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志丽1 杨超智2
云南大学滇池学院 云南省昆明市6502281
云南工商学院 云南省昆明市6502282
摘要：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的影响，导致了“停工、停产、停学”全民宅家的局面。在政府的倡导以及各类网络线上素材的推动下，家庭体育运动备受推崇。疫情期间，更多的人把目光转向对自身身体的关注。因此，尽管体育的活动空间急剧减少，但体育行为或者至少说进行体育活动的意愿得到了大幅度提高，人们寻求通过体育活动提高体质以增强自身的免疫力。
关键词：疫情；群众体育；生活空间；社会行动；个人行动；结构化；
重大疫情下群众体育生活空间发生了明显变化，促使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是“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的政府行动力量，从而产生全民动员、全体投入的局面。基于行动与局面之间的关系，以吉登斯的结构理论为支撑，探讨重大疫情之下行动与结构互构的过程。研究认为，国家行动导向体育空间格局的形成，在重大疫情下既高效地控制了室外公共体育活动又有效地利用资源发动了居家体育活动，从而表现出疫情期间家庭体育和线上体育的活跃。社会行动在疫情期间积极进行角色调试，表现出社会责任担当和创新能力。个人行动既是国家行动与组织行动的张力结果，更反映出个人生存、生活的根本需要。疫情之后，体育生活的空间属性会从时间、空间、动力、形态、运动康复等方面发生转向，从而表现出行动与结构二重性的结构化过程。
一、体育锻炼时间由逼仄向宽裕转向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下居家锻炼抗“疫”的场景充分说明时间因素对促成体育生活空间构成的重要性。以往体育锻炼推广过程中政府机构、社会组织不停地呼吁民众进行体育锻炼，但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导致个体体育锻炼的行动无法践行，提倡体育锻炼的文件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是理论文字，难以具有操作性。经此一“疫”，体育锻炼的需求更加旺盛，体育锻炼的作用再次得到了强化，但体育的惯性若要在疫后超出家庭空间，延伸到社会生活空间，时间的保障至关重要。由于人是社会化动物，学习环境、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中体育时间的获得与社会制度、社会情景勾连在一起，受所处的社会环境约束，一旦脱钩，社会化则难以进行。而现行的环境，学生的体育课时间经常被挤占，课外体育活动虚化，上班族的体育锻炼时间经常被工作占据，只有老年人的体育锻炼稍微正常。因此，体育锻炼时间的不断压缩，让个体的体育行动无法践行。不过在“健康中国”的背景下，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人们的体育生活空间结构必然会产生变动甚至改革，这种改变符合社会实践能动性的规律，是行动与结构互动的响应，因此，疫情过后，体育锻炼的时间将由逼仄向宽裕转向。
二、体育锻炼空间由单线向双线转向
疫情期间，居家体育成为人们开展锻炼的重要方式。随之而来的是体育交流方式的变化，以网络为媒介的线上交流获得全民青睐。政府通过各种官方视频传播体育知识、鼓励体育锻炼。各类体育机构利用快手、抖音、腾讯视频等平台传播体育知识。个体借助网络媒体进行各种居家锻炼展示自我。因此，疫情期间形成了热烈的线上网络空间互动状态。由此，催生了体育锻炼新形态，延伸了人们体育锻炼的空间。随着疫情的发展，线上锻炼模式将获得进一步丰富和完善，而不会随着疫情的消失而结束，相反，线上锻炼模式会作为重要的体育文化形式得以传承。不过现实的体育锻炼状况决定了，一旦疫情结束，线下体育锻炼将更受欢迎，甚至会出现“报复式”增长。因此，在疫情结束后，体育锻炼的空间属性会表现为从以前的线下锻炼为主向线上线下锻炼相结合的模式转向。
