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彧聪 易露霞 曾素梅
广州工商学院 广东 广州 510850
摘要：本文基于数字经济标准化经济学理论框架，从数字经济创新驱动的角度出发，构建数字化高质量导向创新驱动式发展系统模型，探究产教深度融合动态式“三螺旋”演化协调合作与演化博弈视角下的数字经济标准化科技创新驱动产教融合模式可行性，得出相应可行性分析结论。
关键词：数字经济；标准化; 创新驱动；产教融合
一、前言
习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新时代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强化战略科技力量。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提出，“以创建企业为核心、产学研协同技术创新体系为突破口，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大幅度提高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可见，新时代实现高等学校资源整合互补、深度合作的校企协同一体化，对于增强企业自主研发创新能力，驱动原始创新成果转化和产业孵化，提升我国整体的科技创新能力、构建创新型高等学校人才培养模式等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与政策依据。
二、文献综述
（一）有关数字经济标准化的文献与研究前沿。
科学技术创新作为高等学校产教融合过程中一个枢纽环节，我们有必要了解关于标准化与科学技术创新的关系及其作用机理。而其中，尤其是ISO标准化可以作为新时代数字经济背景下高等学校产教融合创新驱动模式和路径研究的另外一个切合点。国外学者普遍认同的观点是，ISO类标准化，作为一种基于国际营销手段的技术型服务输出，实际上可以加速相关服务技术的扩散与科学技术的创新。许多的文献实证了ISO类标准化与技术扩散、技术外溢效应和科学技术创新的关系。近年来更多的学者发现了ISO类标准化与生产、服务型的企业不管是在技术外溢、科学技术创新，还是外贸企业的技术扩散等多方面、多层次都存在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今年贸促会商业行业分会也发布和提出了有关校企合作的ISO44005国际标准。这也意味着，高等学校产教融合过程中双方的知识共享，专利等交易等都属于服务贸易的子范畴，也是适用于服务贸易标准化，可见，有关校企合作的ISO44005国际标准正是实践分析中有关高等学校产教融合ISO类标准化的一个现实印证和实施。国内外学者对数字经济标准化展开研究，如有一些学者从数字经济背景下，互联网+产业具体特征和企业自身特征的角度出发进行研究，认为企业是否参与产教融合的创新驱动力以及如何借助最新的技术如数据挖掘、互联网等参与产教融合的模式，是与该企业所在行业或相关产业（链）的特征以及企业自身的特质密切相关，而这些特质，一定程度上与标准化有着密切关系（Ankrah et al,2013; Bowman et al,2013）。近年来有学者进一步深入研究指出，并非所有的产教融合都对企业的发展有益，只有那些与企业的创新知识基础相适应的产教融合才能起到促进企业发展的作用（Antoniou Stratos et al,2016; Roy et al,2017）。尤彧聪（2020；2021）基于EED表观遗传学的经济隐喻,在当前特殊时期,按照数字化"互联网+元素"经济外在氛围调整外贸企业,以实现转型升级,匹配经济隐喻演化经济学的生物微观细胞单元要素适应环境和调整、改变其自身生物表型并进行序列遗传的动态"达尔文"演进过程,以建构广东省区域对外贸易企业的数字经济转型的模型,并得出相应结论。
（二）有关创新驱动与数字经济标准化的文献与研究前沿。
