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铃
（延边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吉林省 延吉市 133002）
摘要：《孟子集注》是朱熹诠释孟学的重要著作，在此书中，“理”是朱熹哲学中的本体范畴，也是朱熹哲学体系的核心概念。通过研读《孟子集注》，有助于了解孟子的言行，了解孟子关于理、气的重要思想，及其心性论的哲学思想。
关键词：《孟子集注》；孟子；理；气；性
《四书章句集注》涵盖了《大学》、《中庸》章句和《论语》、《孟子》集注，这是一个极容易混淆概念的问题，在此书中，我对《孟子集注》颇感兴趣，虽然此篇在本书的最后，其中的人格思想对我产生了帮助和启发。由于之前我了解过朱子的理气论，所以对这方面比较感兴趣。在此书《四书章句集注》中，孟子的言行体现了理、气的重要思想，其心性论也有重要意义。
一、朱熹深受《孟子》影响
《孟子》对朱熹的影响是多方面而深刻的。在理学思想的形成过程中，在异端邪说论辩的过程中，在政治实践的历程中，《孟子》都表现出与朱熹跨越时空的勾连。[1]由于这种勾连，《孟子》成为朱熹最为重视的儒家经典之一。朱熹极为推崇《孟子》，他二十一岁时在给内弟的帖子中说：“学者之要务，反求诸己而已。反求诸己，别无要妙，《论语》、《孟子》二书，精之熟之，求见圣贤所以用意处，佩服而力持之可也。”[2]简言之，在朱熹看来，学者最重要的事，就是精熟《论语》、《孟子》。正是基于这种重视，朱熹才选择通过《孟子》诠释来建构理学的体系。就《孟子集注》产生过程来说，在《孟子集注》创作之前，朱熹做了大量的理论准备工作。
二、“理”是世界的本原
“理”是朱熹哲学中的本体范畴，也是朱熹哲学体系的核心概念。 正因为如此，朱熹的哲学才冠名以“理学”。在朱熹看来，理作为世界的本原，不是创生万物的始基，而是宇宙万物存在的终极依据和运行法则。理是宇宙产生的所以然之故，在宇宙产生之先，作为其产生根据的理在逻辑上是先在的；理是宇宙万物生存发展的所当然之则，是世间万物生生不息，变换流转的内在的必然的本质的规律。[3]朱熹就是从“理”出发来解释宇宙和人生的。可以说，朱熹的致广大而尽精微的“理”概念，是其哲学体系的核心范畴以及逻辑起点。
为了解释本体之理对宇宙万物的创生，朱熹在继承张载、二程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宇宙发生论即理气论思想。在朱熹看来，理是宇宙万物存在的形上根据，气是宇宙万物存在的形下质料。人物之生，禀赋理为其性，禀赋气为其形，性与形虽然混杂于人之一身，但从哲学上看，理与气在人物创生过程中地位与作用是湛然分明，不容混淆。理是虚明的本体，离气则无所附着，不能发挥其作用；气是实在的质料，离理则失去其主宰，人物就丧失了本性。因此，理气虽二分却相即，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从理论逻辑上来看，理在气先。在《孟子集注》当中，朱熹对其理气论思想的阐发具体围绕“浩然之气”论、“性”与“命”展开。
在《孟子集注》卷三中提出了的浩然之气。“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这段体现了批判的精神，正是哲学思维必不可少的一种精神。“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这是这章中最重要的部分，要先谈浩然之气再知言。接下来阐述了“勿正”、“勿忘”、“勿助”，[4]对于体内功夫的变化，不可太着意，那样就会拔苗助长，破坏功夫的进展；但是又不可完全落于无意，那样就会神炁分离，同样无法进入修炼的正轨。好像烧火做饭，火太大则饭烧焦，火不足则饭不熟，就在二者之中求之。在儒家是指在道德涵养中，心不要忘记、也不要助长。在追求学业、事业的路上就是如此，不可急于求成，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才是真，成功的道路没有捷径，也要时刻注意不能偏离了该有的轨迹。
三、“性”“气”“命”与“理”想通
关于“仁”“义”“礼”“知”“天道”这几点，朱熹在书中这样解释，“五者之欲，性也。然有分，不能皆如其愿，则是命也。不可谓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仁义礼智天道，在人则赋于命者，所禀有厚薄清浊，然而性善可学而尽，故不谓之命也。”朱熹认为，五欲是性，这性是气质之性，这种性之欲，能否实现，决定性的因素在天理，人应当顺应天命，而不可强求。
[5]而对于仁义礼智天道，朱熹认为，这是心之德，人们在践行这些价值目标的过程中，人因气禀清浊之不同而展现出个体生命的差异，但是人应当以此五者为性分之所当有，超越气质的束缚而践履之。在朱熹看来，“性”“命”二字有从理而言者，有从气而言者。从理而言，性就是天理，命就是天命。从气而言，性是气质之性，命就是跟气质之性相关联的人的自然生命。总的来说，人不能局限于气质之性对人的欲求和生存状态的限制，而应该以天命之性来裁制人的欲望，以天命之性来指导人生存的理想。孟子强调了理、气的重要性，但未明确提出理气论，朱子再次升华了孟子的理论，得出了他自己的理气论。“理”和“气”是理解《孟子集注》的关键，把握《孟子集注》中的“理”概念，是理解朱熹通过《孟子集注》所阐发的理学思想的基础。
