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近自然,与时相通——论董其昌的绘画

发表时间:2018/9/27   来源:《知识-力量》2018年10月上   作者:张震霖
[导读] 晚明时期的美术是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明朝末年,自隆庆,万历后,帝王不理朝政,导致宦官当道,时局动荡,人心涣散。虽有有志之士试图挽救颓败的时局,但因势单力薄,终以失败告终。身居高位的董其昌选择了远离纷争,明哲保身的韬光养晦之策,潜心钻研绘画

(河北师范大学,河北 石家庄 050011)
摘要:晚明时期的美术是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明朝末年,自隆庆,万历后,帝王不理朝政,导致宦官当道,时局动荡,人心涣散。虽有有志之士试图挽救颓败的时局,但因势单力薄,终以失败告终。身居高位的董其昌选择了远离纷争,明哲保身的韬光养晦之策,潜心钻研绘画,书法和艺术理论,取得了举世成就,他提出的韵法意绘画理论对后人影响深远。他主张师法自然,并在绘画中融入自己的情感,使画风清新,仍能表现与时代背景的关系。本文试图解析董其昌如何在动荡时局中画出平淡,自然的风格,并成一代宗师。
关键词:淡远;师法自然;一超直入

 
        一,动荡时局,明哲保身。
        明朝废除宰相,政事交由内阁和六部管理,中央的最高权力在于皇帝。然而明朝政局并没能如朱元璋期望的那样发展,反而与之相反,到后来演变成皇帝的权利被削弱,内阁和六部逐渐掌握政权,内阁首辅成了实质性的宰相。尤其万历皇帝怠政,废政,可以说是导致明朝灭亡的主要原因。中国的历史上,一旦出现国家危亡的情况,总会有一些有志之士参与其中,希望可以扭转局面。万历年间,张居正任内阁首辅的10年,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试图挽救腐朽的明王朝,然而却因其卒后便没了作用。董其昌和张居正的做法不同,他选择了从艺术思想的角度出发,对人的精神灌输正能量。艺术总是与时代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虽是政治腐败经济衰退,但是文化艺术却初具雏形。董其昌初时因字差而屈居第二,后深受刺激,发奋习字,终考中进士,又因文章,书法优秀,入翰林院深造。任职期间,常常会因职务的原因外出,于是路上他游山玩水,这为他今后的绘画创造了条件。董其昌的为官之路甚是艰辛坎坷,但董其昌从艺的原因之一也是为了政治。董其昌最后位及南京礼部尚书,之所以他可以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得到高官厚禄,还是因为他以书画为媒介进退得宜,从不在官场上树敌,不仅与东林党人关系甚熟,与阉党的关系亦是不差,在政治斗争中,从来都是置身事外,有危险就隐居,游山玩水,与友人切磋技艺,心向禅学,以画交友,为官只有十几年,隐居却不到三十年。所以说在这一时期,他的画作是其发展的顶峰。多数画家在动荡的时局下,在画中展现的都是愤世嫉俗的心理,一览无遗,直击画家的内心世界。可是我们在董其昌的画作中看不到这种景象,看到的却是祥和,安然,宛如世外桃源般的景象。画家们寄情于自己的书画创作中,以求在创作中寻求自己内心世界的向往,董其昌自然不例外,在他的画作中,他依然是加入了自己的思想,不过他更寄情于自然山水之中。只是在部分人看来,他的绘画与当时的政治背景并不相符,其实不然,他的绘画恰恰表现的是文人士大夫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对平淡,自然生活的一种向往,他在自己的画作中表现的不仅仅是自己的思想,更多的是大部分士人的内心愿景。
        二,师法自然,质求淡远。
        董其昌不仅接受儒家思想,道家思想,还兼有禅学元素,这也影响了他的绘画,并在绘画中引用禅学,一超直入。他认为,“质任自然,是之谓淡”,淡就是自然、天然、天真,不用刻意地去雕琢,由“淡”而通向“无”,皆是老、庄哲学中的原则。他的南北宗论也是依照禅得来的。董其昌强调以淡为宗,这与他所说的“南宗”的绘画思想相接近。北宗多数是宫廷画家,为皇室服务,以李思训为北宗始祖,所画物象有局限性。


