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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明清以降太原民俗文化圈的民间农耕信仰

发表时间：2020/10/14 来源：《基层建设》2020年第19期作者：董重转1 常崇桦2

[导读] 摘要：太原民俗文化圈涵今太原市与晋中市。

        1晋中学院 2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摘要：太原民俗文化圈涵今太原市与晋中市。明清以降，该区恶劣的自然环境对农耕生产造成严重威胁，促使农民在遭遇人力不可抗拒的灾害时迷信超自然力量，于是在民间盛行形式多样的农耕信仰：春季祈求风调雨顺，耕种顺利；夏季渴盼雨水充沛，禳除虫灾；秋季企望五谷丰登，酬谢农神；冬季憧憬岁岁丰收，粮仓充盈。民间农耕信仰与四季农耕相生相伴，表现出自发性、多样性、功利性及节日性四个特点。新中国成立以来，太原民俗圈文化圈的民间农耕信仰日趋衰微，应当辩证看待，因势利导，使其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发挥独特价值。
        关键词：明清以降；太原民俗文化圈；民间信仰；农耕
        山西省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素有“华夏文明摇篮”的美誉，悠久历史，表里山河，积淀出三晋大地灿烂丰厚的民俗文化。民俗界通常将民俗文化的地域划分称为“民俗文化圈”1，即“一种以族群为活动依托，具有地域性和传承性特征的民俗文化生存形态”[1]（p40）。按此界定来划分，山西民俗文化可分为晋南、晋中、晋北、上党（晋东南）和晋西五大民俗圈。其中，晋中民俗圈又可分为太原、阳泉及交文汾孝三个民俗圈。2太原民俗圈涵今太原市与晋中市，地处三晋腹地，东依太行山，西贯汾河，南连太岳山，北接云中、系舟二山，为古代中原民俗文化与北方民俗文化的交错之地，拥有丰富的民俗文化资源。
        段友文教授曾指出：“农耕性是山西民俗的一大特点。”[2]（p15）作为山西重要的农业耕作区，太原民俗圈体现出鲜明的农耕性特征。该区自古重视农业生产，形成众多与农业密切相关的民俗，其中一个重要部分即民间农耕信仰。明清以降，该区盛行形式多样的民间农耕信仰，尽管新中国成立以来，民间农耕信仰呈现衰微趋势，但目前仍存在于广大乡村，仍是许多农民日常生活所不可分割的部分。因此，研究太原民俗圈民间农耕信仰的旧貌与现状，对于了解该区农民的精神生活，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重要意义。
        太原民俗圈的自然环境特征及对民间农耕信仰的影响
        太原民俗圈地形复杂，气候多变，极易发生各种自然灾害，对农耕生产造成很大威胁。
        从地理环境角度看，该区地处中纬度内陆黄土高原，山多平川少，整体地势西低东高。西部汾河一带地势平坦，耕地相对丰富，以旱地居多，缺乏有效的灌溉保证。据民国《榆次县志》记载，榆次共有熟地约10657顷，其中能够得到灌溉的水田与井田约1882顷，仅占全部熟地的18%；剩余旱田约8775顷，占全部熟地的82%。3榆次地处太原盆地，境内有多条河流，尚且以得不到灌溉保证的旱田为多，其余地区的耕地状况更是可想而知。太原民俗圈东部多是山地丘陵，尽管面积广大，但可耕地很少，只有山间河谷、黄土覆盖的台地和垣面等有限区域适宜开垦，如地处太行山西麓的榆社耕地零散且狭小，“山角河滨有隙地，则毕力争垦”[3]（卷七《典礼志•风俗》），不利于农耕的大规模经营。山地不仅缺乏耕田，而且灌溉条件更为不足，致使“土性燥瘠”[4]（卷二《农政》），同时土壤肥力差，严重制约着农耕生产。