关于数字经济与创新驱动效应这一话题近年来是国内外学界的一个新时代研究热点。国外学者普遍认为，数字经济作为一种创新驱动模式的新经济表征，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发展，其中不仅仅是因为其主要涉及互联网数字技术覆盖，数据数字保护和数字共享平台的互操作性，更重要的在于其内部的标准化链接使得接口可以标准对接实现数字经济数据共享与挖据（Ebinimi Tebepah，2020）。而数字经济在进行标准化整体评估时，必须由国家部署进行评估框架，工具和流程设计。数字标准化诊断目标的优先级，涉及确保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和伙伴关系，区域经济的数字化标准化转型战略是国家标准化发展战略和数字经济战略的一个部分，因此与数字经济创新驱动和数字思维的企业家创新精神在新技术、新业态层面有密切联系和新时代市场需求（Hanna Nagy K.，2020）。国内研究主要从服务外包和价值链效应进行研究，国内学者认为，在新时代数字经济背景下,全球范围内价值链的重构呈现出一个主要特征，即以近岸外包为主，辅以再外包；并在治理结构层面出现了变化，体现为数字平台和即时制供应链作为其自身的核心驱动力(郭周明和裘莹，2020)。数字经济创新技术缩小了全球范围内劳动力成本的差异,从而进一步加速了区域层面上价值链的逐渐形成；而“平台驱动”成为全球价值链治理的全新驱动力,微笑曲线向“浅笑曲线”转型。新时代数字经济5G、AI、云计算和区块链等技术通过降低服务贸易成本达到提升“重新外包”的可行性与可能性(李向阳,2019; 范恒山,2019)。 也有学者从数据利用和个人信息保护角度研究，认为数据流通共享是促进数据红利释放的基石, 基于数字经济与信息保护的演化博弈研究发现数据利用和个人信息保护的良性互动可以有效实现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魏益华等，2019)。尤彧聪（2020；2021）从三个维度探究标准化对国际服务贸易企业的作用机理。按照传统国际贸易学的理论划分,从国际服务贸易规模、国际服务贸易要素组合与资源配置以及服务贸易利益等三个维度进行分析研究,研究发现并梳理了标准化推动服务贸易企业国际化竞争力提升作用机理:标准化与服务贸易企业技术进步化;标准化与服务贸易企业资源优化配置;以及标准化与服务贸易企业竞争"信息对称"化,基于该机理得出基于创新驱动和供给侧视角的服务贸易标准化三条路径。
（三）有关高等学校产教融合模式的文献与研究前沿。
国内学术界对产教融合模式研究则呈多样化，有学者如林润慧（2012）从实际操作本位的角度出发进行研究，认为现有的产教融合模式可以划分为企业本位合作和学校本位合作两个大类。近年来有学者从案例入手进行研究，根据实践探索对产教融合模式进行个案分析，得出结论指出，产教融合的运行模式的选择恰当与否和产教融合的深度有显著关系（吴苇等，2015；戴勇，2016；朱少英，2016；齐二石，2016）。DV Gaines（2013）在研究高等学校产教融合模式时，从影响技术在教育和商业与工业中整合出发，研究影响高等学校产教融合模式的因素，其研究结论指出，将高等学校教师在高等学校教育中面临的挑战与产、企业公司员工在商业社会和工业产业中所面临的挑战进行“隐喻式”比较。了解高等学校教师和产、企业公司员工在类似的工作环境中每天所实施的技术时面临的限制是至关重要的，主要是因为技术的变革通常会导致所有工作环境发生快速变化。近年来也有学者从数字化角度研究高校产教融合，比如从“互联网+”角度研究应用型本科高校的产教融合现状及其相应“互联网+”对策研究, 提出相关的基于产教融合的应用型本科高校和高职院校综合改革的路径（D Liu,2020; H Li et al.2020;）教育和福利国家：能力生产的四个世界欧盟的东扩危机是由东扩问题引发的，但其根源远远不止这个问题。 J Allmendinger&S Leibfried(2003)从宏观层面研究，其研究欧洲一体化进程，并认为欧洲一体化是领土富裕的核心；一体化围绕该中心的同心圆结构内而发展起来的。 该研究指出的这种同心圆结构格局的出现是由整合与扩张的辩证关系驱动的。 随着扩张进程达到极限，可能会出现不同形式的欧盟一体化，从而产生不同类别的欧盟成员。这种一体化从社会制度角度对欧盟高校的产教融合给予政策探索与启示。
三、数字化高质量导向创新驱动式发展的概念界定、特征和系统组成要素
（一）数字化高质量导向创新驱动式发展的概念界定及特征