三、体育锻炼动力由外生型向内生型转向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报道，“从对死亡病例的分析情况来看，全国的病死率基本稳定，目前为2.1％，疫情初期时为2.3％，可以说是略有下降。对死亡病例进行分析，80％以上都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75％以上是有一种或一种以上的基础疾病，并且这些基础疾病都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还有一些患者患有肿瘤等基础疾病。”由此可见，相对于其他肺部疾病，新冠肺炎死亡率较低。因此，个体免疫能力成为战胜病毒的重要保障。更为重要的是，疫情给人们以深刻的教训，要求人们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保持身心健康的和谐。疫情也让人们更多地思考身体存在的意义。在复杂的社会交往中人们常常在乎对方的感受，满足于自己精神的愉悦，而常常忽视对肉身身体的关注，甚至以熬夜、喝酒等各种行为消耗自己的肉身获取所谓的成功。疫情的发酵、扩大所导致的死亡以及停工、停学等事件的发生，无疑会促使人们更多地关注自己的身体。由此体育锻炼的动力将会由过去的国家倡导、组织强迫向自我要求锻炼转变，产生“要我锻炼”向“我要锻炼”的转向，即体育锻炼动力由外生型的推动向内生型的自发方向的转向。
四、体育锻炼形态由组织向自组织转向
1.从系统论的观点来说，“自组织”是指一个系统在内在机制的驱动下，自行从简单向复杂、从粗糙向细致方向发展，不断地提高自身的复杂度和精细度的过程。任何一个组织都有自组织属性，否则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和发展的动力。我国体制内基于科层制结构的垂直型管理体系，具有严格的层级特征，能产生“从上而下”的推动力，不过更多彰显的是外在推动力。经过疫情之后，一方面，人们的体育锻炼意识增强，科层制结构组织的自组织属性得以释放，产生外与内的合力，从而增强组织的凝聚力和张力。另一方面，在疫情背景下各种线上体育组织、社团、平台的产生，为体育锻炼者寻找组织归属感提供了便利性，激发了体育锻炼者超越时空去寻找在场感的可能性，构建了体育锻炼者相互激励的动态监控平台，自组织属性在疫情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因此，在疫情过后，体育锻炼形态会产生由组织向自组织转向的可能，凸显出个体存在，以及参与和治理的能力，使得组织的黏合度加强。
2.运动康复对象由专业向非专业转向。运动康复手段对于新冠肺炎患者的治疗得到了认可。中国康复医学会委托中国康复医学会呼吸康复专业委员会、中华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专委会心肺康复学组共同编写的《2019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呼吸康复指导意见》中明确指出：“积极锻炼，控制体重。此外，适当运动有助于提高免疫力。”并根据患者的卧位、坐位和立位三种体位制作了《轻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呼吸康复指导》和《重症新型冠状病毒呼吸康复指导》视频，称之为“三位一体呼吸操”。钟南山院士带领的广州呼吸健康研究院团队，发布了新冠肺炎患者的4s（Simple简单、Satisfy 有效、Safe 安全、Save省费）呼吸康复指引。即通过在床上做拉伸起坐、桥式运动、空中踩车三个方式促进肺的康复。同时，基于重大疫情对于人体免疫力重要性的认识，体育锻炼行为必然随之增多，而与运动相伴的运动性损伤具有正相关性。统计显示，当前运动损伤发病率占10％～20％，并且有逐年升高的趋势。在运动过程中人们的科学自我防护意识薄弱。“崴脚”“腰伤”“膝盖有响声”等是日常运动过程中常遇到的现象，为体育锻炼者身体健康埋下了隐患。因此，在疫情的促使下，有可能改变我国体育锻炼者运动康复意识弱，治疗对象以专业运动员和重症患者为主且价格昂贵的局面，从而推动运动康复的对象从以专业运动员为主向大众体育锻炼者的转向。
总之，在这一理论的支撑下，重大疫情之下的国家行动、组织行动与个人行动三者之间形成合力影响社会结构的变化得到了诠释。
参考文献：
［１］张予敏．我国城市社区体育供需矛盾及治理路径．2019.
［２］刘佳斯．关于重大疫情背景下对群众体育生活空间结构二重性的思考.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