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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韩国和日本公共外交的对比分析

发表时间：2020/10/10 来源：《基层建设》2020年第17期作者：杨慧

[导读] 内容提要：韩国和日本是中国重要的周边国家，中国与韩国、日本虽然在经济领域的合作发展成绩显著，但是仍面临很多问题。

        韩国崇实大学政治外交专业
        内容提要：韩国和日本是中国重要的周边国家，中国与韩国、日本虽然在经济领域的合作发展成绩显著，但是仍面临很多问题。中国对韩国和日本实施公共外交有利于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符合中国和平发展的宗旨。通过对比分析中国对韩国、日本两国公共外交的实践发现，中国公共外交的发展虽然处于起步阶段，但是擅于灵活运用公共外交的基本实践形式。针对不同的国家和国家间关系的特点，采用不同的公共外交实践形式进行有效的公共外交。
        关键词：中国外交公共外交中韩关系中日关系
        在东亚地区，日本和韩国是区域内的两个重要国家。不论在文化、经济还是安全领域，中国与韩国、日本两国都有着重要的联系。中韩两国关系的友好发展不仅有利于两国经济的发展，还有利于朝鲜半岛的安全与稳定。中日关系虽然因为历史、领土和安全等问题一度降到冰点，但是在打破僵局的过程中中国对日本的公共外交发挥了重要，为中日关系的正常化起到了推动性的作用。本文以中国对韩国、日本的公共外交实践形式为例，分析中国公共外交实践过程中的主要形式和特点。
        公共外交的概念
        公共外交的概念最早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1965年“爱德华•默罗公共外交研究中心”在美国塔弗兹大学设立。该中心的创始者埃德蒙德•古利恩（Edmund Gullion）教授把公共外交定义为“一国政府向外国公众提供信息并施加影响的行为”。公共外交虽然在20世纪60年代被提出，但是在冷战后才开始盛行。冷战后，随着信息化和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各国都受到了公共外交的影响。所有的国家不一定是公共外交实施的主体，但一定是公共外交实施的对象，因此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重视公共外交的发展与实践。公共外交与传统外交在实施的主体和对象上虽然不同，但是公共外交的实施对传统外交起到了良好的补充作用。
        公共外交的概念自提出到确定其概念范畴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关于“公共外交”的定义，国内外政界和学术界有较多论述。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学术界对公共外交的研究开始逐渐深入。例如，唐小松认为，“公共外交是以国外公众为对象、以信息和语言为主导的对他国公众进行说明、说服工作，进而创造有利于本国的国际环境、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外交决策行为”。吴白乙将公共外交定义为“由一国政府主导实施，委托本国或者外国社会行为体，借助各种传播和交流手段与国外公众进行双向互动、以传递信息、塑造想象、影响认同、建构共识，进而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利益的实现和不同文化间的交流”等等。
        虽然各学者对公共外交概念的界定略有差异，但是从主体和对象的角度可以将公共外交的定义概括为“一国政府与他国公众之间的外交关系”。因此，公共外交与传统外交、民间外交、公共事务，对外宣传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传统外交的主体和实施对象都是政府，而民间外交的主体和实施对象都是公众。公共事务是一国政府对内实施的活动，是一国政府向本国民众传递政策信息的活动和计划；而对外宣传虽然是向他国政府和公众介绍、展示、推销本国的行为和活动，但是它只是公共外交的一部分。公共外交强调的是双方向的沟通，实施的过程中既注重宣传和他国公众的反馈，而对外宣传则是单方向的。对于易混淆概念的理解与辨析有利于更准确的把握公共外交的概念。
        中国公共外交的发展
        21世纪初期，中国在周边国际环境的变化以及国际局势的变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中国外交面临的挑战也变得更为多元化。新中国自成立以来在外交领域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原有的外交基础上，不断的创新并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外交布局。
        随后十年，中国也随着国际关系互动的深入面临着种种问题和困境。首先，中国外交面临着大国外交中的种种压力。中国的发展与西方大国的相对衰落相遇。其次，中国周边国际环境虽然处于良好的状态，但是中国仍然需要向周边国家解释中国发展的根本目标。解释的过程中，公共外交就是一种方式，即通过公共外交向周边国家阐释中国的和平发展。通过公共外交的有效实施，能够有助于中国向世界全面展示中国的国家形象并争取更多的国际认同。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外交的发展进入整体上全面开展、层次上不断深入与结构上不断完善的综合化进程。在中国外交的整体布局中，公共外交所发挥的作用得以有效凸显，尤其是中国政府积极地推动公共外交的实施。从“对外宣传” 到“公共外交”，变化的不仅是措辞，更重要的是理念和实施方式。“对外宣传”在西方带有一定的贬义色彩，它具有冷战时代的痕迹。其特点是单方向的宣传，内容以批评对方和美化自身为主。而“公共外交”则完全体现了其“双向沟通”的特点。中国通过公共外交阐释中国和平崛起的本质，同时中国更愿意“倾听”受众的反馈，形成互动沟通的外交模式。
