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珍瑶
延边大学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133002
内容提要：森敏雄（Toshio Mori，1910-1980）的短篇故事集《加州横滨》（Yokohama California）于1942年首次出版，共囊括了23个故事。在这23个故事中，森敏雄书写、呈现了许多生动饱满的母亲及祖母形象，借女性独特的视角来揭示早期在美日裔的集体生活，能够更加全面地书写日裔美国人在美的各种经历，也能够将当时残酷的现实生活以委婉柔情的口吻展开叙述。本文首先从形象学的角度出发分析书中的日裔母亲及祖母形象，从而研究这类形象其背后的价值意义。森敏雄不仅通过其笔下的母亲角色表达自己以包容为主导的哲学思想，还揭示了当时社会语境下日裔美国人群体的身份困境与对美国主流社会的文化认同，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当时日裔美国社群中女性处于边缘的“他者”地位，给与日裔女性一定的话语权和关注度。
关键词：《加州横滨》；形象学；母亲形象；祖母形象；美国日裔；身份认同
一、引言
森敏雄（Toshio Mori，1910-1980）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克兰，是美国日裔第二代作家，在《亚裔美国文学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Asian-American Literature, 2007）一书中被誉为“日裔美国文学的先驱”。作者一生几乎都生活在美国东湾地区的日裔社区中，然而1942年至1945年因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珍珠港事件被重新分配、拘禁在日裔拘留营之中，但是他并未因此而放弃写作，相反，拘留营的生活给予了森敏雄许多新的写作灵感和素材。直到1980年与世长辞，森敏雄一共为后世留下了5部小说，数以百计的短篇故事，这些故事多以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美国日裔社区为背景，旨在扭转美国主流社会普遍存在的对日裔美国人的刻板化想象。
《加州横滨》是森敏雄的第一部短篇故事集，一共囊括了23个短篇故事。1942年，在美国爱达荷州的一个名为卡斯顿印刷公司（Caxton Printers）的小型出版社的帮助下，该书得以首次出版。同年由于日本袭击珍珠港事件，美国国内仇视日本人及日裔美国人的情绪高涨，该书也随之被卡斯顿公司搁置。1949年《加州横滨》得以重新问世，但仍旧得不到文学界和美国读者的重视，直到三十年之后才被劳森稻田（Lawson Fusao Inada, 1938-）等年轻一代日裔美国作家重新发现，随后将其纳入日裔美国文学研究之中。然而，国内外专门针对《加州横滨》一书的研究甚少，几乎只在专著中给与其一定的篇幅和章节进行论述，如金惠经（Elaine H. Kim,1942-）的《亚裔美国文学——作品及社会背景介绍》(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An Introduction to the Writings and their Social Context, 1982)等。据笔者目前所查到的资料显示，国外期刊对该书的研究集中于研究该书中的日裔群像；而国内期刊及硕士博士论文中，仅有一篇题为《发出自己的声音——论美国日裔文学的兴起》的博士论文从社会政治学的角度分析森敏雄的《加州横滨》一书。
