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轶豪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亚洲非洲地区语言节目中心 北京 100040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联系日趋紧密。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社会渴望充分了解中国,中国也需要向世界展示并获得更多的理解,其中,政治文献是一个直接和有效的窗口。政治文献的外文翻译一方面需要完整传达中国的政治主张与诉求,一方面需要跨域语言、文化的差异,实现目标受众的充分理解,进而发挥语言的交际目的。
在生态翻译学的视阈下,以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三个维度为框架,分析两个代表性的政治文献——《十九大报告》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翻译策略,同时通过横向对比英译本和日译本对于同一文本的处理方法的异同,探索归纳政治文献外文翻译的最佳策略选择,对提高政治文献的传播效果提出建设性意见。
关键词:政治文献;生态翻译学;翻译策略;对外传播
前言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的迅速提升,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国文化、彰显中国影响力的对外宣传的作用日益重要。政治文献翻译作为外宣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是否传情达意
、被受众所接受直接影响传播的效果。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①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②的外文译本的出版发行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堪称政治文献外宣翻译的成功范例,其所采用的翻译策略及其效果值得研究总结。
生态翻译学理论
生态翻译学作为一种生态学途径的翻译研究方法,致力于对翻译生态整体和翻译理论本体进行描述和诠释。胡庚申将翻译定义为“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胡庚申,2004(a):16),在翻译实践中,译者将适应和选择集于一身,“适应”即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选择”就是译者实施对译文的选择。翻译是在语言、文化、交际等的“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multi-dimensional adaptation and adaptive selection)的过程中,追求原文和译文的“最佳整合适应选择度”(the optimal degree of holistic adaptation and selection)。所谓“整合适应选择度”,是指译者产生译文时,在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等多维度的“选择性适应”和继而依次、并照顾到其他翻译生态环境因素的“适应性选择”程度的总和(胡庚申,2020:114)。
文本分析
(一)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生态翻译学视阈下,所谓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是指“译者在不同方面、不同层次对语言形式进行的转换”(胡庚申,2011:8)。译者要适应原文的语义,在词汇、句子等语言层次上做出合理的选择,译文要符合语法规范,适应目的语受众的语言习惯。
是否做到最佳适应性选择转化,可以从忠实性和可读性两个基本要求中体现。忠实性就是准确性,要求译者完整、准确地“适应”原文含义;可读性要求译者做出符合目的语生态表达习惯的“选择”。
就忠实性而言,政治文献的翻译要求措辞必须严谨,政治性是首先要考虑的要素。
例1: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治国理政》中③:P13)
英译:We uphold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follow the guidance of Marxism-Leninism,Mao Zedong Thought,Deng Xiaoping Theory,the Theory of Three Represents,and the Scientific Outlook on Development (《治国理政》英④:P14)
日译:中国の特色ある社会主義の偉大な旗印を高く掲げ、マルクス?レーニン主義、毛沢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つの代表」重要思想、科学的発展観を導きとし(《治国理政》日⑤:P14)
如例1所示,政治文献中具有大量的中国特色的政治表达方式,英、日译文忠实准确地进行了移植。这也有利于中国的政治理念不断在传播过程中被读者所接受,扩大在世界范围内的认知度和影响力。
例2:开展“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教育(《十九大报告》中⑥:P53)
英译:We will launch activities under the theme of “passing on the traditions of revolution;stepping up to the task of making the military srong.”(《十九大报告》英⑦:P65)
日译:「革命の遺伝子を受け継ぎ、軍隊強化の重責を担う」ことをテーマとする教育を行い(《十九大报告》日⑧:P47)