        地理环境本就恶劣，频繁的气象灾害更对太原民俗圈的农耕生产雪上加霜。从气候条件角度看，该区存在许多不利的气候现象，对农耕生产造成颇多负面影响。光绪《榆社县志》言：“榆邑农民用力多而奏功少，冬春苦寒，夏苦水，秋苦霜。”[3]（卷七《典礼志•风俗》）不仅榆社，太原民俗圈一年都可能出现不利于农耕的灾害性天气：春季常有干旱、霜冻等灾害，春旱使禾苗难以正常发育生长，春霜冻使作物遭受冻害甚至死亡；夏季降水量偏少，常有夏旱、伏旱，是造成农收减产的重要因素；秋季常有霜冻，如果出现时间早，会使未成熟秋作物大面积冻伤减产，“或霜降在七月八月，则秋成难望”[5]（卷一《地舆志•气候》）；冬季干燥寒冷，少雪多风，难以存积雪水，从而无法对农田起到保温与积水的作用。此外，该区还会发生雹灾、虫灾、风灾等各种灾害，均对农耕造成严重威胁。
        新中国成立前，尽管太原民俗圈的农民世代辛勤耕耘，但受上述地理环境与气候条件的制约，该区整体农耕生产方式落后、水平低下，农民的防灾抗灾能力极其有限，绝大部分地区是在“靠天吃饭”的条件下开展农作，这种状况很大程度上促使了民间农耕信仰的盛行。正如马克思所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6]（p591）当农民遭遇旱灾、雹灾等人力不可抗拒的灾害时，只能转向神灵寻求救助，虔诚地烧香磕头，祈求庇佑丰收，于是在民间形成了众多农耕信仰与禁忌。
        二、由四季农耕衍生出的民间信仰
        太原民俗圈的民间农耕信仰由四季农耕衍生而得，呈现出与四季农耕相生相伴的状态。
        春天是深耕播种的重要时节，农民寄寓着深切期望。立春日，各地会由官府出面举行“鞭春”仪式，这是国家正祀与民间信仰互动的过程。官员于立春时刻祭祀芒神，用鞭子击打三次土牛，人们争相观看，捡走碎掉的土牛泥块撒到自家田里，以求土地肥沃。此外，人们还要在门上贴“宜春”二字，食用春饼，企盼春神庇佑，获得丰收。二月二龙头节标识着雨水增多，农事开始，民间有敬龙神、围粮囤等信仰，如光绪《寿阳县志》载：“二月二日谓之龙抬头日，前夕将石灰围垣屋，以为禁龙卵。又用灰作窖，中填五谷，覆以石，晨起开窖取谷，以为兆丰年。”[7]（卷十《风土志•岁时》）立春后第五个戊日是春社，即土地公的诞辰，民间认为土地公掌管一方水土，此日要立社祭祀，祈求丰年。春雨对农耕极为珍贵，寿阳等地进入三月后，会祭祀以求雨泽充沛，谷实丰硕。为求丰年，农民在春耕开垦时还会“躲殃”，据太原郊区老农讲述，传说宋朝开国大将郑恩将太原城的鬼魂赶到郊外，因此农民在准备春耕时，首先在田边献祭鬼神，祷告不要破坏农田。
        夏天是农作物旺盛生长的季节，但太原民俗圈的夏季极易发生旱灾，于是形成了遍布各地的祈雨信仰。祈请对象五花八门，如太原市的晋源南街信仰“龙天”；晋祠一带信仰“圣母”；清徐西马峪村信仰“狐突”等，但凡灵验，都会受到大众的信奉。在请神祷告过程中，人们会虔诚地烧香磕头，希冀达到“心诚则灵”的效果。据光绪《榆社县志》记载，遇旱请龙神时，先传示各乡地，洒扫街道，禁止屠沽，家家户户供设龙神牌位、香案，迎来龙神后，每日行香两次，乡老僧众轮流跪香诵经，典史等人照料香烛，这样的仪式要举办三日。[3]（卷七《典礼志•祈祷》）降雨后，人们会举办隆重的酬神典礼，向神兑现许下的唱戏、塑金身等诺言。除旱灾外，太原民俗圈也是病虫害灾的高发区，各地会修建“八蜡庙”供奉驱除虫蝗之神，如和顺地区于四月二十五日祭祀八蜡神；太原地区于六月六日祭祀虫王等。夏季收麦时，为防止虸蚄虫危害庄稼，太原小店地区还会抬神游田，并将全羊牺汤洒到田间地头驱虫，据老人相传，往往灵验。