作为长期生活在日裔社群的“二世”作家，森敏雄从集体内部生动形象地描写了“一世”和“二世”日裔美国人的生活。与同时期的另一日裔作家山本久惠（Hisaye Yamamoto,1931-2011）不谋而合的是，他们都在其作品中表达了自己对“一世”，特别是对“一世”妇女的关怀与尊敬。不可置否的是，森敏雄在其短篇小说、散文和故事集中对母亲及祖母形象的塑造离不开森敏雄本人母亲的影响，森敏雄是在“不识字的母亲的鼓励下成为作家的，”因此，“他对意志坚强、天资聪颖、富有想象力的母亲以及所有说日语的‘一世’怀有深厚的情感。”（金惠经，164）因此，森敏雄笔下的日裔母亲及祖母形象大多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与地位，本文研究对象《加州横滨》中的母亲及祖母是日裔移民历史的讲述者，是整个日裔家庭和日裔社群的捍卫者，同时也是祖籍国日本的象征。《加州横滨》的23个短篇故事之中，就有7个故事是以女性角色为中心展开，可见森敏雄给与了日裔女性一定的话语权和关注度。而在这7个故事中又有4个故事是以母亲或祖母的形象进行叙述，得以看出母亲形象在森敏雄作品中的重要性。本文从比较文学形象学的视角出发，重点研究《孩子，明天即将来临》（Tomorrow Is Coming, Children）、《做美味甜甜圈的女人》（The Woman Who Makes Swell Doughnuts）、《我的母亲想尽办法》（My Mother Stands on Her Head）以及《三个日本母亲》（Three Japanese Mothers)四个短篇故事中的母亲及祖母形象，从而分析该作品所反映出的日裔女性主体意识、日裔群体的身份困境与文化认同。
二、《加州横滨》中的日裔母亲及祖母形象
2.1 历史讲述者
森敏雄笔下的女性角色个性丰富且独具特色、张弛有度，但就家庭身份一点而言，故事集中的女性形象大多都是以母亲或者是祖母的身份呈现在读者面前，如开篇讲述睡前故事的祖母、第七大街上会做一流甜甜圈的“妈妈”以及三位操持家庭的日裔母亲等等。
《加州横滨》的开篇故事《孩子，明天即将来临》就是以一位祖母的睡前故事拉开帷幕。祖母作为历史的讲述者，以温柔宠爱的口吻，睡前故事的形式讲述了早期日裔移民美国的历史，以及祖母来美国前的向往之情、初到美国的恐惧之情和长期居于美国后的文化认同感、归属感。然而，“对于拥有多文化背景的移民来说，居于一种间隙性空间中，很容易受到西方强势文化和种族主义的压迫，产生身份危机。”（聂淼、王璇，201）在建构自我身份的道路上，《孩子，明天即将来临》中讲述日裔移民历史的祖母就先后陷入了两次身份困境。第一次是初到美国时，祖母不仅因为不精通本土语言成为被边缘化的个体，还受到来自日裔丈夫的歧视。
“当时我穿的什么，安娜贝利？我穿着我最爱的一件漂亮和服。但是你知道当我下船后，你的祖父做了什么吗？他看着我的和服摇头，然后把我拽到一边好像我给他丢脸了一样。那是的我不能理解。
‘不要再穿这种东西了，’那天晚上他告诉我。
‘为什么？’我问道。‘这件和服那么好看。’
‘你看起来就像个外国人，’他说，‘你必须像美国人一样穿衣服。你属于这里。’”（森敏雄，5）
“我”最爱的和服和“必须像美国人一样穿衣服”仿佛不可调和、互不相容的矛盾，暗示了一世移民美国时必须在祖籍国和寄居国之间做抉择的身份困境。多年之后，祖母承认自己属于美国，但是随后由于日本和美国的战争面临第二次身份困境：“我”受到“我”所认同国家的歧视和排斥。不同的是，母亲国和寄居国之间的战争以及拘留营的生活并没有让祖母对寄居国心存憎恨，反而更加坚定了对寄居国的认同感。因此，祖母在最后讲到了祖孙三代所处的拘留营生活，告诉孙子孙女战争可怖，但它同样教会了我们要积极向前，祖母未曾提及的是当时日裔美国人所处的艰难窘境，如来自美国主流社会的歧视，以及营区内部的各种矛盾，因为祖母的用心在于教导日裔三世一种不屈服于当前苦难、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而不是对美国主流社会的仇恨。