数字化高质量导向创新驱动式发展是一个新时代数字化高质量导向发展与创新驱动相结合的新概念，按照演化经济学和经济隐喻的理论，这种模式是一个系统工程模式，该系统包括投入-产出子系统、市场营销子系统、财务信息管理子系统、创新研发子系统和动态环境适应力子系统等一系列可持续综合性数字化高质量导向能力体系组成要素，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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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社会中，经济组织体的数字化高质量导向创新驱动式发展能力形成，是经济组织体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持续不断地数字化高质量导向推出、推进和实施全新的创新型项目与程序，并持续不断地实现数字化高质量导向创新经济效益的可循环能力（尤彧聪，2021；易露霞，2017）。数字化高质量导向创新驱动式发展系统对于高等教育的主体高等院校而言，是在高等教育使命和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创新战略指导下，通过及时有效地为企业、行业、产业等其他中微观市场层面不断持续提供新的数字化高质量导向创新价值产出，从而使高等院校获得持续的教育绩效效益产出和教育数字化高质量导向可持续健康发展的一种综合性能力体系。根据上述概念界定，高等院校的数字化高质量导向创新驱动式发展系统（DQI- SEM :Digital Quality- oriented Innovation-driven SEM）具有三大特征，如图2所示。
一是演化动态性。高等院校的数字化高质量导向创新驱动式发展是以创新驱动供给侧在教育领域的改革所追求的一种长期竞争优势获取，而在创新驱动过程中，结构化调整与改革本身就具有动态性，这一点也是与演化经济学和经济隐喻的EED表观经济遗传动态（尤彧聪，2021）一致，因此，本研究认为数字化高质量导向创新驱动式发展系统具有演化动态特征。二是隐显性知识的累积和迁移性。高等院校独特的知识积累、技能获取、信息渠道资源以及一系列隐显性知识激活和迁移机制，是难以通过经济市场的普通交易行为来获得的，而是只有通过长时间的高等院校自身教育体系积累、沉淀才能“迁移”形成，比如，从产教融合育人角度看,近期的实证分析发现在教学资本，人力资源，学生社交以及审核认证等四个维度对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能力效应存在，包括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而教育教学对于促使专业学位研究生去探索与追求"隐性知识"的中介作用实证分析明显。因此推行实践基地产教融合育人联盟制度,构建产教融合育人教育实践共同体（刘润泽等，2021），这种积累和迁移也是高等院校获得持续的教育绩效效益产出和教育数字化高质量导向可持续数字化高质量导向创新的一项重要基础保证；即这种隐显性知识的累积和迁移，极大程度上决定了高等院校的创新是一次性偶发的，还是可持续数字化高质量导向发展性的。三是供给结构改革性。在市场供给需求比较平稳的一般均衡条件下，高等院校的教育改革进展相对平缓，主要是通过隐显性知识、教学技能、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组合对高等院校教育绩效进行持续性创新驱动改善，适应市场变化，在教育产品供给和服务供给方面创造新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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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字化高质量导向创新驱动式发展的系统隐喻组成要素分析
数字化高质量导向创新驱动式发展作为一种系统，有必要借助系统隐喻的方法进行分析，并借助全面系统干预的研究方法进行组成要素分析和实施阶段明晰。因为，数字化引起的创新驱动实际上是一种对企业发展模式的技术创新式系统干预。
1.系统隐喻理论与TSI
