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刚
上海政法学院语言文化学院 上海 201701
摘要：本文首先介绍了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英格兰如何才能成为女圣徒，然后分析了女圣徒易装，最后在基督教文化背景下分析了女圣徒守贞的原因，遇到的困难及其成功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盎格鲁-撒克逊 女圣徒 易装 守贞
圣徒通常指具有非凡神圣品行或者很高修行水平的教徒。基督教早期那些为了信仰而遭受迫害致死的人被称为hagioi（男圣徒）或者 hagiai（女圣徒）。[ Hagios是阳性单数，hagiai是阴性单数。]随着历史的发展，Hagioi/hagiai在基督教的语境下产生出了新的含义，用来指那些在教会当中具有卓越领导能力，并以一种非凡的方式战胜死亡进入天堂的人。教会鼓励信徒们以殉道者的事迹为榜样，为此许多圣徒甘于献出自己的生命。人们相信上帝赋予了这些圣徒的埋葬之地某种神奇的力量，这种力量既能治愈疾病，抵挡风险，还能使人们的罪得以宽恕。
女圣徒跟男圣徒一样被认为是上帝与人之间的使者。圣徒故事分为两类：一类是记载殉教圣徒故事的圣徒受难记，另一类是记载那些一心一意侍奉上帝的圣徒传记。圣徒故事并无男圣徒故事与女圣徒故事之分。
如何成为女圣徒
要想成为圣徒，必须具备神圣，正直和虔诚的品质。罗伯特·科恩（Robert Cohn）认为要想成为圣徒有三种途径：第一种是道德途径（包括惩戒，禁欲，守贞与克己）；第二种是智慧途径（包括对自我，世界以及上帝的反思）；第三种是情感途径（能够治愈和救赎他人的无条件的爱）。
对于像赫罗斯维塔（Hrotsvitha）那样的10世纪的女性来说，女圣徒身上所体现出来的英勇的精神力量不仅在个人生活领域，而且在公共生活领域启发了她们，鼓励了她们。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女圣徒的故事：“通过推崇道德榜样的事迹引导人们加以模仿，从而使读者们从这些事迹当中获取灵感，权威以及力量，读者同样可以对这些故事加以修改、润色以使其适用于自己的需求与境遇。”[ Jane Schulenburg Tibbetts, Forgetful of their Sex: Female Sanctity and Society, ca 500-110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p. 56.]各种各样女圣徒的事迹不仅为中世纪的读者，而且为现代的读者们提供精神层面与个人生活层面的多种选择。
然而，要想成为女圣徒必须要是处女。那些已婚，守寡以及像舞女那样名声不好的女性因其已非处女所以不能成为女圣徒。但是有些女性尽管已经结婚，却还保持着处女之身。例如著名的女圣徒艾赛尔德勒达（Etheldrada）[ Etheldrada（公元636-679年）出身为东安格利亚（East Anglia）的公主，先后嫁给芬兰德（Fenland）与诺森伯利亚(Northumbria)的国王为后，后建立伊利修道院为首任院长。]，尽管已经结过两次婚，但依然保持处女之身。在她的第二任丈夫要求与她同床的时候，她选择了遁入修道院做起了修道院院长。艾赛尔德勒达创建的这所男女修道院的经费一部分来自她的嫁妆，一部分来自她第一任丈夫留给她的遗产。她把颈上生的肿瘤看成是上帝对她带项链的惩罚，并坦然处之，其虔诚事主之心可见一斑。尽管坚忍克己是圣徒的品质之一，然而仅仅坚忍克己还是不够的。
许多女圣徒本身出自统治阶层，掌握一定的社会资源与影响力。男女修道院由一位女修道院长执掌。半数以上的女圣徒是出身王室的教会领导人，其他女圣徒获得圣徒身份也是因为展现了与王室女性相关的神迹所致。王室往往先于普通民众皈依基督教。为了使普通民众能够与王室的信仰保持一致，就要向他们传教。在教会与国王的鼓励之下，王室的女性成员开始兴建修道院以传教，并培训教士与修女。而王室的男性成员因军事上的需要而无法脱身去传教。王室的女性成员并非默默无闻的。她们肩负着重要的外交使命。她们的婚姻往往是两个权贵家族之间的政治联姻。嫁入王室的女性成为了联系夫家与父家的外交官。而一旦丈夫亡故，这种外交技能又随这些王室未亡人被带到了修道院里。她们不仅协调民众以哪种方式皈依基督教，而且还成为了国王与教会之间的协调人。正是这些遁入修道院的王室寡妇们化身成为了女圣徒。不同的地区对成为女圣徒的要求会有所不同，对于许多女性，尤其是那些拥有必要的资源与外交技能兴建大规模修道院的女性来说，是否是处女并不总是一条必要的要求，而只要宣称守贞就足够了。因而，如果一位非处女的女性想要进入修道院，那她并非没有选择。
易装的女圣徒
