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涩记忆

发表时间:2020/7/20   来源:《教学与研究》2020第6期   作者:陈敏
[导读] 22岁,在充满激情与冲劲的年华,走上了小时候“过家家”中经常扮演的角色——教师岗位。

青海省西宁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陈  敏

        22岁,在充满激情与冲劲的年华,走上了小时候“过家家”中经常扮演的角色——教师岗位。“设计”了无数种当老师时会发生的感人的故事,设想了会因为我而改变的学生类型,预设了一定会精彩纷呈的各种课堂生成;也对学生因性格、家庭、观念不同而导致的不好管理有一定的心理准备,自我暗示一定要客观对待教育不愉快,公正处理,默默下定决心在从教岁月以善良与爱心做一个学生喜欢的好老师。
        在踌躇满志中,迎来了教师生涯的第一批学生。我较矮的个头、略显稚嫩的脸庞和大学毕业生的装束和发型,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穿校服不是硬性规定的初中生中间几乎看不出是老师。但这也为我和学生的沟通了解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每天上课,我卖力地将课讲得精彩有趣并不忘关注孩子们的年龄特征,让学生感觉很多时候老师的授课内容与观点“于我心有戚戚焉”。这样,我很幸运地,在初涉教师领域的时候,没有不适应,很少尴尬,教学如鱼得水,和学生相处轻松而愉悦,考试成绩也在年级名列前茅。
        在这样的事业“开门红”的形势下,庆幸自己的运气,骄傲自己的教育水平,我沾沾自喜。在这样的教育教学状态下,不和谐却悄悄迫近了我。今天想来,它是很常态的教育发生,是再寻常不过的教学插曲,是每一个老师都或早或晚会遇到的教育尴尬。老师为了维护师道尊严,孩子为了维护自己在同学中的面子,师生就会各自争强好胜。我们的“成年意识”太强了,常常在和孩子的无谓较劲中失去了教育的好机会。于是,当时我的过激表现,不理智的处理方式,都使我的教师生涯留下了一片阴影。
        那是初一上学期期中考试后的一节作文课。我先分析了学生的期中考试成绩,点名批评了不及格的学生,希望他们下半学期努力学习,“不要拖班级的后腿”。这个时候,我看到大部分被批评的学生都垂下了头,有的甚至趴在了课桌上。批评戛然而止,因为我感觉到效果已经达到了,就没有必要再纠缠不休了。我话锋一转,开始了作文课的辅导。清楚地记得那节课的作文主题是写一个关于爱的故事。为了学生不至于陷入千篇一律深夜护送、公交让座、扶过马路的作文窠臼,我拿录音机给他们放了一首当时很流行的歌曲《哑哑与亚亚》,拓宽学生对“爱”的理解范围。可是在歌曲播放的过程中,有一个男孩一直歪着身子,不是和同桌说话就是和后面的同学说话,脸上是完全的不在乎与不屑听这首歌的表情。我没有让歌曲停下来,放完歌,终于向男孩发难:你是不是对我刚才点名批评你不服气?好几个同学都被批评了,人家都好好的,有的甚至很羞愧,怎么你就不能说了?这么好听的感人的歌曲,你就那么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什么态度!我连珠炮似的话语犯了当老师最常犯、最有“教师”特征、最自以为是的错误:孩子其实也许并没有不服气,也许这正是他表现羞愧、转移自己和他人注意力的独特方式,再也许他就是想针对这首歌表达自己的想法,更可能的是,我猜的全是错的,他就是坐不住了,想说几句话……孩子或许是厌烦我的“想当然”,或许是自尊心受不了了,为了在同学面前维护自己,他几乎是跳了起来,大声对我说:“我怎么了?”我说你怎么了自己不知道啊?他说不知道。我说不知道出去反思去,去过道里想想怎么了。


他近似于喊叫地说我就不出去,我又没犯错误。本能地感觉到老师在学生面前的尊严受到了侵犯,我激动得失去理智,走下讲台,直奔那个孩子的座位,拉他出去。他坚决不出去,我就更加用力去推他,他站在过道里,紧紧扒住桌角不做丝毫妥协。我没有意义的面子这个时候让我颜面尽失:我用尽气力,撕扯他的衣服袖子,就在这时,在所有学生“观战”的静寂中,我的夹克衫的袖子刺耳地尖叫了一声“刺啦”,扯开了很长的一个口子,蓝色毛衣赫然突出。撕开的口子像一张巨大的哭脸,撇着嘴,狰狞而无助。我们的拉锯战突然中断了。吃惊的他,恼怒的我,呆怔的其他学生,都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我以我比他们大八九岁的年龄优势(今天想来,我其实比他们更幼稚),做出了下意识的动作判断:离开。
        备课本、书都没有拿,快速回到了办公室。在无人的办公室,眼泪汹涌奔流,做老师的艰辛和委屈在我眼前漫延,我不知道以后该怎么面对。下课铃声响了,我擦干眼泪,但不知道干什么。办公室的老师渐渐多了,门口喊“报告”的学生渐渐多了,我也故作镇静,开始心乱如麻地改作业.只听我身边有叽叽喳喳的声音:“你说”“你先说”“我不敢说”。我抬头,那个男孩站在最前面,被几个班干部和好朋友推搡着,他失措地站在那里,满脸的惊惶与期待。看我看他,小声说:“老师,再别生气了,我错了。”说完,他哭了。
        也许是我比他们年龄大,也许是我的老师身份,也许是我还适合当一个好老师……那一刻,我很有风度地没有骂人,也没有哭泣,当然也没有承认自己的主观臆断,只是静静地坐了几分钟,在七八个孩子的惴惴不安与满怀期待中,平静地对他们说:“去把我的本子和书还有录音机帮我拿回来。”
        感觉几个学生都松了一口气。他们走了,我在煎熬中度过了下午和晚上:明天的课堂怎么面对?要不要提这件事?向不向班主任反映这件事?对这个孩子,以后是不闻不问还是“整顿修理”?是“屈尊”找他谈心还是处处给他难堪?
        在犹犹豫豫反反复复中迎来了新的一天。我没有找到更好的教育手段,也没有像一些优秀教师抓住教育契机,适时展开教育;就记住了母亲的一句话“怎么说他也是个孩子”,本着这句最本真的教育大白话,从善良出发,我教师生涯的第一处败笔就让我轻描淡写地敷衍过去了。
        第二天,我安适如常地走入教室,对昨天发生的事情只字未提,平静地上完了语文课。后来的语文课上,男孩听课认真,互动积极。他举手,        我就一如既往一视同仁叫他回答。我知道,在我的教育履历上,这一页已经翻过,这是青涩记忆,也是经验不足教育情怀欠缺的我当时的最好解决方式了。
        孩子后来考上了重点高中,我们都没有再提及此事。当年我的不成熟,也许带给了孩子一生的伤害;我的不面对,是我教育之路幼稚和浅薄的遗憾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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