在注重政治性的前提下,为达到传播效果,要照顾到读者的理解水平和阅读习惯,注重译文的可读性。就例2中的“红色”的象征意义来讲,可以代表力量、活力、激情甚至是愤怒,这些都容易被各国读者所接受。但是,在中国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红色”更是被赋予了勇于牺牲、革命的意义, 这一点对于没有相关历史文化认知的外国读者来说具有一定的理解困难。对此,英译和日译都选择翻译成“革命”,这显然是符合目的语生态表达习惯的“选择”。
除去语义上的对应转换,针对原语中信息的缺失、冗余、不明显等情况,通过采用“增译”“减译”“信息整合”等方式,在译文的生态环境里建构、修复和调整,从而实现译文能够 “存活”、“长存”的目的。
(二)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生态翻译学视阈下,所谓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文化内涵的传递与阐释。这种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在于关注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在性质和内容上存在的差异,避免从译语文化观点出发曲解原文(胡庚申,2011:8)。
德国神学家、哲学家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提出两种不同的翻译途径:尽可能地不扰乱原作者的安宁,让读者接近作者;尽可能地不扰乱读者的安宁,让作者去接近读者。正是以施莱尔马赫提出的这两种不同的途径为起始,美籍意大利学者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提出了 “异化”“归化”理论,把前一种途径定义为“异化”翻译,把第二种途径定义为“归化”翻译。韦努蒂认为,“异化”翻译保留了原语语言与文化的异质性,“归化”翻译则把原语语言与文化的异质性消融在本土语言与文化中(蒋童,2016:50)。依据“异化”与“归化”的理论,依归原语言生态和适应目的语生态是文化维转换中最常用的翻译策略。
例3:但的确也有一些领导干部不思进取、为官不为,抱着“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心态(《治国理政》中:P146)
英译:but we do have a few who are content with the status quo and are perfunctory in
their work(《治国理政》英:P159)
日译:一部の幹部には向上心を持たず、官職にあって不作為で、場当たり的に仕事をする態度を持ち(《治国理政》日:P162)
当直译会造成理解上的障碍甚至是误会的时候,采取“归化”的翻译,可以更方便跨越文化的鸿沟,便于读者理解。如果说到例3中的“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中国读者脑海中会自然地浮现出“混一天算一天“的和尚的形象,也可以理解”做事情敷衍消极,没有积极主动的精神“的隐含意义。但是在欧美世界中,不常见佛教寺庙和和尚,对和尚撞钟的目的无法产生联想。在日本,虽然有佛教寺庙,也有和尚,也会撞钟,但是一般是在年轮交替的时刻敲钟祈福,所以也不会理解“为什么当一天和尚就要撞一天钟”的文化含义。基于与原语的文化差异,英译版本采用“在工作中敷衍”,日译版本采用“工作上采取权益的态度”,利用“归化”的方式,避免了过多解释,通畅地传达原文所想表达的含义。
(三)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生态翻译学视阈下,“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要求译者除“语言信息的转换和文化内涵的传递之外,把转换的侧重点放在交际层面上,关注原文中的交际意图是否能在文中得以体现” (胡庚申,2011:8)。
德国学者弗米尔(Vemeer)提出的翻译目的论(skopos theory)认为,翻译行为也是一种有目的的行为,是为实现信息的跨文化、跨语言转换而涉及的复杂行为(刘雅峰,2010:130)。根据目的论,所有翻译必须遵循的首要法则是“目的法则”(skopos rule),要求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应该从译语读者的角度出发,根据译文的预期目的决定自己的翻译原则和策略(刘雅峰,2010:132)。
政治文献的交际意图和预期目的都是为了解释、宣传我国的政治理念和施政措施,所以更应以传闻达意的交际维的转换为重。
例4: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征程。(《治国理政》中:P445)
英译:set our ancient country on a new journey(《治国理政》英:P484)
日译:古き中国が生き返る新たな道のりをスタートさせた(《治国理政》日:P494)
在例4中,译者没有选择对“凤凰经历烈火的煎熬和痛苦的考验获得重生”的传说进行全部翻译,英译、日译都选择了减译“凤凰涅槃”,只是翻译了“重生”的含义,简练又便于读者理解。可见,部分具有文化内涵,或是特定说法的词语在翻译过程中也应有所取舍,应以交际维度的转换为重,避免引入过多读者陌生表述而影响读者的阅读兴趣和文章的流畅性。
(四)三维的整合与平衡
翻译是语言的转换,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又是交际的积淀(胡庚申,2020:115)。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语言的、文化的、交际的等等因素往往相互交织,互联互动,有时又是很难截然分开的。而实现原文与译文在语言、文化、交际生态中的“平衡”对译文的形成都会不同程度地起到作用、产生影响。
按照生态翻译学的理论,评判译文的标准是为实现译文能在新的语言、文化、交际生态中“生存”和“长存”所追求的译文“整合适应选择度“(胡庚申2020:114)。一般情况下,如果译文的“选择性适应”和“适应性选择”的程度越高,那么它的“整合适应选择度”也就越高。
例5:共产主义绝不是“土豆烧牛肉”那么简单(《治国理政》中:P142)
