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创作有其过渡的性质。《玉梨魂》作为其中的标志性作品，大致能代表该派小说的基本风貌，无论是人物形象，还是情节设置，诸多方面均显示某种新旧杂陈的特征。究其原因，是过渡时代在文学上的投影，也是感伤才子们在历史夹缝中无所适从的反映。
关键词：《玉梨魂》；鸳鸯蝴蝶派；过渡性质；感伤才子；
“鸳鸯蝴蝶派” 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一个流派，“鸳鸯蝴蝶”一词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晚清小说《花月痕》中的一联诗句，“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辛亥革命以后小说潮流急转直下，改良群治、新民立国的新小说已然无法满足读者的阅读要求，“被早期小说沉重的教诲累坏了的读者”[[[]陈平原. 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M]. 第1版.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似乎更加倾向于读起来轻便有趣的消闲小说、言情小说，这是“鸳鸯蝴蝶派”走向极盛的时期。然而，作为近代文学史上一个重要流派，鸳蝴派的命名理论涵盖面颇小，其内涵和边界也相当模糊。关于它的成员，没有一份完整的名单；关于它的文学品格，更是众说纷纭。鸳鸯蝴蝶派的兴起、壮大及其作品在民初的流行，作为近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具有广阔阐释空间和重要意义的事件，在正统文学史的叙述中，也显得简单而偏颇。作为过渡时代的文学投影，以下，我将以徐枕亚的《玉梨魂》为文本对象，探寻以《玉梨魂》为代表的鸳蝴派文学在多方面体现出的过渡性质。
鸳鸯蝴蝶派的作者一直把《玉梨魂》视为本派代表作。六十年代，范烟桥在回顾鸳鸯蝴蝶派的历史时也说“从小说的内容和形式来看，‘鸳鸯蝴蝶派’的作品应该以《玉梨魂》为代表，作者则以徐枕亚为代表”[[[] 魏绍昌. 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M]. 第1版. 香港:三联书店香港分店, 1980.]]。现代的读者，已经很难想象《玉梨魂》在民初的流行程度。《玉梨魂》原连载于《民权报》，1912年出单行本，据称先后销行达数十万册，连香港、新加坡等都纷纷翻刻。五四新文学家也将其视为鸳鸯蝴蝶派的代表，因而在五四新文学阵营讨伐“旧派”文学时，《玉梨魂》往往首当其冲。《玉梨魂》的故事并非杜撰，其实带有鲜明的作者人生经历的印记。它讲述多情才子何梦霞和薄命寡妇白梨影的爱情悲剧，是徐枕亚本人的痛苦记忆衍生而来。才子何梦霞家道中落，执教无锡，寄居崔家，与崔家的年轻寡妇在情词唱和、书信往来中渐渐相悦相恋，却因为梨娘“未亡人”的身份而始终不得相近。正是鲁迅所言“佳人已是良家女子了，和才子相悦相恋，分拆不开，柳阴花下，像一对蝴蝶，一双鸳鸯一样，但有时因为严亲，或者因为薄命，也竟至于偶见悲剧的结局，不再都成神仙了。”[[[] 鲁迅. 鲁迅全集[M]. 第1版.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梨娘为摆脱心中的道德负罪感，欲以移花接木之计撮合情人何梦霞与小姑崔筠倩。梦霞、筠倩勉强答应，后梦霞察知筠倩曾为追求婚姻自主之女学生，遂指责梨娘。梨娘后悔“因情造孽”，殃及无辜，焚稿身亡，后筠倩也病逝，梦霞遂投笔从戎，在武昌起义中阵亡。一桩爱情悲剧，以三个人相继死亡收束，其中多少哀情，赚尽读者眼泪。然而掩卷深思，不免发现《玉梨魂》小说内部有种种不协调的质素杂陈，或可谓之为一种“过渡时代”的斑驳投影。
梦霞与梨娘的爱情发展，走得是旧小说里才子佳人的路子，情词唱和，书信往来，而绝少见面。何梦霞出身新式学堂而爱好古文辞章，梨娘是正统闺秀，才情兼具，诗文娴熟。一个穷途落魄，一个多愁多病，都是“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天涯沦落人。在最不得已而为之的一次相会里，他们也没有逾越半步，而是严格恪守礼法。整个晚上，他们以诗交流，以泪表情。而不和谐的因素也正出现在这一次相会中。设定为守节贞妇的梨娘，本是个古典角色，居然在整夜作诗的幽会快要结束时，用低唱《罗密欧与朱丽叶》之歌的方式催促情人离开。类似这种不和谐的质素其实早就开始出现——此前梨娘曾趁梦霞不在之时，有心将自己的相片留在他的被褥中，是为“赠影”。传统的才子佳人之间定情，常以玉簪、环佩、手帕、香囊、荷包等贴身物品作为信物。这里写梨娘“赠影”，相片本是现代技术的象征，“赠影”这一行为也逸出古典的范围，颇有些洋派的味道（相对于古老中国的）。
再看相片中的梨娘，“画作西洋女子装，花冠长裙，手西籍一册，风致嫣然”，这种洋派装扮更是与她的守节寡妇身份不相符合。胡缨在《翻译的传说：中国新女性的形成（1898-1918）》一书中就提到，“在华丽的文字中，在俯拾即是的、对传统文学的暗示中，在旧有的伦理道德中，这个爱情寓言的徐枕亚版本中最引人注目的，其实是西方的奇怪的存在，它们有时通过最不合适的角色表现出来，并经常出现在最不恰当的时候。”[[[] 胡缨. 翻译的传说：中国新女性的形成（1898-1918）[M]. 第1版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9.]]