关于儒学核心思想之一的仁义礼智，仁是孔子认为的根本。朱子首先阐述仁从何而来，接着逐一讲述其中的关系。“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的注解中，朱熹说：“天地以生物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为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6]朱熹认为，天地化育流行，以生物为己任，这就是天地的“心”。人为天地所生之物，得天地生物之心以为己心，性中之仁就产生了。朱熹的这种解释从根源上把人性之仁和天理相关联，赋予了仁作为心之德性的至高无上性。朱熹讨论了仁义和礼智之间的关系。用“心之德”“心之制”把仁义划归人性之常，针对“人之所以为性者五，而独举仁义，何也？”的问题朱熹说：“天地之所以生物者，不过乎阴阳五行，而五行实一阴阳也。故人之所以为性者，虽有仁义礼智信之殊，然曰仁义，则其大端已举矣。”在朱熹看来，正如五行实一阴阳，仁义礼智信五常实际上其大端在于仁义。仁义是良心之发最为切近精实者，礼是对仁义的节之密，智是对仁义的知之明，礼智源于仁义，仁义管摄着礼智。概言之，在朱熹这里，仁义对言时，仁包着义；仁义合言，则相对于礼智就有了优先性，仁义包着礼智。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时，把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界定为情，把仁、义、礼、智界定为性。熹认为，从情的角度来看，恻隐之情发动，才有羞恶、辞逊、是非之情。三者既生于恻隐，并非脱离了恻隐而单独存在，而是为恻隐所周贯。最后，朱熹从体用论的角度来说明仁统四者。心性问题也是孟子思想的核心问题之一。朱熹的人性论是建立在理气论基础上的。“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二之则不是。”朱熹认为，讨论性的问题，最基础的首先要看到天命之性。人和物的不同在于生来他们的气不同，人与物得天之理以为人性和物性，在这一点上，人物不异。但他们在“生”是相同的。[7]朱子认为，人和物的差异大于相同，在气质之性上得出了人性善的观点。看到了天命之性后，还要兼顾气质之性。因此，孟子的论性只从天命之性上论其善，而无视人的气禀的差异，才会给荀子的性恶论和扬雄的善恶混之说留下了空间。相反，如果仅讨论气质之性，而无视天命之性的存在，就不能明白性之大本的纯善无恶，不能从本原上把握性的趋向。朱熹的这种阐释使得孟子所推崇的社会价值规范获得了形上的基础而成为贯通宇宙人生而不可移易的绝对命令。尽管四者有着在天理层面的统一性，在四者之间的关系上，朱熹坚持仁“兼统四者”的观点，即仁管摄义、礼、智。三者生于仁，而为仁所周贯。合而言之，仁也；分而言之，仁、义、礼、智。朱熹强调仁在四德当中的至高无上性，为学者的修养工夫确定根本的持守的方向，也在客观上为其工夫论打下了基础。
四、朱熹总结了人性论
朱熹对自己的人性论进行了总结。“公都子曰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的注释中，朱熹说：“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二之则不是。”朱熹认为，讨论性的问题，只看到天命之性，而不论及气质之性，则是不完备的。因此，孟子的论性只从天命之性上论其善，而无视人的气禀的差异，才会给荀子的性恶论和扬雄的善恶混之说留下了空间。相反，如果仅讨论气质之性，而无视天命之性的存在，就不能明白性之大本的纯善无恶，不能从本原上把握性的趋向。[8]这正是告子所言“生之谓性”“食色性也”的舛误之处。性不离气、气不离性，割裂二者就不能真正认识人性。自先秦以降，人性问题就是中国哲学讨论的一个基本问题。不同的哲学家对此给予了不同的解答。朱熹正是从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两个方面来讨论人性的问题，对于中国哲学史上由来已久的人性之辨做出了独立的解释。朱熹的理气论，不仅对人的品格有教化作用，对我国后世产生极大影响。并且传播到了朝鲜半岛，为韩国性理学奠定了基调，对韩国儒学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
[2]（汉）王充．论衡[M]．北京：中华书局，1990.
[3] 司马朝军编撰．四库全书总目精华录[M]．湖北：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4] 朱熹．朱子全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
[5]（宋）黎靖德．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
[6]（清）焦循．孟子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2017.
[7]（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
[8] 马刘凤，曹之．中国古书编例史[M]．湖北：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
作者简介：崔铃（1996—）女，朝鲜族，吉林长春人，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外国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