英译:communism is not as simple as a meal of goulash(《治国理政》英:P155)
日译:共産主義は「グヤーシュ(ハンガリー料理で、牛肉やじゃがいもなどの入ったシチュー)」のように簡単ではなく(《治国理政》日:P157)
例5的英译和日译都实现了很高的“整合适应选择度”。“goulash”是匈牙利的国菜,本为平民料理,物美价廉,家家户户餐桌上常见,19世纪才被匈牙利贵胄所接受。在1958年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访匈时说了一句“老百姓要是能喝上goulash,不是进入共产主义了吗?”这道汤因此世界知名,被誉为共产主义汤。将“土豆烧牛肉”直接转译成“goulash”,不仅传达了平民料理的感觉,又因为赫鲁晓夫的“共产主义”的论断,而实现了很好的文化维度的适应,从而也实现了交际维度的上的平衡。在日语译文中,同样采用了“goulash”音译词,并以括号内加注的形式做了进一步补充说明。
原语生态和目的语生态的平衡和谐
生态翻译学的核心理念之一即“平衡和谐“原则。胡庚申认为,翻译的策略与技巧,其实就是翻译的“平衡术”(胡庚申,2020:198)。原文译本和目的语的生态环境都需要译者进行平衡,同时也会对译文的形成产生制约和影响。
(一)文本类型的影响
《治国理政》主要收录了习总书记在各种场合的讲话、谈话、演讲等,《十九大报告》更是面向与会代表及全体受众的发言,行文方式活泼生动,句子短小精悍,同时引经据典,富有哲理,具有典型的习式风格。
根据英国翻译理论家纽马克(Peter Newmark)提出的“文本分类说”,各种文本题材按其功能可划分为三大类,即“表达型文本”(expressive text)、“信息型文本”(informative text)和“呼唤型文本”(vocative text),并指出译者应分别忠实于各自文本中的“原作者”、“真实性”和“读者层” (Newmark,2001:55)。
两者显然是应该划归“表达型文本”,从而采取“语义翻译法”,对其翻译的处理应尽量靠近原作者,表达作者的思想,突出个人魅力。
例6:坚持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要求(《十九大报告》中:P7)
英译:we have committed to “examining ourselves in the mirror,tidying our attire,taking a bath,and treating our ailments”(《十九大报告》英:P10)
日译:「鏡を見て、衣冠を正し、身を清め、病を治す」という要求を堅持し(《十九大报告》日:P7)
习总书记对于共产党员的“自我矫正,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要求,通过人们日常生活中“整仪容、加强卫生,治疗疾病”方式来生动地比喻,根据上下文能够被读者所理解这些切实的自查方式,也就是说能够在外语生态环境中“生存”。英日译文都以“表达型文本”的处理方式,再现了原文的语言风格,让读者能够领略到习式语言的魅力。
(二)目的语生态环境的影响
用生态翻译学的术语来说,原语是一个文本生态系统,目的语是另一个文本生态系统(胡庚申,2020:342)。两个系统各自涉及语言生态、文化生态、交际生态等。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来解读,原语系统和目的语系统的语言、文化、交际等的生态的“差异度”决定了所谓的“可译性/不可译性”。就这一点来说,将同一文本的不同译语文本进行比较更加清晰可见。
例7:敢于直面问题,敢于刮骨疗毒(《十九大报告》中:P16)
英译:We must have the courage to face problems squarely,be braced for the pain(《十九大报告》英:P20)
日译:果敢に問題に向き合い、敢えて骨を削って毒を取り去り(《十九大报告》日:P14)
“刮骨疗毒”出自《三国演义》中关羽“刮骨疗伤”这一段,通过这个中国大众耳熟能详的典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反腐过程中虽会遇到壮士扼腕之痛,但依旧要把反腐进行到底的决心。《三国》里的桥段在日本的小说、漫画、游戏中都有呈现,这也是可以直接翻译成“刮骨去毒”的文化生态。而英语中不具有这样的文化背景,所以英译文简略译成“be braced for the pain”,强调了要面对痛苦,省略了“刮骨”一词的翻译。
在《十九大报告》、《治国理政》中还有很多像“刮骨疗毒”这样的隐喻,日译文更倾向于保留原文的比喻形象,忠实翻译出原文比喻的喻体。英译则倾向舍弃原文喻体,甚至舍弃比喻手法,尤其是遇到“刮骨疗毒”这样的典故时,为减少读者接受阻力,英译多直接译出原文比喻本体。这与中日语言文化系统差异小、交流多有很大关系。
译者的能动性
胡庚申指出,有了译者才能实现对原文意义的解读和对译文意义的构建,有了译者才能将原文意义的能指转变成译文用语的所指,因此,译者的作用和地位是不能替代的。这也正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 “中心”地位主因之所在(胡庚申,2004(b):14)。
刘雅峰认为,文化全球化背景下的外宣翻译,需要译者发挥其积极能动的主导作用,深入到复杂的翻译生态环境内部,译者有意识的适应与选择才能更好地指导自己的翻译实践(刘雅峰,2010:153)。
可见,作为实现原文与译文之间转换的桥梁,译者是决定译文呈现形式的关键。通过对比英译文本和日译文本可以发现,构成基本相同的翻译团队在一些文本的翻译策略上也存在不同的选择,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了译者的能动性。
例8: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十九大报告》中:P15)
英译:Achieving nationgal rejuvenation will be no walk in the park;it will take more than drum beating and gong clanging to get there(《十九大报告》英:P18)
日译:中華民族の偉大な復興は決して楽々とお祭り気分で実現できるものではない(《十九大报告》日:P13)