        经过春夏的辛勤耕耘，终于迎来收获的季节。七月十五正值立秋前后，庄稼刚刚成熟，“七月十五日献麻谷，曰荐新谷”[8]（卷五《风俗》），农人用新收获的麻谷祭祀先祖，告祖秋成，祈祷祖宗荫佑子孙丰衣足食。太原民俗圈的秋季容易发生冻灾与虫灾，七月十五由此还盛行“挂花纸”的信仰，各地方志多有记载：“农人于禾苗上挂花纸，以祈秋收”[9]（卷四《礼俗》）；“农人剪五色纸，挂地禳虫”[10]（卷九《风俗•节序》）；“农家挂花纸于田禾，谓可避冰雹”[11]（卷十《礼俗考》）等。农民在田间最高、最茂密的谷穗上挂花纸，祈求躲避雹灾虫灾，获得丰收。秋季还要感谢天地诸神赐予收成：和顺地区七月二日祭祀后土圣母；祁县、榆社多地八月社日祭祀土地神；寿阳地区十月一日起举办秋报赛会；榆社地区十月终秋冬农事完毕后，各乡都会举行酬谢农神的祭祀。人们沉浸于秋收喜悦中，不忘犒劳各位神灵的福泽，祈盼来年获得更好的丰收。
        秋收忙碌后，人们得以暂享农闲，筹备过年。宽泛地讲，太原民俗圈的“年”自进入腊月算起，正月结束为止，期间农事较少，出了正月才开始春耕。该区冬季的民间农耕信仰便包融于“年”的民俗中。腊月初八，家家户户制作腊八粥，吃粥前，先在石磨、石碾、井台等地方各供一块粥以祭神灵，酬谢诸神一年的眷顾。寿阳地区在腊八还有破冰取冰的习俗：“凿冰祀神，并置粪土上，以为禳来年旱灾。”[7]（卷十《风土志•岁时》）正月十三，平遥地区“以米面茶洒屋上，食寒鸦，祈其不害豆田”[5]（卷一《地舆志•俗节》）。正月十五，和顺地区“里巷立社，蒸层糕，插连藁谷供神，逐门张灯火三夜，以祈丰年”[10]（卷九《风俗•节序》）。填仓节是各地祭祀谷神与仓神的节日，分为正月二十小填仓及正月二十五老填仓。寿阳地区自二十日起，连着五天清晨担水，二十五日用草木灰画出梯囤形状，中间放置五谷，再用砖石盖住粮食，象征五谷丰登。到了夜间，凡与饮食相关的地方都要留灯，人们将米罐、面瓮等储存粮食的器皿逐次填满，口中大声说出“仓官老爷送粮来”；“填仓爷爷，填仓娘娘，金银财宝，填到我家”等吉利话，以求仓神庇佑。
        通过对太原民俗圈民间农耕信仰的梳理，可见它们与自然规律及农耕要求高度契合：春季祈求风调雨顺，耕作顺利；夏季渴望雨水充沛，禳除虫害；秋季企盼丰收康乐，酬谢诸神；冬季憧憬年年丰收，仓廪充实。冬去春归，人们怀着丰收的向往开始新一年的春耕，与之相应的农耕信仰也周而复始，循环不息。
        三、太原民俗圈民间农耕信仰的特点
        太原民俗圈民间农耕信仰主要体现出以下四个特点：
        一是自发性。民间农耕信仰由民间自发形成，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有些信仰会逐渐被人遗忘而消失，如太原农郊的春耕躲殃祭祀，如今仅有少数老人尚有印象。有些信仰则世代因袭，因其深厚的群众基础而具有强大的力量，太原晋祠圣母信仰即为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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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太原县志》：“晋祠旧名女郎祠，宋天圣间建。熙宁中以祈祷有应，守臣请加号昭济圣母庙。洪武初，遣史祷雨有应，加封广惠显灵昭济圣母。四年，改号晋源之神，岁以七月二日致祭。”[12]（卷一《祠庙》）据此记载，圣母庙前身是“女郎祠”，为民间自发形成的信仰，因祈雨灵验而受到民众的崇祀，这一现象引起官方注意，从宋到明，官方顺应民情，不断对这一出自民间的女性水神加封“圣母”称号，“民众的‘淫祀’或者‘野祀’得到了认可，原来已然旺盛的生命力变得更加旺盛”[13]（p12），可见即使有官方力量参与其中，也是为了顺应大众对圣母自发信仰的强烈民意而已。
        二是多样性。多样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信仰对象多样，既有对自然物的崇拜，如天地爷、河神、雹神、龙神、虫神等；也有对幻想神灵的崇拜，如鬼神、芒神、农神、谷神、仓神等，但凡有利于农耕，人们都会去信奉。二是同一种信仰中祈请对象多样，最具代表性的即求雨信仰，仅榆次一带，祈请对象就有龙神、狐大夫、李卫公、麻姑、小大王等，但凡应验，都会受到民众的追捧。
