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思雨
华北理工大学管理学院 河北唐山 063210
摘要：本文首先分析我国女性在现阶段的就业可能存在的障碍，接着分析存在这些障碍的原因，最后提出几点对策建议，以期减小女性就业阻碍，促进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
关键字：就业阻碍；心理契约；生育惩罚；
正文：
一、我国女性就业可能存在的阻碍
1、女性职业生涯中“天花板效应”表现之一：升职发展空间受限。根据《2018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中数据显示，就女性与男性的影响其晋升因素的差异而言，性别歧视与处在婚育阶段，被动失去晋升这两个因素是对女性与男性晋升差异产生的影响最为明显（如图1）。也就是说，在婚育阶段，女性被动失去晋升这一客观因素是区别于男性的最大障碍，也是最难以解决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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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用人单位的劳动规章制度合法性有待考量：“同工不同酬”现象加剧。企业内部规章制度是以国家意志为主导，体现的是劳动关系当事人双方的意志。企业容易受到利益驱使，模糊对女性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保护，以及由于性别差异导致的薪酬差异问题凸显。
3、用人单位对女性劳动力资源的排斥。根据《2018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中数据显示，2018年前15个高薪岗位的女性占比，除了排在第14位和第15位的战略咨询及证券分析师外，其余岗位女性占比普遍在30%以下。目前技术领域热度最高的机器学习、深度学习、图像识别等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相关岗位，女性占比不足20%，甚至是个位数。女性在高薪技术类职位中的低参与率日益明显，低参与率一方面可能是女性人力资本投入的欠缺，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用人单位对女性劳动力的排斥。此外，在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我国目前总和生育率为1.3，我国妇女生育意愿子女数为1.8，但实际生育二孩的比例较低，距离人口负增长时代来临已不远。与生育休戚与共并且十分矛盾的问题之一就是女性的就业问题。由于自然条件的约束和“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的加持，女性仍然是生育责任主体。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生育行为不仅仅包括女性生产也包括子女的养育。在生产阶段又可以分为前、中、后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孕期、产期、哺乳期这三期。目前社会存在这一表象：大多数用人单位囿于不愿意承担女职工在三期阶段的人工的成本，不希望承担女职工的生育惩罚，而十分回避对女性劳动力的吸纳。导致多数企业在选人、育人、用人、留人过程中，直接将男性职工作为发展优先对象。女性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的“生存”举步维艰。
二、我国女性就业可能存在的阻碍的原因
1未达成心理契约的风险分配方式的存在。基于社会保护角度，女职工由于生育行为产生的不能风险部分分配给企业承担。由于女职工在休产假期间是带薪休假，提高企业使用女性劳动力资源的成本。基于理性人假设，通常企业为了提高经营利润会在尽可能控制人工成本，这与女性寻求社会保护的需要相悖，因此双方并未达成心理契约，仅仅是受到法律硬性规定的限制，所以企业是从根本上对使用女性劳动力资源采取回避态度。
2生育行为的社会成本转嫁给家庭。在未富先老、生育率低，未来社会再生产能力不足等综合原因的驱动下，生育已经不再只是单个家庭的传宗接代或是夫妻情感升华的需要，已经逐渐演变为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因此，家庭在托幼、子女教育等方面的刚性需求未得到充分的满足主要原因在于这一部分的成本主要承担者是家庭。如果公共部门加大对托幼机构、教育机构的支持力度，控制房价、学区房的高价上涨，家庭会减轻对子女养育成本的顾虑，从而使得女性职工更容易投身于职业的发展，为实现其所在企业的组织目标而努力奋斗。
三、保障我国女性就业合法权益的对策
1、完善生育相关公共福利。完善家庭政策,通过增加儿童津贴、父母津贴等方式,缓解家庭育儿压力,减轻生育成本,确保女性能够兼顾多种角色,平衡家庭与工作。加大照料式与教育式融合发展的托幼机构的建设，协助家庭培育低年龄段的儿童健康成长。同时，重视社区力量，建设儿童照料中心，解放女性于家庭，助力生产后的女性回归企业或劳动力市场，减少女性的生育惩罚。继续推进男女同休产假、错休育儿假制度;保留生育女性的岗位,减轻家庭与工作之间矛盾。对于有育儿需求的父母,企业应给予从业者短暂假期并予以一定工资补贴,以便父母双方能够更好地承担家庭责任,创造男性帮助女性分担家庭责任的客观条件。【1】
2、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性别薪酬差异随工作年限而拉大，但是教育是主要扭转因素。自2015年——2020年，我国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可见我国整体受教育水平不断提升，这也说明人力资本的投入是国家关注的重要方面，同时也是未来劳动者就业应该发展的侧重点。因此，女性劳动者也要提高对人力资本投入的重要性认识，除了在校学生，在职女职工也要培养终身学习的意识，企业要加强业务培训，多方联动，提高女性人力资源质量，从而释放女性劳动力资源活力。
结语：不同时期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方针也会有所调整，这是动态性、发展性的实际体现。平衡生育、工作、家庭三者之间的关系，要从国家、企业、家庭三方共同发力，运用制度、服务、物质等各种手段削弱女性就业方面的阻力，从而提高社会的人力资源利用率，提升社会再生产能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从而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
参考文献：
[1]唐海妮,吴楠,朱泽婷.基于性别就业歧视视角下女性就业发展[J].山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2020(11):24-25.
[2]郭慧敏,刘小芳.“怀孕歧视”:权利的消解与重构[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32(07):84-88.
[3]夏露露.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女性公平就业问题的对策研究[J].湖北文理学院学报,2020,41(12):30-34.
[4]张琳. 生育对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的“惩罚”效应研究[D].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