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州市自然资源勘测规划设计院 安徽省宿州市 234000
摘要：近年来，我国的乡村建设有了很大进展，乡村振兴是一个系统工程，在推动乡村振兴发展过程中，存在一定的不平衡性。村庄规划是优化乡村空间开发格局的重要手段，是调控和引导资源配置、集约利用的空间政策工具。为有效地解决乡村振兴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性问题，应围绕产业发展、生态修复、管控治理驱动力，有效地实施村庄规划，形成系统、有序空间格局，推动乡村振兴发展。
关键词：乡村振兴；乡村空间；发展规划
引言
乡村振兴的内容丰富、工作复杂，不仅包含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要素的全面推进，也离不开文明乡风建设、乡村有效治理等方面的多举措并举。建设美丽乡村、开展乡村有效治理是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振兴战略要顺利实施，需首先明确乡村振兴战略价值，明晰战略基本要求，加快补足农村农业发展滞后的短板，以乡村治理为抓手，探索有效的乡村治理路径，提升乡村自治的水平，寻求符合我国农业农村实际的发展策略。
1县域乡村建设规划政策发展历程
县域乡村建设规划首先提出于2014年住建部村镇司的相关文件中，之后历经中共中央、住建部等文件指导，形成了县（市）域乡村建设规划编制的指导意见，并进行了全国不同区域的试点，为县域乡村建设规划的推广奠定了一定基础。同时，山西省市层面亦推行了相关指导性文件、技术要求。总体而言，县域乡村建设规划从无到有，目前已经初步形成了“中心城区”+“重点镇” +“一般乡镇”+“美丽乡村”的村镇体系结构。
2乡村有效治理的重要性
乡村是农民生产生活的地方，是各种利益冲突的始发地和社会矛盾的集发地，是基层社会治理的“最后一公里”。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实现乡村的有效治理，有利于培养乡村振兴的参与主体。乡村振兴的本质是为了满足村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这决定了乡村振兴离不开广大村民主体的全面、有效参与。而乡村治理正是在基层政府、党组织引导下村民积极参与乡村建设的行动。一方面可以增强广大农民对乡村振兴的认知和理解，另一方面能有效增强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其主动性，有利于构建乡村振兴良好的社会秩序。实践证明，通过有效的乡村治理，村民形成了自我管理、自我约束和自我教育的良好社会风气，自觉维护和倡导乡村良俗及公共秩序，有利于维护村民合法权益，形成良好的乡村道德风尚，有利于防范风险，使乡村社会矛盾得以有效化解，有利于夯实党在基层的执政基础。治国安邦，重在基层，基础不牢则地动山摇，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实现村村和谐美丽，每个村的治理都井井有条地开展，能够使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根基更加牢固，坚不可摧。
3驱动县域乡村空间发展策略
3.1空间与社会“互嵌”的乡村空间模型
法国思想家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将空间要素分为空间的实践、空间的表征和表征的空间，分别解释为物质空间本身、空间的生产过程以及空间所形塑的社会关系。因此，空间即是治理发生的场域，界定了治理发生的边界，如宏观的国家治理、流域治理、区域治理，微观的城市治理、乡村治理、街头治理。同时，空间的生产成为治理的重要手段，通过空间资源的分配和公共品的供给实现治理目的。另外，生产的空间会反过来作用于社会，空间所呈现的权力、价值、利益，将规训并形塑不同的社会关系。治理视角下的空间不仅是静态的物质空间，还包括空间的生产过程及其产生的社会关系，因此，空间是具有治理功能的。一方面空间治理是为了建设更和谐、宜居的物质空间环境；另一方面则是通过重塑空间的治理功能，以完善社会治理。
3.2调动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
有效激发村民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的积极性，这一方面有利于村民个人意愿、个人权益的实现，另一方面更是乡村公共利益得以实现的保障。把公共资源合理配置、乡村基层服务得以有效实施，才能在乡村治理实践中有效调动村民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的积极性。比如，乡村公共资源配置、公共服务资金使用以及乡村公共设施建设方面，以前一般村民都没有发言权，决定权主要在乡政府和村两委，结果资金花了，资源用了，做了很多事情，但老百姓的满意度并不高，没有把服务做到农民群众的“心坎里”。但是，如果采取召开村民代表大会的方式，在公共资源的应用方面和乡村资金的使用方面，无论是修路、挖渠，还是建设公共文化广场，以及用作其他用途，都通过村民代表会将村民的意愿充分表达，村民们的意愿实现了，个人权益得到保障了，自然参与村委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就提升了。比如，四川省某县2019年在乡村推行“三议五会”自治工作机制，凡是涉及土地流转、项目实施、基础设施、基本保障等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必须纳入“三议”决策范围，杜绝“一言堂”和“少数人说了算”的情况。通过“两委”干部会、全村党员会、联社会、院户会等，广开言路，多方听取意见，使村民个性化的需求在参与乡村治理过程中得以实现，村民们的积极性得到有效调动，全年农民上访率减少了80%。
3.3加强乡村风貌建设，深挖人居环境潜力