系统隐喻作为一种跨学科概念，当前也在计算机前沿，比如XP(极限编程)里面提到的一种“系统隐喻”行为，其含义与运用已经创新式进入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神经认知等前沿领域，并且在实际的计算机编程领域得到行业的广泛认同。具有高的“域内认可性”（这也是系统隐喻的另外一个必要条件）。系统隐喻在系统工程和计算机领域的最早跨学科结合可以追溯到全面系统干预（Total Systems Intervention，简称TSI）理论的提出。
全面系统干预的定义是由Flood和Jackson在1991年出版的《创造性问题求解—全面系统干预》一书中所第一次明确提出的。后来到了1995年，书中第一作者Flood对TSI理论又作了进一步的改进与修复。最终形成的一个“全面系统干预TSI”的环状逻辑“闭环”模式，这种“闭环”模式带有三个阶段的步骤：1.创造、2.选择和3.实施。第一个步骤是“创造阶段”，该阶段的工作是，根据系统隐喻范式，找出对企业组织混乱的问题情景，该情景是一种问题导向的描述，从而基于对该情境实施有“洞察力insight ”的系统隐喻表征，输出所要处理的议题。第二个步骤是“选择阶段”而该阶段的工作是，挑选与系统隐喻匹配的主要系统方法论与相关的辅助性系统方法论。第二个步骤是“实施阶段”而该阶段的工作是，用选出的方法对第一阶段的前置预设“问题情景“进行方法论层面的干预，从而提出企业组织变革的建议。
2. 实际与企业实践
在实际与企业实践当中，课题组在实地“田野式”考查与深度访问过程中也发现，在计算机编程、算法和深度学习等计算机人工智能领域，系统隐喻被大量作为计算机编程中的一个系统工程技术进行实践，其中，不仅仅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原本晦涩难懂的概念或开发过程阐释出来，达到“一说就懂，一听就会”的效果（这只只是隐喻作为修辞手段的文学用法）。而实际上，在计算机领域特别是数字化的企业信息系统管理层面，系统隐喻的实践的本质是为了缩减企业层面交互人之间的沟通成本，同时提高沟通效率（按照经济学理论，就是面对稀缺信息资源的降本提效）。一个合格的（即具备高的效度与信度）系统隐喻要遵循以下约束条件内容：
（1）一个系统隐喻只涉及一种动态过程
假设团队A对X进行指代命名为Xa，而团队B对同一对象X进行指代命名为Xb，则当团队A与团队B关于同一对象X进行信息交流的时候，就一定会产生各种程度上的交流障碍，至少在信息理解层面。所以，在软件开发过程中，共享这一动态过程的开发团队之间一定是要用统一的、被所有软件开发程序员所共同认可的隐喻，才可以被称为系统隐喻，即“共名指代性”是系统隐喻的一个前提必要条件；同时，也证明了系统隐喻具有“信息共享”的内涵本质。
（2）系统隐喻要得到特定相关领域和范围内的所有参与者的认可
系统隐喻是建立在团队的共同认知的基础上的。在某一软件开发或是数字化团队、某一信息化程度高的公司甚至某一信息技术发达的行业中，系统隐喻应该是这一特定范围或领域内所有（参与者）人员都熟知的事物或活动，并且需要得到所有参与者的认可。
在数字化团队软件编程中，客户端以及最终用户端需要参与到软件开发过程中，所以为了让这类（参与者）人员能够真正了解其实际流程，在计算机语言沟通时往往为了避免使用过于技术的术语或语言范式，以及避免公司内部的（区域性地方性）行话，往往采用代之以通俗易懂的隐喻语言的替代策略。可见，系统隐喻要得到特定相关领域和范围内的所有参与者的认可，“域内认可性”是系统隐喻的另外一个必要条件
（3）系统隐喻要能解决实际和源于实践的问题而不是产生更多问题。
系统隐喻的设置一定要考虑系统所面向“问题”各方面的因素，比如：普遍化、常态化等，以防止它造成不必要的误解，从而产生更多的问题。这一点与隐喻源自于人对于自身周边世界的认知与体验的本质是一致吻合的，“实践性”是系统隐喻的另外一个必要条件
当然，系统隐喻不像计算机算法那样是可预测的、确定的、稳定的、不可变化的，相反，系统隐喻具有动态性、系统映射性和随意性（源于其修辞语言本性）。因此，在具体实践中可以用形象的隐喻来描述系统或功能模块是怎样工作的，以帮助系统软件工程参与者都能清楚地理解要完成的信息化客户端的需求、所需要开发的系统功能以及开发的总体程序和流程。