更加矛盾的是小姑崔筠倩的形象。她肄业于新式学堂，是“身份高贵”的女学生，深受新思想的感发，与禁锢深闺的女子自有天壤之别。小说言其因进学堂而“得与四方贤女士交，眼界为之扩大”，常为青春守寡的嫂嫂感到痛心，“欲提倡婚姻自由，革除家庭专制，以救此黑暗中无数可怜之女同胞”。而在梨娘道出梦霞求婚、老父赞许一事之后，筠倩的态度急转直下，丝毫不做反抗，只言“嫂乎，妹零丁一身，爱我者惟父与嫂耳。妹不忍不从嫂言，复何忍故逆父言，今日此生，已似沾泥之絮，不复有自主之能力。而此后妹之幸福，或不因之而减缺，而妹之心愿，则已尽付东流，求学之心，亦从此死矣。”屈从之后的筠倩，在深闺做哀歌六支，慨叹“一身之事无主权，愿将幸福长弃捐”。长歌当哭，筠倩深知不自由的痛楚而只是抱着消极的不抵抗态度，束手接受命运安排，最后更是留下日记一次便香消玉殒、魂归离恨。筠倩对于婚恋和自由的态度，在小说前后的转变未免太过突然，也太过牵强。何梦霞的结局同样牵强——多愁多病身的感伤才子，在“二花”（小说以梨花喻梨娘，以辛夷喻筠倩）香夭之后，毅然奔赴前方战场。为情而生、为情而死的狭小生命格局，因为这虚拟的壮烈从军的结局，仿佛壮大了一些；才子佳人的悲情故事，也仿佛跟这烽烟遍地的时代更贴合了一些。然而改殉情为殉国，通篇弥漫的仍是哀艳，而无悲壮。
以上种种矛盾因素正是造成以《玉梨魂》为代表的鸳蝴小说呈现“新旧杂陈”风貌的原因所在，而如果从作者身份切入，或许也可对其因何“新旧杂陈”一探究竟。人物性格的矛盾，正是作者自身矛盾的投射。鸳蝴派作者，大多为那时代的感伤才子。感伤，源自才子们的生命痛苦；矛盾，是才子在现代社会无所适从的反映。徐德明在《感伤“鸳蝴”和 “才子”人文——旧派小说家的风格与人格》中说，“‘才子’的词采、叙事文章与‘君子’文章有别”[[[] [6] 徐德明. 俗雅文津[M]. 第1版. 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君子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被儒家伦理道德训练成型，生活常常索然寡味；才子任性任情，情天恨海，风波常起，他们的生活本就是创作小说的天然好材料。“徐枕亚是这些才子的代表，他叙述自身的才子生涯，有种种成功的便利。”[[]]因而《玉梨魂》等，是：才子写，写才子；多情的叙述主体，叙述多情人。在这破坏与建设的过渡时代，这些落魄才子们，曾经的生活方式与人生价值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他们大多数来自南方，受到传统文学的熏陶，身上秉承着旧时代读书人的种种癖好，新的时代却将他们杜绝在功名之外；他们也读了点“新”书，但这无法成为他们在现代社会占据一席之地的文化资本。失去了“功名遇合”可能的才子们，在过渡时代显得无所适从。他们只好以小说为镜，顾影自怜，唱出来的只能是一首新旧杂陈的哀歌。这些哀艳故事里折射出来的，也正是这一代人在时代夹缝中痛苦无望的挣扎。
从另一个层面来说，鸳蝴派作品的过渡特征也为读者提供了一个进入现代社会的缓冲地带。它的主题既说不上全新，又夹杂着众多的新质素；它在风格上有意让读者重温逝去的时代，讲述的又全然是当下的故事。它反映出中国民众在时代变局中的心里矛盾，也记录下中国社会在遭遇“现代性”冲击时的日常场景。所以美国汉学家林培瑞称其为“温情文学”，孙康宜认为“它不仅能够缓和读者面对时代巨变的情绪，还能唤醒日常生活的平常景象。”[[[] 孙康宜. 剑桥中国文学史.下卷[M]. 第1版. 北京:三联书店, 2013.
作者简介：莫太平 硕士研究生 1992年3月 男 汉族 安徽池州 常州市第二中学 职称无 研究方向 中学语文教学
]]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