        中国公共外交的实践内容和领域也在逐渐拓宽。公共外交的概念是随着公共外交的实践而不断修正与演化的。公共外交概念的具体化有赖于实践过程中的发现和补充。同时，公共外交的理论发展又对公共外交的实践提供了相应的理论指导。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公共外交实践的基本形式主要包括媒体传播、语言推广和文化传播，文化交流；随着传播技术和信息化的发展，网络和新媒体领域也成为了公共外交实践的主要平台。
        中国对韩国公共外交的主要实践
        中韩两国自1992年建交以来一直保持着密切的交往。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合作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两国之间的公众交流也早已突破1992年的20万人次（双方交流）。但因为两国同处于形势复杂的地区，安全上的脆弱和经济上的繁荣紧密交织在一起，长期处于“政冷经热”的状态。介于两国在政治领域的敏感性，中国对韩国外交必须超越传统的官方外交范畴，综合运用多种外交手段推动中韩关系的稳步前进。
        中国对韩国公共外交主要是集中在人文交流领域。从内容上看，它涵盖了青少年、政府奖学金、学术、人文、历史、音乐等诸多领域。从参与的层次来看，包括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很多民间组织。中国对韩国的人文交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中国通过孔子学院进行公共外交。2004年11月，全球首家孔子学院在韩国首尔挂牌成立。2008年，中国国家汉办又在韩国相继开设了23家孔子学院和13家孔子学堂。在孔子学院总部的指导下，各地的孔子学院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开展丰富多彩的教学和文化活动。逐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办学方式。通过开展各种符合韩国公众需要的汉语教学活动不断的提升影响力。孔子学院的建设为增进中韩两国关系发展和民间文化的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次，中国教育部发布的数据显示，韩国是到中国留学人数最多的多家。自2000年以来，来华韩国留学生人数长期位居首位。在中国学习的韩国留学生群体，已经成为中国对韩公共外交的重要对象。与此同时，中国在韩留学生数量也非常庞大，占据韩国留学生总人数的近50%。中国在韩留学生，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发展的实情，又身处韩国，了解韩国的文化与社会环境。这些留学生在政府的引导下可以发挥巨大的优势，直接或间接的向韩国公众传递真实的中国文化和中国形象。
        中国对韩国公共外交实施的主体具有多层次的特点。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对韩国公共外交方面形成了多层次的组合。
        首先，中国高层领导重视公对韩国的公共外交。2014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韩国过程中实施公共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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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习近平主席访问韩国之前，他在韩国的主要报纸上就发表了署名的文章称赞中韩关系发展取得的成绩，并表示自己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与韩国各界朋友进行广泛接触。在访问韩国期间，他在韩国首尔大学发表演讲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访问结束后，‘中国梦’在韩国为了一个新的热门词汇。
        其次，中央政府重视发展和引导两国人文交流。1994年，韩国与中国签署了政府文化合作协定。之后在2002年举行“中韩国民交流年”活动，2006年胡锦涛主席将中韩人文交流视为两国关系中的亮点，并在2008年明确要求与韩国扩大人文交流，巩固两国的友好基础。2014年，习近平主席访问韩国期间，两国领导人就打造加强两国人文交流的平台达成一致，并对此发布了交流合作项目的具体内容。
        最后，中国地方政府也在不断的加强与韩国的合作和交流。截止2016已有210对中国省、市、区级别的友好关系。两国政府之间不断加强友好交往与合作交流，利用友好城市这一平台，进行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同时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切实的利益，增进了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对进一步增进两国的友好关系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中国对日本公共外交的主要实践