        三是功利性。民间农耕信仰往往出于现实的利益诉求，而非精神上的超脱。当人们在农耕中遭遇人力不可抗拒的因素时，便会转向神灵寻求帮助，在他们看来，多一个神灵便多一层保佑，于是出现了多样的神灵信仰。在具体的请神中，人们追求的仅仅是“有求必应”，希望“心诚则灵”，通过虔诚祭拜，神灵能够听到他们的诉求并解决实际问题。倘若祭拜一个神不灵验，就转向其他神，如榆社地区向龙神求雨没有效果，“旱甚，率僚属斋戒，出祷风雨雷电山川坛，并遍祷群庙”[3]（卷七《典礼志•祈祷》），直到诉求实现。达成愿望后，人们必定酬神还愿，当初许下的唱戏、建庙、塑金身等诺言，此时都要一一实现，这种人神之间类似于利益上的酬答交换，显著体现出功利性倾向。
        最后是节日性。民间农耕信仰经常融入到岁时节庆的民俗活动中。在各地方志的“岁时”“俗节”等篇目中，农耕信仰往往与节日风俗混杂记录在一起，成为节日风俗的组成部分。春节，民间俗称“过大年”，就显著体现出民间农耕信仰的节日性特征。作为我国最隆重的传统佳节，春节以其巨大的包容性，融入了大量民间农耕信仰文化，除祭仓神等直接与农耕有关的信仰外，还有许多风俗也体现出农耕信仰的意味，比如腊月二十三“送灶”，除夕“接灶”，正月初一祭祀先祖时，人们会祈愿风调雨顺、连年有余，类似朴素的愿望中，隐含着对新的一年里农耕顺利，丰衣足食的殷切期盼。
        四、太原民俗圈民间农耕信仰在当下的价值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农业靠科技的观念深入人心，民间农耕信仰逐渐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壤，日趋衰微。它们或被遗弃，或被弱化，有的甚而性质发生根本变化，成为人们纯粹的娱乐方式。尽管民间农耕信仰逐渐衰微，但并不意味着完全消亡，它们仍存在于广大乡村，影响着大众的日常生活。面对当下的民间农耕信仰，正确态度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其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发挥特有的价值。
        首先，民间农耕信仰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愿景，包含着群众所认可的道德文化准则，其中积极向上的内容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应当加以继承发扬，如此有利于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太原民俗圈民间农耕信仰的主体精神即勤劳节俭、艰苦奋斗，正如各地方志对当地风俗的概括：“好俭深思，而戒于逸乐”[14]（卷四《风俗》）；“是间有游手游食者，人咸訾骂焉”[10]（卷九《风俗•节序》）；“淳厚勤俭”[4]（卷二《风俗》）等。这些优秀的精神文明为广大人民群众所认可，化为优秀家风、淳朴村风、文明乡风，以潜移默化的力量世代相传，具备长久的生命力。
        第二，民间农耕信仰能够融洽乡里，推动形成稳定和谐的社会氛围。乡村公共事务的开展实施，不仅要靠政权组织，还需要村民公认的道德规范、乡规民约、习俗礼制进行维持。过去因春祈秋报、酬神祭祀而举办庙会社火活动时，乡民之间互帮互助，还要推选出“纠首”担任总负责人，纠首通常是为群众所信赖的乡里贤达，能够帮助大家化解矛盾，克服困难。如今，庙会社火活动仍活跃于广大乡村，乡民互助、纠首管理的传统也延续下来，这样的公认民约有助于团结乡里，维系秩序，在乡村管理中发挥积极作用。
