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江涛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 陕西省西安市 710127）
摘 要：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外部安全形势经历了恶化-好转-恶化的转变。俾斯麦和威廉二世作为德国对外战略的直接推动者，其不同的政治性格导致了德国不同的对外战略，极大影响了其崛起中的外部安全形势。具体而言，俾斯麦的结盟政策使得欧洲维系着均势的灵活性；而威廉二世的激进与感性的决策直接导致了欧洲同盟体系的僵化，为一战爆发埋下祸根。
关 键 词：政治领导；德意志第二帝国
一、引言
大国兴衰是国际关系学界永恒的问题，一战前德意志第二帝国（以下简称“德国”）的崛起及其与传统霸权国英国的结构性矛盾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大多学者都尝试从体系层面（欧洲均势体系的变化及社会心理等）和国家层面（德国的政策等）等视角分析德国崛起中外部安全形势的变化。本文注意到，作为个人层次的德国决策者的个人因素常常被忽视，因此试图从个人层面探究德国崛起中外部安全形势变化的原因。
二、不同政治领导的不同战略
在国家间互动中，决策最终是由领导人做出的，不同政治领导核心对国家利益的排序及其实现方法的认知是不同的，因此不同的政治领导人会倾向于采取不同的国家战略，从而与他国建立不同的互动关系。德国的政治领导核心经历了从俾斯麦（1871-1890）到威廉二世（1888-1918）的变化，由于他们不同的政治性格，虽然面对着类似的国际环境，但他们在对外战略安排的选择上各有所侧重，直接导致了不同的后果。
（一）相似的国际环境
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是，当时两者面对的国际环境大体是相似的：在政治领域，民族主义在欧洲均势体系下持续兴起，并逐渐成为欧洲各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行动指南。在东欧，泛斯拉夫主义在呼吁讲斯拉夫语的人联合起来，推翻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的统治，这在巴尔干地区表现的尤为严重。在德国，也出现了仇视斯拉夫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尽管德国皇室与俄国皇室存在血缘上的关系）。而在法国，因为德国种种的“羞辱”（在凡尔赛镜宫加冕皇帝等）也产生了仇视德国的民族复仇思想。在经济领域，德国的崛起已成不可阻挡之势。德国的重工业在19世纪80年代超过了英国，其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近乎是英国的两倍；在社会文化领域，欧洲自克里米亚战争以来，已经几十年没有爆发国一场有五大国（英、法、德、俄、奥）参与的战争了，人们对和平产生了过度的自满情绪，社会达尔文主义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在各种外交妥协下，人们不禁产生疑问：“为什么我们一方要退让？为什么我们不能让另一方做出更多的让步？”
（二）俾斯麦的政治性格及其对外战略
自1862年出任普鲁士宰相兼外交大臣建立到1890年被迫卸任，俾斯麦位居宰相之位38年，对德国外交一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据其回忆录所述，他出生于一个容克贵族家庭中，继承了容克贵族们共有的坚强的个性与对目标不择手段般的毅力，同时他对国际事务具有明显的现实主义态度和强烈的务实性，这直接影响着其在位时处理德国对外事务的手段。
作为务实的现实主义政治家，俾斯麦的对外战略通常是灵活和极富创造性的。鉴于欧洲民族主义的持续兴起，俾斯麦充分利用了其他日耳曼国家要求在普鲁士的领导下统一德意志的民族主义思潮，于1864-1871年针对丹麦、奥地利和法国的三次王朝战争，成功统一了德意志地区并建立了帝国。但当其建立帝国的目标实现后，鉴于民族主义在均势体系下对帝国统治合法性的威胁，他又着手压制国内的民族主义势力，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俾斯麦从未致力于将奥地利纳入其构想的新的德意志帝国中，因为这样会削弱普鲁士对帝国的控制力。
在帝国的对外战略中，俾斯麦利用欧洲各大国之间复杂的利益网络，以灵活的手段先后与俄国、奥地利、意大利等国建立了同盟关系，在欧洲大陆成功孤立了法国，并使其将注意力从对德德报复行动转移到海外德帝国主义扩张行动中，使自身的外部安全形势从帝国建立时的危机四伏逐渐好转。在对外扩张方面，他极力限制了德国的帝国主义野心，消除英国对其势力扩张的敏感，以便维持欧洲以柏林为轴心的均势。
明显的事实是，德国在欧洲大陆构筑的均势体系是灵活与复杂的并存的，得益于俾斯麦个人务实的现实主义政治性格，他灵活的游走于欧洲各国之间，通过不断的利益交换确保着均势体系下的稳定与和平，因为它允许偶尔发生不至于导致整个“欧洲大厦”倒塌的危机或者冲突。但后者却是它的缺点，因为该同盟体系蕴含着一个巨大的危机——如果德国的下一位决策者不具有俾斯麦般的灵活与务实的战略手段，其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
（三）威廉二世的政治性格及其对外战略
与俾斯麦不同，天生残疾的威廉二世是个自卑感很强的人，他自认为自己脾气暴躁、意志薄弱、特别感情用事。这些个人性格无法帮助威廉二世成为一位明智的君主——对内而言，他没有足够的魄力压制容克贵族们极具扩张的帝国主义情绪，也无法在准确分辨外交官们玫瑰色彩严重的报告；对外而言，他心底的自卑驱使其不断发表充满火药味的黩武演说，只求让各国意识到他是弗雷德里克大帝那样的人物；同时，他也经常采取一些缺乏技巧、前后不一的冒险行动，使得欧洲各国产生致命的战略误判，事实上，威廉二世并不想要战争，甚至在一战爆发前夕的1910和1912年与英国互派使节，努力促进局势的缓和，尽管就结果而言这是失败的。
历史学家艾尔·克罗指出，威廉二世统治下的德国的政策是含糊不清和令人混淆的，其令英法等国感到惊恐的是其追求权力的方式。可以认为，德国人在拥有野心上和其他殖民大国相比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他们实现野心的方式得罪了所有人，这正与俾斯麦玩弄体系的方式相反——威廉二世过于重视硬权力而忽视了软权力。他因挑起了海军军备竞赛而激怒了英国人，在巴尔干问题上得罪了俄国人，在摩洛哥又刺激了法国人，而其缓和局势的态度又是十分含糊的——企图以德国实力为基础，压迫英国与其保持良好的关系。这一切都促使了1907年英、法、俄三国协约的形成，欧洲至此出现了两大军事集团尖锐对立的僵硬均势体系，德国被牢牢绑定在协约国利益的另一端，其外部安全形势也急转直下。
三、结语
俾斯麦与威廉二世不同的政治性格导致了他们对外战略取向有着明显区别，并造成了灵活均势与僵硬均势两种不同的战略后果，正如罗伯特·杰维斯指出，决策者的心理活动同样是导致安全困境的因素之一，威廉二世的案例正印证了杰维斯的观点。对国际关系的研究不应只停留在体系与国家层面，个人层面同样值得关注。
参考文献：
[1] 【美】小约瑟夫·奈、戴维·韦尔奇著，张小明译：《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2] 【德】俾斯麦著，杨德友译：《思考与会议》，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
[3] 【美】罗伯特·杰维斯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中德知觉与错误知觉》，上海：上海人们出版社，2015年版。
[4] 【德】威廉二世著，赵娟丽译：《德皇威廉二世回忆录》，北京：华文出版社，2019年版。
[5] Richard Ned Lebow, Between Peace and War: The Nature of International Crisis,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1.
基金项目：本文系西北大学2020年度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项目编号：S202010697408
作者简介：
田江涛（2000-），男，汉族，陕西省汉中市人，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