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景行
忠县城乡规划设计院 重庆市 404300
摘要: 乡村治理作为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作用力，是实现乡村振兴、维护乡村秩序的重要手段，具有公共性、集体性特点的规划建设过程往往能体现出治理模式的差异性，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乡村发展的质量。本文就乡村振兴视角下的乡村治理进行了分析和研究。
关键词：乡村振兴；乡村治理；模式
引言
党的十九大从全局高度和新时代视角，创造性地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为“三农”事业发展谋篇布局、指路定向。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又立足于新发展阶段的历史方位，作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一个宏大、复杂、系统的时代课题，关键在“中国特色”，重在“全面”，合乎中国国情、乡情，顺应“三农”工作本质和发展规律。这要求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并创新乡村治理体系，走乡村善治之路；传统文化与乡村治理的辩证关系、耦合机制及其联动实践，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命题要点。
1乡村振兴视角下的乡村治理模式
关于乡村治理模式的主要有两类：一是对近代以来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的演变梳理，传统意义上的乡村治理是通过政治力量实现对乡村的政治管理，强调政府在乡村治理的不同阶段中所发挥的作用；二是结合一个或某几个乡村治理案例，探索实践基础上的乡村治理模式及其转型。行政主导型角度，申明锐等肯定了政府资源对乡村治理效能的作用，其主导的多种形式的治理模式对于乡村经济社会结构的重构有重要作用，但忽视了国企这类政治色彩浓厚的主体在建设与治理中的所贡献的力量。
集体主导型角度，阎占定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带动乡村治理的角度，将治理模式分为经济参与型、政治参与型、社会参与型三类，并对其进行了细致的再划分，肯定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推动乡村治理方式转变方面的作用。社会主导型角度，吕蕾莉等对西北地区的民族村展开研究，分析了乡村精英在乡村治理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认为在村庄的权力结构下形成了宗教力量、宗族权威和村委会三方互动的格局，这种格局促使了乡村精英群体的产生。市场主导型角度，阎占定分析了农业企业与农户的依赖关系，企业在市场中的高效率运转将对农户的发展起到带动作用。
2乡村振兴视角下的乡村治理措施
2.1进一步整合乡村传统文化与治理资源
这是探索传统文化与乡村治理融合路径的重点环节。构建传统文化与乡村治理的耦合机制、联动常态，必须坚持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和乡村治理的“三治合一”相统一，推动“文化治理”与“治理文化”相衔接，汇集一切有利于乡村振兴的制度、组织和文化要素，以强劲的文化动能驱动提升乡村脱困的集成性和治理效能。乡村传统文化中深藏独特治理资源，同时在传统治理实践中又结出治理文化的硕果。无论乡村社会发展到何种程度，都要尊重传统文化、追溯传统治理并加强对其资源的保护利用，构筑既链接传统又扎根现代的乡村文化治理和治理文化体系。具体来说，对历史和时代感强、内涵深刻、价值明显的传统文化和治理资源，制定专项开发和保护制度，采用现代技术手段加以发掘整理，建立、完善和规范相关案例库和数据档案。与之相配套，要形成以政府部门为主导、以乡村群众为主体的长效工作机制，借助可视化、有特色的物质文化载体和善治样本加强文化治理、治理文化的推介宣传，并加大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对传统文化与治理资源进行抢救性调研、创新性转化。在资源整合基础上，要将其融入村民日常生活之中，渗透到乡村公共决策机制、协商文化建设中，拓展以优秀传统文化助推乡村社会治理的视野、路径和效果，全方位促进乡村经济社会发展。
2.2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建立乡风文明建设长效化制度体系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首先，以自治为基础。要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提高基层民主自治能力，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引领作用，依据本地乡风文明建设的目标与方向，统筹安排、因地制宜地制定适合本区域发展的战略与规划，同时积极动员村民参与乡风建设，发挥村民的主体性优势力量; 其次，以法治为保障，建立“乡风建设考评制度”。将乡风建设纳入到地方干部的政绩考核体系之内，对于那些乡风有明显好转的乡镇给予奖励支持，并将其成功经验进行宣传推广; 反之，对于一些庸政懒政行为，甚至违反党规党纪、触犯法律的行为，则予以批评教育和依法严惩，彰显法治在乡风建设中的根本性保障作用，确保乡风建设沿着良性的轨道运行;最后，以德治为支撑。德治与乡风文明建设是一个二元互动的过程，两者相互交融又彼此促进，发挥德治的教化功能，既应健全道德评议机制，让德治也有章法可约，也应举办道德讲堂等相关活动，发挥乡贤文化的正面引领作用，营造乡村文明新风，使德治融于整个乡风建设的过程。
比如，成立“村级公共服务中心”，确立“村民说事”制度等。通过人文平台打造，切实发挥“以德化民、德润民心”的正向引领作用，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动力。要充分运用好新时代“枫桥经验”，真正将矛盾化解在基层一线，为乡村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的安全环境。
2.3完善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夯实物质性文化建设载体
文化设施是民众活动和乡风文明建设的物质载体，没有载体的乡风建设只能流于形式，无法落地生根。首先，政府和相关文化管理部门要加强顶层设计，创新农村文化设施规划，并同多部门联合商讨制定具体方案，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带来的不均等问题，整合并优化文化资源，建立起县、乡( 镇) 、村三级公共文化设施服务网络，通过整体规划、分类指导，使各个区域内文化设施共享共通; 其次，现阶段乡村地区文化设施供需存在矛盾、老旧设施与现当代民众精神需求脱节，政府相关部门在修缮破损、老旧设施的同时，应及时修建新的文化设施，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日常精神文化需求; 最后，修筑文化设施必然以一定的物质财力作为基础，面对资金投入无保障、投入不足等情况，政府应出台相关资金保障措施，设立专门账户，合理规划资金使用，同时，要加强对资金使用状况的监督。
3发展趋势
中国乡村从传统格局中脱离，在现代化加速驱动下与城市形成了较大差距。基于此，乡村治理是在城市过度骄傲与乡村极度卑微的极端背景下进行的，是多领域的政策试验和全方位的试错实践。通过对治理模式及其存在问题的分析，结合中央对农业农村问题的深刻判断，认为中国未来的乡村治理模式将出现下述发展趋势。一是地域性。不同地区、不同类型、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发展基础的村庄治理是存在差异的，因地制宜是选择乡村治理模式的首要原则。二是适度性。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居民生活协调发展需要夯实乡村现代化发展基础，需要科学界定政府介入乡村治理的边界，确定政府的“权力清单”，明确政府的统筹范围与管制规则，避免过度干预导致基层治理能力下降的情况。三是创新性。新时期中国乡村面临经济和社会结构转型以及乡村功能的四大转变，需要传承传统中国乡村治理传统、借鉴发达国家乡村治理经验、总结中国现代发展实践，与时俱进，进行系统的制度设计和管理创新。四是自主性。目前的乡村振兴仍然处于拥有更多政治、经济资源的政府、企业等主体支配的阶段，村民自治组织和村民自身的力量尚未得到有效发挥，因此乡村应结合自身人口结构、产业与建设基础确定治理目标，培育本地人才，利用内生力量驱动乡村特色文化建设，推动治理创新。
结束语
总的来说，如何利用传统文化的价值功效，破解乡村治理困境，不仅关系到乡村文脉和乡村善治水平，也检验乡村振兴的成色和质量。在进行乡村振兴的过程中，需要进一步整合乡村传统文化与治理资源，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建立乡风文明建设长效化制度体系，完善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夯实物质性文化建设载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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