对系统隐喻的进行了概念界定和相应的使用功能 ,指出“隐喻”，不管是传统意义上的“概念隐喻”，还是“系统隐喻”，都是连接“问题情境”和研究方法论的一座可行桥梁。大量的文献分析了系统隐喻，特别是GarethMorgan研究得出的八个系统隐喻的学科基础 ,认为隐喻所反映（映射机制）的是组织系统某一方面的一个特征（如表观遗传） ,一个组织可以使用多个“概念隐喻”隐喻构建“系统隐喻”。（尤彧聪，2016；江文年，2004；钟映竑，2003；杨建梅，2001）。而不同的参与者具有不同的、“异质性”隐喻思维 ,所以隐喻需要创新而且自身也在不断更新，即企业在信息化过程中的“隐喻”式系统化学习（尤彧聪，2016；柴小青，2006；唐四慧，2006）。
以上分析对于数字化引起的创新驱动对企业发展模式的技术创新式系统干预的理论模型与机理进行了明晰，同时也为下一部分的“三螺旋”演化协调合作与演化博弈奠定了系统隐喻的研究范式前提预设。
四、产教深度融合动态式“三螺旋”演化协调合作与演化博弈论
根据系统工程学和演化经济学的原理，按照经济隐喻的源域和目标域的“映射”关系，实际上，系统对应于演化经济学的生态圈系统圈，以此为研究范式，即当生态圈系统工程的双方利益具有“双元性”，即同时具备相互依赖性和互相矛盾性时，生态圈系统工程双方作为即将研究的“理性人假设”，都会“不约而同”地为着自组织的效益最大化而产生一种特殊的博弈关系，这种博弈关系的核心正在于系统工程双方的相互斗智斗勇，以及相应对策的提出等关系合成。产教深度融合动态式“三螺旋”演化协调合作的过程中，产方与教方虽然有动态式“三螺旋”演化协调合作意愿；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还是难免有利益上的冲突，换言之，产方与教方之间的关系恰恰就是介于动态式“三螺旋”演化协调合作关系与竞争关系并存之间的一种生态圈演化博弈关系。可见，就产教深度融合动态式“三螺旋”演化协调合作本身而言，是完全可以被视作为是一个动态式“三螺旋”演化协调合作竞争博弈问题，而用演化博弈论的方法来研究产教深度融合动态式“三螺旋”演化协调合作，从研究范式创新上有着自身的优势，因为从经济隐喻的角度看，这种研究方式是一支系统隐喻与隐喻系统的交叉创新。当前，国内学者运用博弈论的方法对产教深度融合动态式“三螺旋”演化协调合作的研究，大多数是基于之前的校企合作、产-学-研等研究，视角大部分是集中在产教深度融合的各方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的）分配机制方面、相应的自组织系统组织模式和动态式“三螺旋”演化协调合作伙伴的选择等问题上。也有研究是分析影响大学和企业、行业、产业的动态式“三螺旋”演化协调合作创新方式的选择因素，其中主要包括企业、行业、产业和大学高校的创新能力以及高校科研机构技术的先进性和成果商业化、产业化转换的实际价值。 关于产教深度融合动态式“三螺旋”演化协调合作的大部分研究都是建立在完全理性的基础上的，然而在实际的产教深度融合动态式“三螺旋”演化协调合作过程中，大多数的动态式“三螺旋”演化协调合作可以被看作是并不限于一次创新技术转让或创新技术交易上，即产教双方的交易次数是n次或n+1次，换言之，即上一次产教深度融合的成功与否，特别是创新技术转让或创新技术交易是否符合双方合作预期与效用，是下一次动态式“三螺旋”演化协调合作的意向的决定性因素与博弈策略路径依赖。
演化经济学视角下的博弈主要对博弈论的现实性基础进行加强与固化，其根本的研究范式则是以有限理性的（经济人）博弈方作为演化经济博弈分析的一个前提和理论基础。有限（经济人）理性指的是博弈方采用完全理性前提条件下获取最优化策略结果的概率极低，趋向于0；于此同时，有限理性的（经济人）博弈方之间的策略均衡达成不是一蹴而就的一次性结果，大概率事件是有限理性的（经济人）学习调整，“干中学”的动态演化结果，而一次性达成策略均衡选择结果的概率极低，也是趋向于0。
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理性“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博弈分析方法和均衡达成概念，是建立在“完美”数理化推理分析的基础上的选择，而该选择也一次性“唯一解”，而对于分析现实世界的真正的产教深度融合这种有限理性博弈方（非理性人）的博弈问题，这种一次性“唯一解”通常是不适用的。所以，完全理性“经济人” 假设基础上的博弈分析框架实际上对于真实世界的博弈方的学习过程的反映程度是有限的，也有一定的“偏离”，所以也就在讨论、分析博弈方行为和策略选择的动态常态化稳健性和长期效度时，缺少其现实性基础。可见，有限理性博弈方（非理性人）的演化博弈的过程就是参与者（非理性人）不断地调整自己的策略，借助“干中学”效应以达到合作双方各自利益最大化的动态演化实现过程，这个过程充满着大量的参与者试错、模仿，以及以此“干中学”范式逐步寻找得到的优化博弈策略选择与均衡达成。
