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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而又最复杂的作品，自有《红楼梦》以来，一直就争议不断。连大红学家俞平伯都感触万千地说：“这书在中国文坛上是个‘梦魇’，你越研究越觉得糊涂。”因而，我们对其主题研究应持开明态度，如蔡元培先生所说，“多歧为贵，不取苟同”。
对其主题，鲁迅先生有句大家耳熟能详的话：“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百年红学，探讨其主题的观点可谓蔚为大观，现仅罗列部分有代表性的观点如下：
红学研究史上第一篇比较系统的论文是王国维先生1904年写成的《〈红楼梦〉评论》，先生指出，此书是“彻头彻尾之悲剧”，并认为其“实示此生活此苦痛之由于自造，又示其解脱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也”。
索隐派的代表蔡元培在《〈石头记〉索隐》开篇即说：“《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
新红学的代表胡适著《〈红楼梦〉考证》，创立“自传说”，认为此书明明是一部“‘将真事隐去’的自叙的书”，“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
新红学的大师俞平伯发展了胡适的观点，并认为此书是作者“感叹自己身世”、“情场忏悔”、“为十二钗作本传”的纪实，其主要观念是“色空”，其风格是“怨而不怒”。
1954年，李希凡、蓝翎对俞平伯的观点大加批判，指斥其“有引导读者逃避革命的政治目的”，毛泽东为此专门写了一封信给中央政治局，认为“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
于是，从1954年10月下旬开始，迅即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对所谓“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此后，红学主题研究基本从第四回“护官符”入手，其主题也基本定性为“反封建的伟大现实主义作品”。
如毛泽东认为《红楼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并且说：“不仅要当作小说文艺看，而且要当作历史看，他写的很细致的很精细的历史。
”
又如，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认为：“小说的巨大的社会意义在于它不是孤立地去描写这个爱情悲剧，而是以这个恋爱、婚姻悲剧为中心，写出了当时具有代表性的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兴衰，其中又以贾府为中心，揭露了封建社会后期的种种黑暗和罪恶，及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对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和行将崩溃的封建制度作了有力的批判，使读者预感到它必然要走向覆灭的命运。”
又如，冯其庸在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红楼梦?前言》中的观点是曹雪芹“具有初步的民主主义思想，他对现实社会包括宫廷及官场的黑暗、封建贵族阶级及其家庭的腐朽、封建的科举制度、婚姻制度、奴婢制度、等级制度，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社会统治思想即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社会道德观念等等，都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并且提出了朦胧的带有初步民主主义性质的理想和主张。这些理想和主张正是当时正在滋长的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因素的曲折反映。”
近三十年，红学主题研究悄然发生变化。周汝昌、刘梦溪、胡文彬、马瑞芳、刘心武等大家纷纷提出自己的看法，而文学史编者也对他们的研究成果予以吸收。
如王庆生在《中国当代文学（上卷）》中就认为1954年对俞平伯的批判有失公允，袁行霈在《中国文学史》第四卷中就认为《红楼梦》“是对封建社会和文化进行的深刻反思”。
虽然其主题百年来聚讼不已、众说纷纭，但我认为，我们“红学”研究还是要首重其最早的读者脂砚斋、畸笏叟的观点。《石头偈》首句“无材可去补苍天”旁的脂批是“书之本旨”，蔡义江先生对此的解析是：“这是开卷的第一首诗，亦是全书的文眼之所在。作者借用《山海经》中虚构的神话故事作为全书的开篇，既暗喻封建社会的‘苍天’已经残缺不全，又抒发了作者面对千疮百孔的封建社会一腔抱负无法实现的强烈感慨。”结合百年红学研究的主要观点以及中国传统文人的人生追求，笔者比较认同此论。
参考文献
[1]俞平伯 俞平伯论红楼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372。
[2]鲁迅 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傅杰 王国维论学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4]陈晋 毛泽东与文艺传统[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123。
[5]游国恩 中国文学史?第四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303。
[6]袁行霈 中国文学史（第二版）第四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304。
作者简介
杨爱云，女，汉族，1978.12.6，湖北省仙桃市人。汉语言文学，本科，高中语文教师，研究方向：《红楼梦》主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