在例8中,英文翻译使用了“walk in the park”这个很地道的美国俚语表达,日文翻译成“节日的气氛”,而使用的“お祭り”用做庙会、节日,也表示狂欢热闹,在日文当中也有很多惯用的表达形式。英译和日译都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选取了“适应选择度”最好的翻译策略。
结语
翻译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双重交际活动。而外宣翻译更是要跨越政治制度、政治语言的更深一层的交际活动。
对于外宣译者而言,最重要的是要研究目的语生态环境,尤其是外国文化和外国人的思维模式,善于发现两种生态环境各自的特点,能在具体的外宣翻译实践中敏锐地捕捉到两者的差异,并通过使用适当的翻译策略,变通处理,实现原语生态和目的语生态的平衡,以达到最好的翻译效果。
首先,要做好“三维整合”。在文字维度的转变的过程中,外宣的政治性对译者的立场、态度有较高的要求,同时译者要准确理解在何处进行“适应性选择”和“选择性适应”,又要进行到何种程度。在保证核心信息的有效传递的基础上,可酌情适当增加必要信息,删除冗余信息,整合有效信息。同时,译者也要注重交际维和文化维的转变,外宣强调的是传达理念,传神达意是政治文献翻译的核心关键。
其次,要实现原语与目的语的平衡,也就是对原语环境和目的语环境的双向适应。一要明确原语的内涵意义,充分了解国家方针、政策,同时也要适应文风,翻译的时候要保留文中说话人风格的印记,这样才能体现出说话人的个人风格和魅力。二是要着眼于目的语本土化环境和读者的期待。政治宣传较其它宣传来讲更为不易,“不能不顾及本土文化氛围下大众的接受心理,不顾对象强行输出、把国内盛行的那一套宣传方式强加给国外读者的做法显然是行不通的”(贾文波,2012:170)。因此翻译中尽量避免和对象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产生正面冲突。只有实现“贴近中国发展的实际,贴近国外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要,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黄友义,2004:27),才能更好地宣传中国政府的政治理念,不断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和话语权。
再次,充分发挥译者主观能动性。对文字、文化、交际维度适应性转换的把握,对原语环境和目的语之间的平衡,都是译者的主导作用和译者主观能动性的体现。而译者是否能很好地实现“主体地位“取决于对两种语言、文化、读者阅读习惯的认知程度,也包括对文本的理解程度。翻译既要是“专家”,又要是“杂家”,特别是在涉猎政治、民生、外交、军事等等包络万象又旁征博引的政治文献的翻译,更需要首先下大工夫吃透原文本的内涵,才能实现“最佳整合适应度”的译文翻译。
注释:
①以下简称《十九大报告》.
②以下简称《治国理政》.
③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
④Xi Jinping.Xi Jingping The Governance of ChinaⅡ.Foreign Languages Press,2017.
⑤習近平.習近平 国政運営を語る(第二巻).外文出版社,2018.
⑥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人民出版社,2017.
⑦XI JINPING.SECURE A DECISIVE VICTORY IN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AND STRIVE FOR THE GREAT SUCCESS OF SOCIALISM WITH CHA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Report to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ctober 18,2017.FOREIGN LANGUAGES PRESS,2018.
⑧習近平.小康社会の全面的完成の決戦に勝利し、新時代の中国の特色ある社会主義の偉大な勝利をかち取ろう――中国共産党第19回全国代表大会における報告(2017年10月18日).外文出版社,201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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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胡庚申. 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焦点与理论视角[J].中国翻译,2011(2) 5-10.
[5]胡庚申.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M].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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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贾文波.应用翻译功能论(第二版)[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12.
[8]蒋童.韦努力蒂翻译理论的谱系学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9]刘雅峰.译者的适应与选择:外宣翻译过程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作者简介:
李轶豪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日语一级翻译(副高职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