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历史经验表明，所有的社会变革都有其深刻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只是囿于当时的局限性无法被时人所意识到。葛兰西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之上，极富洞见性的指出思想文化对于政治社会的能动作用，并用“文化霸权”阐述了他的这一思想，“文化霸权”对我们把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领导权，增进文化领导权在主观层面的战略部署和客观层面的演进发展都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关键字：葛兰西；文化霸权；社会思潮；思想变革
葛兰西是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20世纪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并曾短暂的作为意共代表参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工作。1922年10月，以墨索里尼为首的法西斯集团夺取了意大利国家政权，葛兰西受共产国际委派回国领导意共开展反法西斯斗争。葛兰西于1926年11月不幸被捕，并在在狱中撰写了大量笔记，这些著作被保存下来，在战后以《狱中札记》出版。其中关于“文化霸权”概念的论述，在当代仍具有重大的理论指导意义。
一、“文化霸权”的提出
葛兰西无愧于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称号，他在《狱中札记》等著作中对社会历史的分析，无不体现着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原理。葛兰西敏锐地意识到当下的社会是历史潮流在发展继承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所以十分重视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来分析革命运动或是社会现状，通过考究事物的起源、历史条件和演化过程，以求达到全面的认识和理解。不能正确的对待历史规律，就无法找到革命胜利的路径，他曾如此告诫我们：人民不仅没有充分的意识到自己的历史地位，也没有意识到对手的历史地位和局限。“一个社会集团能够也必须在赢得政权之前开始行使‘领导权’，这是赢得政权的首要条件之一；当它行使政权的时候就最终成了统治者，但它即使牢牢地掌握住了政权，也必须继续以往的领导”[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59页。]。葛兰西认为国家社会是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的有机统一。政治社会的领域涵盖政府法律、军队监狱等专政工具，而市民社会涵盖的是政党媒体、思想文化等为大众普遍接受的非政府性质的社会存在。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两者之间是高度相互融通和彼此渗透的，它们之中存在着一种十分复杂而又相互成就的系统纽带。因此要推动社会变革，如果没有市民社会层面普遍的价值认同，仅从政治社会层面上“换了人间”，是不具备长治久安基础的。同样的，在取得政权之后，统治集团为了巩固已取得的胜利成果，也必须在国家的各个领域不断加强已然形成的普遍社会认同，而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化领导权就变得尤为重要，也可以将之称为“文化霸权”。
二、“文化霸权”的适用性
革命事业不仅仅需要坚定的信念和高昂的意志，也要充分认识到敌人的历史使命和时代的局限性，以避免不能在更为进步和现代的意义上获得全面的成功。每一个国家和任一阶级社会都存在“文化霸权”，而任何国家的任一社会阶段所反映出来的社情国情都有其历史渊源和时代特征，所以我们也必须意识到：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文化霸权”也是经过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无产阶级所同意的。这种看似悖论的存在就是由于资本主义政治社会对市民社会无所不在的渗透和潜移默化施加影响的体现，因为本质上“市民社会就是统治阶级用非暴力手段扩大和强化其权利的领域”[姜丽:《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对我国文化建设的启示》,《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第102-104页。]。
历史经验表明，社会变革并非纯粹是历史机遇的连续，而是有更为深刻的历史条件，只是囿于当时的局限性无法被时人所意识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出发，指出文化在阶级社会中是有阶级性的。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
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表现为思想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2页。]。遗憾的是马克思并没有完全预料到国际共运的发展，资产阶级在掌握政权以后依靠其占有的文化生产资料的优势，将其价值理念不断潜移默化地向人民大众传播和渗透，弱化了无产阶级的斗争意识。葛兰西面对这种复杂的情况，“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现实入手，指出由于资产阶级掌握了文化领导权，获得了维护、巩固政权的合法途径，社会主义革命要想取得成功，必须首先夺取文化领导权”[黄卫星:《葛兰西与毛泽东“文化领导权”思想比较》,《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第125-133页。]。葛兰西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能够在马克思主义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经典理论之上，极富洞见性的指出思想文化对于政治社会的能动作用。言明了文化领导权的斗争对于夺取和巩固政权的重要性，这种深刻的洞见对指导无产阶级在生产关系落后、工业化程度低的国家进行社会革命，并在夺取政权以后巩固和发展社会基础极富启示意义。
三、“文化霸权”与革命
葛兰西提出“文化霸权”是为了指导和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从某种程度上讲文化领导权也只是实现政治理想的工具，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有意无意地都在推进“文化霸权”的发展与变革。正如上文提及的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文化霸权”也是经过无产阶级同意的，西方国家从资产阶级革命起，就刻意确立自己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及学术话语体系，并将其通过有形无形、或明或暗的方法渗透到市民社会的方方面面，悄无声息地构筑维护资本主义统治的后盾和堡垒，不断延续、巩固、再生产着统治集团阶级意志的权威，社会本质上成为被国家渗透、强化国家权威的场域。可是葛兰西始终保持着开放乐观的态度，他并不认为社会意识形态全面压制了人的能动性、让人在意识形态面前完全无能为力，相反人的能动性在意识形态的塑造、传播、再生产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社会上依然存在发生各种变革的可能性，也许科学知识给旧的统治集团提供了一个更为便捷的文化领导工具用于禁锢社会的思想文化，但与此同时也会孕育出无产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推动历史进步。“一些精力旺盛、有事业心、有教养、最为活跃的社会成员组成的精英分子移居国外，他们吸收了先进国家的文化与历史经验，却没有丧失其自身民族最根本的特征，也就是说没有断绝与其人民之间感情的纽带和历史的联系。结束了智识的学徒期之后，这些精英回到自己的国家，越过历史的发展进程，强迫人民早日觉醒”[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2页。]。当我们回溯近代以来各受压迫国家在寻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历程，就不免钦佩于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对于历史发展的深刻洞见。
文化领导权是统治阶级通过各种手段争取全社会对其表示积极赞同、自觉服从并自动融入到统治阶级思想意志的社会价值认同。葛兰西理性客观地认识到这一点，并且超越了他所处的历史和个人背景的局限性，对这一理论赋予了高度的哲学意涵，使得“文化霸权”在任何时代都有其哲学和政治上的积极指导意义。回顾现实，当我们处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时期，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各种思想文化的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对我们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领导权，无论是在增进主观层面的战略部署，亦或是在推进客观层面的演进发展都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1]安东尼奥?葛兰西[著].曹雷雨,姜丽,张跣[译].狱中札记.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北京:中央文献出版,199
[4]姜丽.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对我国文化建设的启示[J].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2(07).
[5]黄卫星.葛兰西与毛泽东“文化领导权”思想比较[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