许多女圣徒易装成男性。尽管如此，她们依然能成为圣徒，那是因为她们易装这一行为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她们的贞洁，而她们的事迹是成为了其他信徒模仿的典范。穿上男性的服装使她们能够不受限制地进入男性的世界。尽管在精神层面上圣徒不受性别的限制，但是在现实世界，性别界限是清晰存在的。例如，圣欧佛洛绪涅（St. Euphrosyne）女扮男装在修道院里生活了38年，并成功地使她的父亲皈依了基督教。有些学者认为基督教中有关女圣徒的这一领域是对阿佛洛迪特（Aphrodite）和赫马佛洛狄忒斯（Hermaphrodite）的致敬。有些学者则认为这些异装癖者的行为是荒谬的，是女性试图获得“男性的合理地位”的表现。另有一派观点则认为穿着男性服装意味着能够跟基督进行交流。然而，性别差异的模糊似乎将带有神秘色彩的性别跨越拉回到了现实世界的范畴。正如圣欧佛洛绪涅所言，她既不是男性也不是女性。
女圣徒的守贞
中世纪女性的身体与其说是引发了人们的争议与讨论，不如说是造成男女两性痛苦，恐惧与挫败的根源。女性的身体被认为是肉欲的载体，她们的身体提醒着人们人类的原罪。在中世纪文化当中，性欲的冲动被认为是人类为夏娃在伊甸园当中诱惑亚当所犯下原罪而遭受的惩罚。既然夏娃要对人类的堕落负责，那么作为夏娃精神上与肉体上后裔的中世纪的女性，则可能会带来精神的堕落与社会的毁灭。这些夏娃的女儿对社会是危险的，因为她们的肉体会激发男性的欲望。中世纪的教会认为性欲有损人的理智与信念。《新约圣经》与教会贤哲的著作都坚称肉体的欢娱会让人忽视对上帝的信仰。尽管男女两性皆被要求要控制他们的欲望，神学教义却强调：女性的身体以及女性的身份充当了性欲这一毁灭性力量传导到社会的工具。因而，女性对于消除与压制肉体的欲望应当承担主要的责任。为了减少女性的身体可能对社会与人的精神所造成的伤害，教会权威们建议女性以保持贞洁为主要手段来“超越她们性别当中内在的软弱与局限。
” [ Jane Tibbetts Schulenburg, Forgetful of their Sex: Female Sanctity and Society, ca 500110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p. 128.]
尽管对大多数人来说自始至终地保持贞洁是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但是中世纪信仰基督教的女性仍以之为最高人生成就。中世纪的教会教导女性只有通过保持贞洁，改变自己女性的生理特性，才能实现她们最高的理想，即在上帝面前达到无性的境界。《圣经》中记载圣保罗语：“在耶稣面前，众人没有男性还是女性的区别。”相对于寄居于女性身体里面的破坏性力量，守贞这一正义力量为女性提供了一种精神上的转变与救赎的途径。然而，尽管保持贞洁对于自我拯救意义非凡，但是在一个女性的身体受到歧视，强奸盛行的时代，要想做到这一点的女性不可避免地要日复一日与侵犯自己的力量勇敢斗争。而女圣徒的故事为那些勇敢地维护自己贞洁的女性树立了榜样。正如简·蒂贝茨·舒伦堡（Jane Tibbetts Schulenburg）所描述的那样，阿加莎（Agatha）, 艾格尼丝（Agnes）以及塞西莉亚（Cecilia）这样的女圣徒的故事“不仅凸显了保护贞洁需要无休止地斗争，积极主动地自我保护，而且最终也会带来巨大的回报。”
然而，教会所提倡的守贞不仅给教会，而且给女性带来了现实的困难。在经济上与政治上，现实都要求女性要结婚，生子，以及照顾家庭。只有养育出下一代才能让基督教在世上延续下去。因而，出于无奈，中世纪欧洲父权制的基督教会试图调节女性生育下一代与守贞之间的矛盾。但是，无论是对于中世纪的教会，还是对于女性自身来讲，跨越性别化的女性身体依然是件极为困难的事。尽管女性受到鼓励要去过守贞的生活，始终做一个虔诚的信徒，可是对于大多数中世纪的女性来说，要达到圣保罗所倡导的那种顿悟的，无性的状态是不可能的。任何把女性转变成其身体只体现最纯粹精神构念的无欲无性状态的想法都是不现实的，在文化上也是颠覆的。因为这种对于独身生活的坚持意味着女性否认自己的性能力，完全放弃性生活。有些当代的学者认为这一做法“只不过是早期教会重男轻女，压迫女性的又一证据而已。”然而，也存在着另外一种观点，大卫·M·肖勒（David M. Scholer）认为“尽管在重男轻女的社会当中处于受压迫的地位，（中世纪）女性生活的这一方面在其所处的文化背景当中仍然可以理解为女性所获得的‘解放’与独立自主。”那么，中世纪的女性能够在不危及她们的人格同一性与政治认同感的情况下掌控自己的命运，并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吗？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经过教会核准的女圣徒的故事为中世纪的女性提供了用以精神反思的素材。通过诱导中世纪的女性们反思她们身体与灵魂之间的关系，这些女圣徒的故事描述了那些以教会准许的方式控制自己的生活与身体的女性们。