此外，“这些女性书写的‘小历史’，正是底层人民为了保存本族文化和作为主体免于灭绝的重要手段。”（李金实，59）对于在美的少数族裔来说，追溯移民历史是走出身份困境、认识自我身份的第一步。后殖民主义奠基人弗朗兹·法农(Frantz Fanon, 1925-1961)在检视民族文化历史时指出殖民主义不会只满足于控制某个民族，以及掏空当地人民一切形式与内容的心智而已，出于一种不正常的逻辑，殖民主义转向被压迫人民的过去，将这过去扭曲、破摧毁。对被殖民者而言，重新找回、发现被涂抹、扭曲或者破坏的过去，乃是后殖民论述与弱势族裔论述的重要产业。从后殖民主义视域下看开篇故事《孩子，明天即将来临》，能够发现日裔在二战特殊的社会语境下作为在美受歧视和压迫的“被殖民”一方，想要构建自己独特的族裔身份，走出种族主义的牢笼，实现日裔自我的再现都是建立在对一世移民历史的追本溯源之上。
而且，在日本严格的等级社会和普遍“父权制”的社会大背景下，通常这样讲述历史的开篇角色都是由男性扮演，可是森敏雄将这样的“重担”交付给了身为女性的祖母，这使祖母作为历史讲述者具有了一定的颠覆性意义。
在比较文学形象学中，“一切形象都源自于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即使这种意识是十分微弱的。因此形象即为对两种类型文化现实间的差距所作的文学的或非文学的，且能说明符指关系的表诉。”（孟华，155）少数族裔女性长期以来生活在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双重压力之下，对日裔女性而言，此种情况自二战以来更为严峻。在外部，白人主流社会中普遍存在对日裔女性的刻板印象以及白人女性对少数族裔女性的歧视；在内部，当时的日裔作家普遍忽视对女性形象塑造，要么多以男性为小说的主要人物，要么沉浸于刻画日裔女性阴暗劣质的一面或描写日裔女性和“一世”、“二世”子女间不可磨合的矛盾，如日裔美国作家约翰.冈田（John Okada，1923-1971）的小说《不-不仔》（No, No Boy, 1953）中主人公的母亲“固执尖刻,狂热忠诚,又愚昧脆弱,与家人交流障碍,与她周围的世界疏离隔膜。”（谈小甲，43）日裔女性身为所谓的“他者的他者”，在白人主流社会及当时日本“父权制”社会背景下一直处于边缘地位，几乎处于“失语”的状态。然而，“‘他者’概念本无绝对意义，意识的每一方既是自我又是他者，既是主体又是客体。因此，任何个体和群体都必须实现其关系的相互性，但是，在两性关系中，这种相互性却得不到承认，男性被视为唯一的主要者，否定女性有任何相对性，并将其界定为纯粹的他性。”（郭亚丽，24）此时，打破女性的客体地位，树立女性的主体意识就显得尤为重要。
与《不-不仔》等小说中塑造的母亲形象相对立的是，《加州横滨》中的母亲及祖母形象不仅是心地善良、包容无私的日裔历史讲述者，更是日裔美国人群体的中坚人物，与当时主流社会对日裔女性的集体想象有所不同。例如，开篇故事《孩子，明天即将来临》和之后的《做美味甜甜圈的女人》两篇故事中的祖母形象就与当时白人主流社会中普遍流传的刻板形象不甚相符，体现了日裔女性作为主体的自我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美国人对日裔女性的群体同质化想象。在《孩子，明天即将来临》中祖母用平铺直叙的言语讲述现实、历史和人生道理，尽数体现了祖母的感性和智慧；《做美味甜甜圈的女人》中的祖母不仅是六个孩子的母亲，照顾家庭的同时还曾与男性并肩工作长达四十年，浮现在读者眼前无疑是一位充满光辉的、勤劳勇敢的女性形象。所以说，森敏雄刻画了与当时文化现实存在差异，与集体描述背道而驰的母亲及祖母形象，有助于日裔女性摆脱“绝对他者”的地位，从而构建日裔女性群体的主体地位。
2.2 日裔家庭和日裔社群的捍卫者
《三个日本母亲》以及《我的母亲想尽办法》《做美味甜甜圈的女人》则分别从母亲和祖母的视角，揭示了当时日裔家庭和日裔美国人社区的生活状况，此时母亲和祖母作为日裔家庭和社区的捍卫者，是凝聚种族力量、使日裔不至于分崩离析的精神核心。首先，从日裔家庭的捍卫者来看，《三个日本母亲》中讲述了三位三十年前从长岛一个小村庄飘洋过海来到美国的女人，之后同在加州定居。故事中最为年长的母亲叫柯酷（Kiku），几十年来一直为自己的家庭费心劳力，似乎从未作为独立的个体去享受当下的生活。