        在二战结束后，日本与中国站在了完全对立的两面。虽然不断通过民间交流的发展和积累，两国在19世纪70年代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日之间矛盾不断，政治关系呈现降温趋势。两国政府高层曾试图修复双边关系，但是因为领土、历史和安全等问题，两国关系在2012年曾降至最低点。无论官方外交还是民间交往都一度停滞。但是中国对日本的公共外交却不曾停止过。中日关系的发展过程中，公共外交活动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国对日本公共外交从总体布局来看，主要利用了三种基本实践形式。利用媒体发声，推广语言、文化和文化交流。从参与层次来看，政府占据主导地位，民间交流也多由政府引导。其他层次的公共外交实践不够活跃。
        首先，中日之间一直矛盾不断，中国需要通过媒体表明中国的立场和提供中国的讯息，以便增减相互之间的了解。为了快速有效的传播资讯，中国媒体在不断的提升与完善。目前，面向日本公众的媒体主要有日语版的广播、日语版的网络媒体和日语版的纸质媒体三类。广播和网络都是以中国媒体为主题，向日本公众介绍中国内政、外交、文化、经济等信息。随着新媒体的发展，中国政府也先后在一些新兴媒体平台建立自己的账号，发布中国新闻和信息。而纸质媒体则是通过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合作，将中国的新闻翻译成日文，刊载的内容略微具有深度，目标群体是受过高等教育并对中国有浓厚兴趣的读者。除此之外，外交部和驻外使馆还于利用国内外媒体来表达中国的主张，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定期召开记者会，利用当地媒体发布中国的相关消息。特别是中日关系出现问题时，中国驻日本大使会在当地媒体发声，通过舆论的影响对日本政府施加压力。
        其次，在语言、文化推广方面，中国应用公共外交实践的基本形式——孔子学院。孔子学院是中国对日公共外交的重要媒介。2005年，中国在日本设立了第一家孔子学院。在2006至2008年期间，在日本各地先后设立了10说孔子学院。截止到2019年9月，中国在日本共计设立孔子学院和学堂共计17个。孔子学院在日本的主要任务是面向日本学生和公众开展汉语教学活动。目前主要形式是提供语言培训，同时部分孔子学院与日本大学合作，承担汉语教学任务。孔子学院除了汉语教学以外，承担着两国文化交流的工作。孔子学院向日本学生提供来华留学奖学金，提供更多的机会让日本学生学习中国文化，了解中国。每年还定期举行夏令营等活动、组织日本青少年到中国参观访问、组织日本学生到中国进行文艺演出等。这些活动都引起了日本媒体的注意，并对日本公众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最后，在文化交流方面，中国主要推进的是文化交流和青年交流活动。文化交流主要集中在学术交流层面。如中国日报和北京大学联合主办的北京—东京论坛是研究两国间问题，促进两国关系发展的平台。青年交流活动除了以孔子学院为平台开展的各种形式的青少年来华交流活动以外，还有中国科技部于2016年发起的“中日科技青年人员交流计划”，每年邀请多名日本青年科技人员访华，并与日本樱花科技交流计划共同组成了当前的“中日科技青年人员交流计划”。此外，中日两国政府将2019年定为中日青少年交流促进年并决定在五年内安排3万名青少年实现交流互访。“2019中日青少年交流促进年-美丽中国文化观光之夜”在东京举行，该活动的举办进一步推动了两国青年的交流。
        结论
        中国公共外交实践的研究表明，21世纪以来公共外交已经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外交战略的重要支撑。公共外交作为中国传统外交的补充，为中国外交发展注入了新的力量。全球化时代，国家间政府和公众之间的往来日渐频繁，单一的政府间外交已经不再是国家间交往的唯一途径，多种外交形式竞相登台，公共外交凭借其自身灵活、柔软的特点成为其中重要的一种形式。在中国外交的整体布局中，公共外交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失去了公共外交的支持不利于中国外交的整体发展。
        其次，中国公共外交的实践形式日趋多样化。公共外交实践是公共外交实施的主要环节。中国公共外交的发展正在逐步充实与完善，公共外交的实践形式也在不断的丰富。中国公共外交从最初的媒体宣传到多平台的交流与互动，再到高层领导外事访问中的公共外交应用，都表明中国公共外交的实践形式日趋多样化。这对中国公共外交的有效实施提供了源动力。
        最后，中国能够灵活组合运用公共外交实践的基本形式。针对不同的国家和特点，不生搬硬套，根据国家整体的外交布局为出发点，针对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特点进行灵活的组合应用。中国对韩国公共外交的基本形式以文化交流的为主。通过不断的扩展文化交流的内容，近年来双方已经呈现出良性循环的有利态势。但是中国对韩国的公共外交并没有局限于文化交流基本形式，而是在两国关系良好的状态下，利用高层领导访问韩国的机会，积极的进行首脑外交，将中国对韩国的公共外交扩展到了更高的水平。同样，中国对日本的公共外交也显示出中国灵活运用公共外交实践基本形式的特点。中国与日本的公共外交虽以文化交流为基础，但大部分由政府主导，采用的使用政府主导的民间团体公共外交。虽然在初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没有过多的拓宽交流的领域。此外，中国针对中日间的领土和历史问题，还采取了媒体公共外交的基本形式。通过广播和报纸向日本公众实施单方向的公共外交。虽然单方向的公共外交不是最佳的模式，但是看出中国针对不同的国家和问题会采取不同的公共外交实践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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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德斌主编，公共外交研究（第一辑）[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