长的人,通常不想接受他们的感谢,这时的感谢对于他们来说反而是“麻烦”。因为无形之中对他们精神上施加了压力。这是日本人行为中“恩”的双曲线。“报恩”就是这样的事情。道德思想的形式上,在日本社会,“情义”社会的原则,它实际上与日本社会的历史发展一起形成了道德。重要的是“忠”、“孝”、“仁”、“爱”。社会中人的道德都有个范围,谁超出这个范围,必然会受到外界谴责。
       1.2耻感文化的形成原因
        在地理成因上,日本是一个岛国,民族和语言都是单一的,文化上缺乏创造性条件。在这个环境中,要具有很强的自身生存意识和优先意义上的人际关系,形成了紧密的水平化社会。原始生存是自觉意识,这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地被具体化、形式化。在日本文化中,恩和情义是以社会形态和个人的行为具体化的规范为基准,在这个社会存在的人必须遵守这个外在的精神标准。
       在教育成因上,在日本儿童阶段拥有最大的自由和特权。孩子在成长期间家长往往会嘲笑孩子,这对依赖家庭长大的日本孩子来说是最可怕的事情。即使在长大之后还会在心中留下阴影。在学校和军队中他们也会被嘲笑。一个人必须依附于集体,在集体中实现自己的价值。日本人担心自己的行为会引起嘲笑,因而各方面举动都很慎重。从中可以看出,不论在孩提时代还是成人社会中,他们对耻辱都有强烈的反应。



       1.3耻感文化的影响
       耻感文化是引发外部压力的源头,罪感文化是一种自身心理压力的解放。罪感是承认自己犯的罪,由此会得到心灵的放松的话,就会承认自己的错误,也会得到保护。如果让别人知道自己所犯的罪,就会感到莫大的耻辱。因此,与其承认自己的错误,不如隐藏或直接否认。日本人出生后,受到父母的恩惠,受到天皇的恩惠,受到亲戚和朋友的恩惠,接受他人和比自己地位高的人的恩情。受恩要报恩,因此日本人不愿意帮助别人,也不愿意别人帮助自己。
       二、欧美的罪感文化
       所谓的“罪感文化”并非是道德的绝对标准。从这个定义上理解,“罪文化”是社会中的人如果违背道德标准,就会被判有罪。这是西方文化基督教神学家奥圭斯坦提出的,在人的本性中所有的人都有缺陷的,不是完美的。在这个西方基督教的传统背景下,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为此束缚,人类的善恶由此判决。从理论上分析“罪感文化”,如果这样的文化能起作用,那么其实行机制就能找到细小的漏洞。甚至一个人犯错也会形成“绝对道德标准”。因此,如果没有外力的影响,灵魂会感到不安。“罪感文化”如果是一个机器,就很难从罪恶感中逃脱。
       三、耻感文化与罪感文化的比较
       本尼迪克特认为,“罪感文化”是“提倡道德的绝对标准,并依赖其发展的人的良心社会”。“耻感文化”是“公认的道德标准是借外部强制力发展人的良心的社会”。“耻感文化”是本尼迪克特对日本人格类型的行动模式的总结本尼迪克特提出,“日本社会文化是社会制定了绝对的道德标准,依靠人们的良心培养。”因此,在罪感文化中生活的人有向神忏悔的行为。
       《菊与刀》进一步强调了气质的约束力。只有自己犯罪后,被他人发现,才受到他人的谴责和惩罚,才是自己的耻辱。即使犯罪,也不会受到社会的压力。考虑到这一点,羞耻文化中的人,接受别人的评价,把他人的反对视为自己的耻辱。“在以羞耻为主要的约束力的文化中,我们应该对犯罪行为感到懊悔。只有通过忏悔才能得到赎罪。”.
       四、结论
       “耻辱文化”在这两种文化模式中,无论哪一个是好还是坏的评价,两者都是各自的特征。两个模式在形成过程和外部表现中存在差异。东西文化的一个主要区别在于东方文化属于“耻辱文化”,西方文化属于“罪感文化”。东方的耻感文化深受东方民族儒家文化的影响;西方的罪感文化,是受基督教思想《原罪论》的影响,体现的是反省、忏悔。两种文化的根源不同,但他们的最终指向是“信仰”,因此,更传统的文化和宗教信仰,可以发掘他们最底部的道德意义。

作者简介::刘晓旭(1993.05-),女,研究专长:日本文学,中日比较文学,日本文化,学历:研究生,学位:硕士,工作单位: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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