所以，要对有限理性（非理性人）博弈进行有效的、具有稳健性的分析，就必须把握动态式“三螺旋”演化协调合作竞争关系中的隐喻性、周期性和系统性，必须分析其参与者（非理性人）的试错、模仿，以及以此“干中学”范式不断调整的过程，寻找稳定的有效的均衡策略，这种策略我们称之为系统隐喻稳效型均衡策略，而这样的产教深度融合动态式“三螺旋”演化协调合作中的试错、模仿，以及以此“干中学”范式不断调整过程也自然可以看作是产教深度融合动态式“三螺旋”演化协调合作的一个演化博弈过程。
五、基于演化博弈“两端”的数字经济标准化科技创新驱动产教融合模式可行性分析
基于上述的产教深度融合动态式“三螺旋”演化协调合作与演化博弈论部分，本部分继续从博弈“两端”进行讨论。
（一）数字经济标准化科技创新驱动高等学校产教融合中的产（企）业端竞争力提升模式的可行性分析。
本部分从数字经济标准化视角出发，借助科技创新驱动这一“驱动器facilitator”的中介效应，对高等学校产教融合中的以企业方为代表的产业在数字化高质量导向大发展环境中的核心竞争力提升模式的可行性进行探索与分析。
第一，按照波特五力模型，在科学技术创新驱动阶段，一个国家或区域的竞争优势将不再如以往一样依赖于传统的资源禀赋如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投资等传统基本生产要素资源禀赋，而数字经济标准化大背景下，科技创新驱动的“驱动器”的中介效应完全可以借助高等学校产教融合中的企业方的资源配置路径，进而提升这一类“异质性”企业（基于EED理论的一种外在因素引发新要素嵌入并引起变化的异质性）核心竞争力的可行性。
第二，该可行性还可以结合波特Diamond Model 中的所有关键要素来进行分析。高等学校产教融合中，作为“合作博弈另一端”的“异质性”产、企业，其核心竞争力在数字经济标准化背景下的实现，必须具体依赖于数字经济标准化科技创新驱动，借助数字经济的大数据挖掘，人工智能所衔接的神经网络认知卷层，互联网+等技术，最大程度地充分发挥资源要素在创新驱动动态演化模式下的帕累托改进，并在n+1阶段，对n阶段的科技创新驱动所形成的新的帕累托资源配置状态与资源新组合进行固化，即标准化。在这一个过程中，各高等学校产教融合中的“博弈另一端”的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数字经济资源要素，特别是以大数据、云计算、知识共享、信息共享、专利互惠认证等为数字经济化载体并共存于高等学校产教融合中的数字经济资源要素相应的配置和驱动功能。与此同时，“博弈另一端”的产、企业资源要素、数字（元）资源等进行“三螺旋式”交互作用，而且，长期看，这种迭代效应也会随之数字经济配置优化的不断帕累托改进而进行，并且是以数字经济标准化科技创新驱动的高级模式上升，继而达到整个产、企业端资源要素配置的优化最大值（即达到西方经济学所说的帕累托）。
第三，其中的可行性分析还可以，即从数字经济标准化当作成一种新型的以“信息、数据、知识”为主要表征和载体的数字化经济“共享”。其中的高等学校产教融合中的数据传递机制可以借助创新驱动加速资源配置，特别是创新的技术外溢效应可以发挥其“加速催化”功用，使得“异质性”产、企业的数字化和标准化可以更好地实现高等学校产教融合中的“博弈两端”（即产方和学研方）的高效率数字“信息、数据、知识”配置和数字创新技术外溢、云端扩展，最终以数字经济标准化和数字技术转化实现产教融合的一个最核心的要素：知识共享。而从这一基于“共享经济”的视角的可行性分析看，这些知识共享正是数字化的一个初衷与目标实现，换言之，即知识共享以数字化、标准化为“双抓手”，最终为新时代数字经济背景下高等学校产教融合创新驱动模式和路径研究从标准化和数字化企业端提供了一种数字经济中介纽带。
