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阅读中的审美创造性

发表时间:2017/9/7   来源:《教育学》2017年7月总第123期   作者:姜希
[导读] 作品在读者欣赏时,已经成为读者与作者心灵交流的统一体,成为读者与作者共同享有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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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高考落幕,对浙江29万余名考生来说,相比高考作文题,语文试卷上的一套阅读理解题风头更盛。不少考生戏称:“十年寒窗,败给一条草鱼。”记者采访原文的作者巩高峰,问他怎么评价浙江高考选用了他的文章作为阅读理解试题,并设置赏析“诡异的光”这样的题目?巩高峰说:“这个小说我写完了,跟我就没关系了,谁爱怎么解读都是可以的,那老师拿去出题当然也是可以的,老师怎么想的,我也没办法左右。”巩高峰所谈的主题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论述的阅读中的审美创造性的问题。 
        “这个小说我写完了,跟我就没关系了,谁爱怎么解读都是可以的。”这句话道出了读者对文学作品理解的本质。欣赏文学艺术作品本身是一种带有创造意义的活动。真正的美学对象包含让读者自己去领悟的艺术形象。每一个人的主观经历不同,感情不同,审美意向与情趣不同,在欣赏时就会表现出各自的独特角度,这就是最简单意义上的创造。人们在欣赏作品时,并不是简单地、被动地去欣赏。实际上,人们在欣赏时,已经不知不觉地把自己的态度和情趣加入作品中,对作品进行了“再加工”与“再创造”。作品在读者欣赏时,已经成为读者与作者心灵交流的统一体,成为读者与作者共同享有的对象。
        中国人熟知的“推、敲”的典故就是这样一个例子。韩愈说“敲”好,有他的道理,并为后人广泛认同。“僧敲月下门”,敲字令人产生空间回响的效果,声音在孤寂山林空间穿越,造成“空灵”意境,使人得到极高审美享受。可近代美学家朱光潜却认为“推”字更好。“敲”表明寺内有人,并不十分孤寂,僧人独自出去,又独自归来,门户半掩,轻轻推开,悄然无声,影因月动,更有意味。究竟韩愈的话对还是朱光潜的话对呢?这是一个典型的欣赏者具有创造性的话题。其实,上述对“敲”与“推”的理解,是韩愈和朱光潜个人对形象的独特审美创造,固然对人们有启发,但不是绝对的是非定论,我们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审美感受作出自己的判断。
        鲁迅的《阿Q正传》,表达了一位作家对自己民族劣根性的深刻反思,阿Q的性格令人发笑,这种辛辣的讽剌能引起广大读者的感情共鸣,既有深刻内容,又有很高审美价值。但是,认真的读者会感到作者对阿Q有着深切同情的一面。阿Q给人的感受绝不只是可笑,更可哭。鲁迅笔下的阿Q是一个既可怜又可笑更可哭的形象,是作者以血和泪写下的形象。



        对文学作品个性化的多元解读,是由文学作品本身内容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决定的。高尔基说,文学是以人物形象表现社会、反映人生的,而人物形象本身就是一个多重性格组合在一起的内涵丰富的多义的复杂个体。因此,文学形象绝不是一个只具有单一性格的“点”,而是一个具有多重复杂性格的“圆”。人物形象的多重性格也就决定了文学作品主题的多元化。文学作品一旦问世,就成了一个由作者、作品和读者构成的“三位一体”的系统,它的人物形象和主题就不再属于作者,其本身在主题和人物性格上就存在着多义性。
        王夫之论诗时说:“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歌德也说:“优秀的文艺作品,无论你怎样探测都是探测不到底的。”这也说明文学作品可作多角度、多层面的解读和感悟。
        二十世纪中期西方兴起的接受美学理论,就非常强调读者对作品意义的再生成和再创造,以及这种意义生成的无限性。他们认为:“某一文学作品的意义不是一个万古不变的常量,而是一个有着多样性阐释的群集,一个有着众多变量和参数的模糊性群集。”文本与读者是互渗互动的关系,文本一旦与读者发生关系,便不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所以,对待同一部作品,由于读者的审美经验和阅读条件的不同,会产生不同的批评意见。阅读者个人的性格、素养、阅历等又是千差万别的,从作品到读者之间有一系列中介因素,如欣赏习惯、阅读密码、文学素养、人生阅历等,读者必须“动员”自己已有的知识去破译作品的“密码”,从中挖掘并再创造作品中的审美信息。萨特说:“读者的阅读水平如何,作品就如何存在。”不同年龄、心境、阅历、素养的人,可能都会对文学作品产生新的认识和感受。
        由于语言本身的开放性、多义性以及阅读者个体在生活阅历、情感体验、思想方法、认识水平、切入角度等方面的不同,文本的本意和读者之间必然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真正的理解绝不是对文本原意的复制和再现,而是在文本的解读中创造出属于“我”的新世界,这也就是“形象大于思想”的内涵吧。正如伽达默尔所说:“如果我们真正理解了,那就肯定会作出不同的理解。”也正因为如此,在阅读过程中,不同的读者对同一作品往往会有不同的理解和评价。
        美国当代艺术学家爱布拉姆斯在《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中提出文学是一种活动,应由四个要素构成:世界、作者、作品、读者。对读者这一要素的阐述,爱布拉姆斯这样说道:“读者是文学接受的主体,他不只是阅读作品的人,而是与作者共同生活于世界的活生生的人,他们通过作品而进行潜在的精神沟通,只有经过作者阅读鉴赏,作品才能实现其价值。”作为文学活动的最后一个环节,读者对文本的理解影响着文本存在的意义,决定着文学活动的完整性。没有读者的参与及作品的解读,作品就没有意义和生命。所以,读者对作品的解读以及读者对作品的再创造这一活动值得我们思考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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