在参加好友女儿的婚礼之后，她恍然顿悟，认识到自己是维持整个家庭正常运转的轴心，正如千千万万日裔女性一样维系着日裔家庭的运转，不至于在陌生的宗主国漂无所依。此外，柯酷（Kiku）一词在日语中是“菊花”的意思，以日本国花给母亲形象命名，无疑让这一母亲形象具有了祖籍国日本的象征意义，同时暗含了森敏雄对祖籍国的文化认同，也再次体现了母亲形象在这本书中的重要地位。如孟华所言，形象是一种文化的象征性表现，“是对一种文化现实的再现，通过这种再现，创作了它（或赞同、宣传它）的个人或群体揭示出和说明了她们生活于其中的那个意识形态和文化的空间。”（孟华，24）《加州横滨》中的母亲及祖母形象正是日裔美国人母亲国的象征。森敏雄用母亲及祖母良善乐观的形象隐喻日本，这是在战争这一特殊时代背景和社会语境下，对日本好战嗜血的社会总体想象的颠覆与反驳，同时表达日裔美国人对美国主流社会的文化与身份认同。
从日裔社区的捍卫者角度分析短篇故事《我的母亲想尽办法》中的母亲形象，可以看出母亲这一形象也是帮助维系整个日裔社区和谐稳定的中坚力量。故事中“我的母亲”一直从一位叫石本山（Ishimoto-san）的小贩那里购买日常必需品。然而这个小贩不知好歹，总是乱算账、占小便宜，加之当时日裔的生活随着社会的变迁而越发艰难，所以在一家三口的抗议下，母亲决定不再从石本山那里添置日常所需，可是这样的状况没坚持多久，母亲便再次“屈服”于石本山。这一故事中的母亲是一位心软、善良的女性，正是这样的女性维持了整个日裔社区的和谐稳定，她的行为体现了少数族裔社区存在的价值和社区成员间相互支持的意义，千千万万个这样的母亲便形成了支撑整个日裔社群的轴心。在劳森稻田（Lawson Fusao Inada，1938- ）1985年给该书所作的序言中，他单独称赞这篇故事，称该故事的背后隐藏着寓言故事般的智慧。他写道：“这不仅仅是关于金钱的故事，这是生活中琐碎的小事；这是人性的一课，是道德义务、相互责任、相互信任的一个例子：生活的交易是双向的。”（劳森稻田序言，21） 最后，在《做美味甜甜圈的女人》这一故事中又给读者展现一位热情、和蔼、随性的祖母形象，尽管岁月在这位老人的脸上留下了永恒的印记，但是生活的经历并未改变她长久以来对生活积极向上的态度，并且影响着作为年轻一代的“二世、三世”。所有偶尔失意的年轻日裔都愿意来她这里坐上一坐，感受生活的片刻惬意，年轻人的去留则体现了祖母作为日裔社群捍卫者在日裔社区中的轴心地位。同时，森敏雄这样描写到祖母：“她的杂志和书籍，有日文的也有英文的…她的甜甜圈美味极了，她是我见过最好的厨师，无论是东方菜还是美国菜。”（森敏雄，10）这体现了《做美味甜甜圈的女人》中的祖母以追求祖籍国和寄居国之间的文化融合来克服日裔身份困境、实现自我身份构建。
三、结语
恰如孟华在总结巴柔对“形象”的定义时所说：“形象是一种对文化现实的描述，是情感与思想的混合物。”（孟华，10）《加州横滨》中的母亲及祖母形象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当时主流社会对日裔女性的刻板化印象，更表达了日裔美国人作为少数族裔想要在美建构自我身份的迫切愿望。这一类母亲和祖母形象不仅具有人物的独特性，同时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特征：她们都是经历过美国种族主义压迫，陷入自我身份困境，但是并“没有表示出对种族主义和囚禁在集中营里的经历的愤懑，而是扎根美国、拥抱美国，乐观地相信未来会更加美好。”（胡永洪，3）为走出文化相对主义导致的身份困境，森敏雄笔下的日裔女性在追溯本族历史、捍卫日裔社区团结的同时也在努力求取日本文化和美国文化之间的相互包容，以此表达对美国主流社会的文化及身份认同。和同时期大多数日裔美国作家一样，森敏雄借助文学作品来表达自己作为美国人的身份立场，以此构建自我身份、发出少数族裔的声音，在纠正白人读者对日裔女性、日裔美国人的刻板印象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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