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梅
武警警官学院
摘要：清末，列强在中国西藏从事多种形式的侵略活动。为了维护国家主权，时人多主张“固川保藏”。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赵尔丰接任川边边务大臣，并进行了一列的改革，对川边的近代化做出了贡献。本文拟从政治、经济、教育三个方面简要分析赵尔丰的川边治理措施。
关键词：清季；赵尔丰；川边；治理
川边又称川滇边，历史上属藏区三大区域中的康区。清朝末年，列强对西藏觊觎不断，为此很多官员都主张“固川保藏”。1906年，赵尔丰任川滇边务大臣后，继承了“固川保藏”的政策，并进行了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一、废除土司制度，实行改土归流
这是赵在川边的主要功绩之一。发生驻藏大臣凤全被杀的巴塘事件之后，英国等帝国主义国家也趁机兴风作浪。清政府面临的时局越来越艰辛，打算改造康地，实行“固川保藏”之策，赵在这样的情况下临危受命，坚决执行了改土归流政策，并颁布了改土归流章程。明确规定：（一）巴塘两地，正副土司业经正法，从此永远革除土司之职，改土归流，勿论汉人蛮人，皆为大皇上百姓，同时设置了流官。（二）巴塘从此改设汉官，管辖地方汉蛮百姓及钱粮诉讼一切事件。（三）裁撤土司：从前所设马琒、协厫、更占、百色、古噪等名目，一概裁撤不用。同时将各种压迫人民的不正当差役都取消，设立征收标准。实行改土归流后，土地皆为皇帝所有，所以不论汉蛮僧俗都要纳粮交税。[2](p190)由于革除土司制度削弱了土司的权利，遭到他们极大的反对，赵尔丰用武力做后盾，进行高压政策，终于使改土归流艰难的进行下去了。
二、实行通商和屯垦，发展当地经济
为了繁荣川边经济和方便民众生活，赵尔丰认为通商之事刻不容缓。为了方便沿途往来的商旅，赵命令“将沿途应设旅店之处，随处勘定，在打箭炉觅将承造”，并“拟招人看管，令其搭卖米麦食物，以便行旅。其道途亦随处开凿平治，并试行牛车，以利转运”。[3](p53)自从设立边务大臣后，在政府有计划地经营下，川边的商贸日益繁荣。“据统计，数年间其入康经商者乃不下二十余万，遂使康地商贸顿成繁荣之象”。[4](p221)
开发边地，百业待兴，急需人才，但是由于环境恶劣，人多不愿往。为此，赵尔丰还多次向朝廷请从外省调拨人才或者将获罪的臣工改发配到川边，用以缓解川边急需人才的困境。在政府有计划的鼓励招诱之下，不但一些流氓及受刑事处分者大量移入，而且失业劳动者及一般的追逐利益之徒，也闻风兴起，相率入康，对繁荣边地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为了解决当地民众的粮食供应，赵尔丰又鼓励屯垦。
由于边民不善农耕，也没有钱购买种子和农具，赵提议：购买种子和农具的资费可暂时由官府垫给，将来开垦成熟之后，可按数分年收回。1906年，赵尔丰首先拨银6万辆作为垦费，以后又再次拨款。为了提高农业水平，他还专门还延聘了日本技师到川指导垦务。由于政策吸引人，很多农户闻风向往，到1910年开垦出水旱地1200余亩，垦夫计70余户。[5](p379-380)
三、大兴学校，开化边民
赵尔丰认为在川边兴学，并非急于造就人才，而是开化边民，使他们不为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所以，兴学的主要目的是先求语言文字相通，然后再教他们纲常名教，使他们对中央政府产生崇敬和尊重。为此，赵在1907年请设关外学务局，再次重申要将边地纳入文明之域，必须先兴学，使文字相通，然后才能顺利的办其他事。为了便于创办，应先在炉城择地设学务局为总汇，管理拨学费，考查规制，采购图书仪器，延聘教习，派学劝学等一应事宜。学务局的总办先由在籍支部主事吴嘉谟充当，开办经费暂时在边务经费中拨三万两借用。[6](p97)为了积累办学资金，赵向朝廷上奏将缴获的匪物变卖折价后作为学校经费。为了减少资金浪费，赵规定只在人多的地方设立学堂。但由于边地环境恶劣，内地人才大多不愿意去边地服务，为了使人才愿意前往，赵奏请：凡是办学人员确有成效者，可以不以三年定限，由他随时奏请给奖。正是由于赵的知人善任，川边兴学取得了很好成绩。
1907年，川边刚设学务局时，边地蛮民还未开化，听说设学堂，大家都充满了疑惑，宁愿让他们的子弟去当兵，也不愿他们去上学。吴嘉谟主事行走在冰天雪地之中，多方劝导，几个月之后，蛮民才稍稍减少了疑虑。然后在巴塘、理塘有汉民的地方，先设学堂数所，令塘民及商民与蛮头人等子弟入堂，给以衣服，优以礼貌，连以情义。其他民众看见后，也开始羡慕，解除了他们的心理顾虑之后，才开始推广学校。到了1908年，共设有学校30余所，男女学生千余人，都知官话，初识汉字。更可喜的是，赵发现巴塘一隅，男女学生经过三年的学习，初等小学堂男女学生，竟能作数百言文字，尤其可喜的是，八九岁学生见人彬彬有礼，问以义务，皆知以忠君爱国为主。[7](p100-101)
川边从1907年开始兴办学堂至1911年清政府覆灭，学务有了很大发展。1907年，川边学堂数为2所，在校学生60人；1908年学堂数为34所，在校人数1038所；1909年，学堂数为39所，在校人数为1500余人；1910年学堂数为122所，在校学生为3100人；1911年，学堂为200余所，在校人数为9000余人。通过比较发现，川边学不务得到了bb蓬勃发展，兴学地区也由局部扩展到了整个川边。[5](p384-385)
参考文献：
[1]徐君：《从固川保藏到筹边援藏：晚清西南边防意识之形成——以丁宝桢督川十年（1876-1886）为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2期。
[2] 吴丰培：《赵尔丰川边奏牍》，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第190页。
[3]吴丰培：《川滇边务事宜均关紧要据实缕陈拟具章程折》，《赵尔丰川边奏牍》，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3页。
[4] 《近代康区档案资料选编》，四川大学档案馆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21页。
[5] 隗瀛涛：《四川近代史稿》，第379-380页。
[6]吴丰培：《筹设关外学务局折》，《赵尔丰川边奏牍》，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97页。
[7]吴丰培：《关外办学人员三年届满择优请奖折》， 《赵尔丰川边奏牍》，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00-1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