按照乡村风貌控制类型，进行点、线、面相结合的县域乡村风貌控制。将乡村居民点作为“点”要素进行风貌控制；河道沿线及高速、国道、县道及绿道沿线两侧分布的村庄，根据交通沿线景观风貌和河道沿线景观风貌作为“线”要素进行控制；根据县域地形地貌、民风民俗划定4个风貌区，作为“面”要素进行差异化、特色化的乡村风貌规划控制。对点、线、面空间要素分别进行对应的规划指引。
通过建筑形式、建筑材料、肌理布局、建设风格以及片区所含乡镇等控制要素的引导，全面管控风貌片区的建设活动。
3.4优化重组区镇域乡村的“长短互补，边界跨越”发展策略
优化重组区镇域各要素的发展基础较弱、乡村整体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域，应优先挖掘本地发展资源，同时谋求与区域内的其他镇域优质资源共享。策略选择：①长短互补促进产业发展：对口选择在某一项要素中具备一定基础，或在某两项要素中具备一定基础，为乡村在产业发展中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实现长短互补提供便利通道，同时应积极利用自身劳动力、土地和政策利好等资源与周边镇域进行区域互动和资源交换，促进乡村自身发展。②边界跨越激发区域活力：应打破传统行政界线，在镇域间建立通畅的生产、生活和信息要素流动机制，将自身发展融入区域化建设实现乡村发展资源的优化重组。
3.5构建新时代乡村智治体系
完善乡村信息基础建设，建设智慧乡村，首先需夯实乡村“智治”基础。将“智慧党建”“雪亮工程”和“智慧乡村”的数字乡村建设系统结合，深入实施百兆光纤进农村工程，以实现乡村信息基础能力的提升。其次，有效整合平台资源。借助和联合中国电信集团、腾讯公司等单位，为乡村治理形成技术支撑平台，实现乡村“智治”信息共享的协调，并充分发挥平台作用，整合平台信息系统，汇集社会服务管理大数据，以实现乡村治理中实际问题的“智治”。最后，创新乡村“智治”工作体制。结合村级建制调整，以乡村群众需求为导向，结合地方特色积极探求基层治理新体系新机制，以适应乡村“智治”需求。创新乡村“智治”工作体制机制要以党组织为核心，依托其他组织，实现乡镇政务服务的一窗办理，使乡村群众服务“最后一公里”得以打通。在有条件的乡村地区，充分利用社会资源，鼓励开展形式多样的数字乡村探索，培育各类数字治理平台，使乡村治理信息化得以有效推动，促进乡村“智治”。
3.6乡村公共空间重构
空间治理的终极目标并非物质空间的建设，而是空间与社会的自洽。因此，空间生产需要与社会基础相适应，这个层面的乡村空间治理是通过构建空间的治理功能来实现的，是反馈式社会治理。传统的乡村空间便具有治理功能，在“皇权不下县”的制度背景下，乡村的空间生产与社会关系高度契合，处于空间自给、社会自治的稳态结构。空间本身成为权力和制度下沉到社会的工具，包括科举制度、宗教制度和宗法制度等非正式制度。统治阶级的意志通过非正式的制度下沉到民间，借由各种公共空间来规训民众，乡村私塾、寺庙、道观以及祠堂等空间，既是传统文化的表达，同时也是权力空间的呈现。公共空间凭借特定空间相对固定的社会关联形式和人际交往结构方式，孕育着社会秩序的基础。乡村公共空间是乡村社会内生秩序的载体，并与农户的日常生活相呼应，充分体现了空间的政治性和社会性。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乡村公共空间生产也经历着剧烈的转型，即从全能政治性植入，到国家权力抽离后自主性乡村公共空间的修复，到市场侵蚀下的乡村公共空间的衰败，再到新农村建设下乡村公共空间的重构。当前，乡村公共空间的治理功能逐渐萎缩，供给的公共空间强调物质使用功能，没能转化为公共领域，进而产生社会关联以及相应的公共价值；同时，公共空间的生产主要源自于外部资源的输入，在此过程中没有资源的分配以及集体的行动能力。因此，在村庄空间治理过程中，应当强化公共空间的生产，一方面，通过让农户参与到公共空间的建设活动中，重建村庄公共服务和公共环境的保护参与机制，将相关政策制度内生为村规民约，以重塑集体农户的主体性；另一方面，为村民提供日常的公共活动空间，通过空间输出村庄公共文化和价值，提高集体行动能力，以空间治理形塑社会秩序。
3.7乡村振兴是乡村改革发展的广阔天地
中国的乡村改革促成了今天的决战决胜全面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大好局面，这是一个辉煌的成就。但成绩属于过去，未来的乡村将怎样继续发展，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命题和现实挑战。而乡村振兴战略作为中国乡村改革发展的顶层设计，其应运而生必将为新时代的乡村改革发展提供可以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我们要紧紧围绕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和总要求，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总方针，继续加强对乡村振兴规律的认识，直面农民收入低下、农民弃农进城、城乡发展不均、农业供给侧失衡、经济可持续发展后劲不足和乡村社会治理落后等问题，深化乡村改革与发展，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结语
综上所述，乡村振兴战略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治理有效”，实现乡村有效治理。而针对当前乡村治理过程中存在的治理水平有待提高、陈规陋习亟需革新、法制观念淡薄等问题，需要坚持乡村治理的党建引领作用，强化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核心地位，调动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增强乡村治理过程中干群法治观念，培育和弘扬乡村德治文化，构建乡村智治体系，引领乡村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等方面的建设和发展，以实现乡村有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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