埃塞德丽达（?thelthryth）, 阿加莎（Agatha）, 艾格尼丝（Agnes），塞西莉亚（Cecilia）, 尤金妮亚（Eugenia）, 欧佛洛绪涅（Euphrosyne）,露西（ Lucy）, 以及埃及的玛丽（Mary of Egypt）这些女圣徒的故事展现了女性在处理由生理性别与基督教哲学之间内在对立所导致的社会冲突与精神冲突过程当中表现出来的自尊与力量。克莱尔·里斯（Clare Lees）是这样解读这种冲突的：“女圣徒们一次又一次地遭遇并克服她们的身体与性所带来的致命危害。”通过效仿意在限制女性身体与自主性的贞洁典范，这些女圣徒们改造自己的与女性性别相关的特征以控制自己的身体。由此，她们对于自己的人生方向，尤其是灵魂的归属拥有了自主决定的权力。正如今天的女权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当代的女性应该对自己的身体和生活拥有自主权，而女圣徒的故事就是在引导中世纪的女性去重新获得对自己身体的自主权，进而在不牺牲精神追求与社会地位的前提下重获对自己生活的掌控。女圣徒的故事所折射出的，也正是今天的女权运动所洞见的：“只要我们的身体还受制于人，我们就不能决定我们生活的方向。”
这些女圣徒所确立的榜样与其说是给普通中世纪女性的生活提供了效仿的对象，不如说是鼓励了她们调解信仰与身体之间日复一日冲突的努力。 例如撒克逊的赫罗斯维塔（Hrotsvitha）修女这样有影响的宗教女性甚至开始著书立说，以“强调守贞作为一种积极主动的选择，作为一种职业，作为精神领袖的象征”对于女圣徒自身，对于当时的女性“都是重
要的”。古代妇女在遭遇性别歧视的情况下为维护自己的智力与心灵所做的努力激励了中世纪的女性，使她们获取了精神的力量。而创作这些女圣徒故事的男性作者们，传播者们与提倡者们的本意并非总是要给予女性精神支持。然而，即使教会权威在创作女圣徒故事的时候本意是为广大女性提供带有限制性条件的榜样，但是这些文本依然能够被女性读者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所解读。显然，教俗两界的女性都认为这些文本为她们提供了精神成就与身体控制的积极主动的选择。然而，在通常的中世纪文化背景之下，许多女圣徒故事当中表现出来的极端行为已经超出了大众可以承受的范围。因而，在有些情况下，对文本做出不同的解读或者那种把女圣徒们的极端的行为套用到个体身上的做法绝非男性故事编校者们的本意。这些女圣徒的故事会被女性据为己用，被重塑成为女性获取独立自主权力的典范。然而，如同当代的女性一样，在把女性的身体视为勾起人的性欲望的诱惑，施暴与虐待的对象的文化当中，中世纪的女性努力地去掌控自己女性的身份。如同当代的媒体与广告通过操控女性的身体去影响公众的消费欲望那样，中世纪的宗教权威通过控制女性的性与性行为来影响中世纪文化的发展与需求。然而，即使是在刻画宗教对女性身体的控制的时候，许多女圣徒的故事依然督促女性要对自己的身体拥有自主权。如同宗教控制女信徒的性认同感一样，女圣徒的故事也刻画出了女性是如何通过把信仰转变成自我保护的工具来控制自己的身体的。
这一点尤其在年轻的处女圣徒的故事当中得到体现。在这些故事当中，性被认为是女性身体的弱点。对女性性体验的控制挑起了善与恶，上帝与魔鬼般的异教徒之间的冲突。掌控他人对其身体的欲望成为年轻的处女圣徒确认上帝最终的胜利与她们个人权利的途径。不论女圣徒故事被创作出来的最初的意图或者神学目的是什么，也不论这些文本能不能反映历史上女性的真实体验，这些故事让当今的女性与1，000年前的女性产生了某种文化上的共鸣。
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英格兰的文化酝酿出了此类关于女圣徒的传奇故事，并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保持了日耳曼英雄主义传统，刚毅贞洁的女性与忠诚勇敢的男性一起构建了这一文化传统。此种传统是源自拉丁文本的古英语写就的女圣徒故事所着重强调的，不管宗教权威如何一口咬定这些故事意在赞美万能的上帝，这种英雄主义的传统对于聆听这些故事的女性观众不能说没有任何影响。《贝奥武甫》的作者在诗中声称：“（贝奥武甫的成功来自于）上帝的意志，命运的安排以及个人的努力”。而女圣徒们的成功模式也同样可以归于上述三个因素。这些女性的成功依赖于她们身体的力量，对于上帝的虔敬，以及把握自己命运的信念。女圣徒的故事也为当代读者所关心的主题提供了一种历史的视角。这些主题包括：女性的身体同样能有力地带来社会与信仰的变革；女性拥有对自己身体的控制权；女性身份是身体，思想和精神的结合体。中世纪女圣徒有意识地争取独立自主生活权利的做法与当代年轻女性的抗争如出一辙。对于中世纪的女性来说，女圣徒的传奇折射出了她们在肉欲与贞洁，神圣与世俗，个人的欲望与公共的福祉之间协调平衡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