        第三，民间农耕信仰仪式由娱神逐渐向娱人转变，如今流行于各乡村的大小庙会、节庆社火，极大满足了村民的精神需求。这些民俗活动的兴办，极具农村地方特色，丰富了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有助于加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2018年，我国将每年“秋分”设立为“中国农民丰收节”。从历史脉络看，丰收节正是继承了“秋报”的农耕信仰传统。在榆次东阳镇丰收节上，各村农民共庆丰收，开展评选“种地能手”、展销种籽农具、交流农耕经验等活动，深受群众喜爱。
        第四，民间农耕信仰传承下众多手工技艺、表演艺术、民俗活动等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其中多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因龙神信仰而形成的小店区东蒲舞龙、晋源龙天庙会、晋源二月二南街焰火，皆为山西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为祭祀河神举行的榆次东赵乡西窑放河灯、为驱雹祛灾产生的榆次北六堡抬冰山，都是晋中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发掘传承非遗，既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抢救保护，也能合理利用，促进民俗文化消费，提升当地民众的收入。如庆贺丰收的榆次南庄无根架火，凭借国家级非遗称号远近闻名，外销畅通，有利于扩大当地就业，改善民生。
        最后，太原民俗圈现存众多与民间农耕信仰有关的文物古迹，为发展农村旅游业提供了丰富资源。介休张壁古堡的祈雨楼、晋源晋祠的水母楼、清徐狐突庙、太原窦大夫祠等古代祈雨信仰的建筑遗存，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观赏，同时提供大量就业岗位，促进农民身份转变为农商并举，让农民的钱包鼓起来。榆次后沟古村浓缩保留了黄土旱塬农耕文明的传统经典，完整保存下众多天地龛、土地龛等农耕信仰实物，发展旅游业的同时，也能完善当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打造农村整洁环境，拂动乡村文明风气，实现区域经济文化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由于恶劣的自然环境对农耕生产形成诸多制约，促使太原民俗圈在明清以降盛行多样的民间农耕信仰。新中国成立以来，该区的民间农耕信仰日趋衰微，应当辩证看待，因势利导，继承发扬其健康积极的内容与形式，摈弃消极落后的内容与形式。人民群众是先进文化成果的享有者，充分利用民间农耕信仰文化的精华，引导其有机融入现代文化中来，才能更好发挥它们在当今的独特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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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董重转，晋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常崇桦，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
        注释：
        为方便论述，下文简称“民俗圈”。
        2参见张余，曹振武编：《中国民俗大系•山西民俗》，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7-9页。
        3参见张敬颢等总裁，常麟书，常赞春等总纂：《榆次县志》，民国三十一年印本，卷五《赋税考•田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