南宗则以王维为始祖,以自娱为目的,抒情为手段,柔润为形式,更多的表达画家自我情感,随自己的心性来控制画面的起承转合。前面说到董其昌会因职务的关系外出,也因此他寄情于自然界的山水之间,直至最后位居南京礼部尚书,远离了中央的政治斗争,这为他的山水创作提供了更有利的时间与机会。他追求幽淡的意境,思想处于超脱的状态,当然现实社会中他也是这么做的,所以他说:“多少伶俐汉,只被那卑琐局曲情态,耽阁(搁)一生。若要做个出头人,直须放开此心,令之至虚,若天空,若海阔,又令之极乐,若曾点游春,若茂叔观莲,洒洒落落,一切过去相、见在相、未来相,绝不挂念,到大有入处,便是担当宇宙的人......” 董其昌的画强调文人写意的高雅情趣,用极具夸张的手法来描绘变幻莫测的云烟,更有的是浪漫主义色彩。他师承董源,巨然,黄公望,倪瓒,其实不难发现,他们几人描绘的多是南方的秀丽山川,用笔清秀中和,恬静疏旷;用墨干净隽朗,温敦淡荡,古朴典雅。僧人巨然师承董源,用笔更为湿润,线条更加柔和。“工画山水,笔墨秀润,善为烟岚气象”。董其昌,他继承了这些南宗画家的思想后,可以说,只要是中国的鉴赏家,都会在他的画作中找到丰富的人文价值,他擅于集各画法的精华于一身,“画家以古人为师,已是上乘。进此当以天地为师。每每朝看云气变换,绝近画中山。山形时见奇树...看得出自然传神”这是他的名言之一。例如,画家张宏是抓住了景物的外貌,而董其昌则是传达了山水的灵气与精髓。有人会说董公的绘画背离了自然社会最真实的景象,实则不然,欧洲艺术家塞尚曾经说过“艺术必须与自然平行”;“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是唐代画家张璪提出的艺术理论,意思是艺术创作来源于对大自然的师法,然而自然美并不能够直接成为艺术美,所以就需要画家的思想与构设。他不是照搬照抄写实性地去描绘自然景色,而是掺入美好的遐想和富有抒情诗意的题款,给人如临仙境的感受。
        三,书画之道,“与时通矣”
        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中,艺术的最大用处便是实用,艺术是为政治服务的。绘画可以记述事物,描写事实,并且对人的思想有一定的引导作用。东林党人的肆意妄为和不切实际的幻想加速了明朝的灭亡,面对混沌不堪的社会现象,不仅仅是文人士大夫,更多的是平民百姓,他们早已失去了希望,终日沉闷不堪。这种环境下,人们生逢乱世,无可奈何,唯有在书画中寻求一丝安逸,董其昌将书画笔墨为交往媒介和进身之道。用笔温润,不骄不躁。高居翰先生曾说,在他的画中往往有一种既“拙”又“生的特质,他在画中展现的物象常常较为矛盾,一张画中一会看得节奏平缓,一会又是紧张揪心,但是这种矛盾关系却可以在一张纸上展示出来。难道这紧张的拉锯关系不是明代当时的社会关系吗?难道当时的社会不是一个大大的矛盾体吗?他喜于探索山石结构,他认为画山水应先画山石结构,再刻画细节的东西。就如统治这个国家,需要有大的框架,逐步细分,才能维持好公共秩序,一旦损毁,就一塌糊涂。董其昌的引禅入画也是对人们精神上的安慰。这在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下,人们谈佛论禅已演变为全民行为,所以引禅入画是必然趋势,董其昌的顺势而为,使他在绘画理论上有了很高的造诣,这与清代康熙乾隆皇帝推崇董其昌有很大关系,当然期间不乏很多争论。直至当今社会,书画的作用也不再是只有装饰的功能,更多的是表达画家自身情感的一种载体。当然,书画也是促进人与人沟通的重要工具,成了社会礼尚往来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人们越来越注重书画的重要性,且画师也不再是最底层的画工,而是受人敬仰的绘画家,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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