（二）数字经济标准化科技创新驱动高等学校产教融合中的教育业（校方）端数字化高质量导向人才培育输出竞争力提升模式的可行性分析
本部分从数字经济标准化视角出发，借助科技创新驱动这一“驱动器facilitator”的中介效应，对高等学校产教融合中的以办校方为代表的教育业在数字化高质量导向人才培育输出竞争力提升模式的可行性进行探索与分析。
第一，数字经济标准化科技创新驱动借助“投入-产出”资源利用和配置路径提升高等学校产教融合中的“博弈另一端”的学研、办校方的人才培育输出竞争力的可行性可以从具体劳动力资源切入。即学研方或高校的一个教学“投入”，是已最终的人才“产出”为绩效的。而可以进一步得出其中的作用机理，基于本文的“高等学校产教融合”观点，即借助科学技术数字经济标准化作用机理，利用创新驱动的“驱动器”的中介效应，实现相应的高等学校产教融合中的“博弈另一端”的学研、办校方数字经济标准化人力资源、教研资源的优化配置，这种高等学校产教融合创新模式是以数字经济标准化为核心的，因为，从另一侧看，数字化高质量导向人力资源输出联系着高等学校产教融合中的“博弈另一端”的企业和高校，而具有数字化思维和素质的人力资源是作为数字化企业的第一首要资源因素的。
其次，高等学校产教融合中的“博弈另一端”的学研、办校方数字经济标准化资源优化配置可行性还相对应于科学技术数字经济标准化创新驱动的偏向性趋向。即这种数字化高等学校产教融合偏向于强调数字经济标准化人才的作用，即数字化人才是数字化企业的无形资源和软实力体现源泉，而技术数字经济标准化从标准科学角度看，也可将“标准”作为一种资源与生产力，也是构成智能化企业资源的无形前期投入，这也是“数智经济digital-intellectual”的表现（“数智经济”属于“数字经济”的发展高端与创新）。
第三，从数据汇集的可行性看可见，科技驱动的数字经济标准化“博弈另一端”的学研、办校方资源配置，不仅仅是指一般意义上的数字、数智经济标准化的资源要素的汇聚和数据集合过程，其“数智经济digital-intellectual”内涵在于优化“博弈另一端”的学研、办校方数字经济标准资源的选择，特别是该选择与决策，在整个动态博弈过程中贯穿科学技术数字经济标准创新驱动的全过程。各“博弈另一端”的学研、办校方的资源正是可以通过数字经济标准集聚，这种特殊的创新数据配置模式，进而以最优化的形式汇聚数字经济标准化科技创新驱动路径，借助学研、办校方源配置路径在“三螺旋”提升，最终以数据汇集的模式提升“博弈另一端”的教育业在数字化高质量导向人才培育输出竞争力，同时也成为最优组合和路径选择的一种可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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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尤彧聪（1981-），男，籍贯：广东汕头，学历：硕士研究生，职称：副教授，研究方向：数字经济；经济隐喻；国际贸易环境与政策；。
【基金项目】本研究受到2020年度广东省哲学社学科学“十三五”规划2020年度学科共建项目“后疫情视阈下广东外贸企业数字化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项目编号GD20XYJ23）；2020年度广东省普通高校特色创新项目“数字经济视阈下广东外贸企业应对疫情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20WTSCX114）; 2020年度全国服务贸易标准化科研课题“数字经济标准化创新驱动提升服务贸易企业核心竞争力路径研究” （项目编号FMBZH-2017）；广东省高等教育学会“十三五”规划2020年度高等教育研究专项课题“新时代高等学校产教融合创新驱动路径研究” （项目编号20GYB71）以及2020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厅项目“广东省冷链标准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联合共建”（项目编号2020440121000082）的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