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民族大学 王馨 430074
与明前期森严的官服制度大相径庭，明后期官服出现了僭越多变现象。主要表现为崇尚华丽、等级僭越、身份僭越。
（一）明代后期官服补子与颜色之僭越
明中叶以来，强盛的明王朝开始走下坡路。牵一发而动全身，封建王朝的变化影响整个国家的方方面面，封建等级观念的弱化尤为明显的表现在了官服的僭越上。如以明前期封建等级外化的符号：补子与严格规定的官服颜色来看。
“上海卢湾区顾东川墓出土一方缎白鹭补，顾东川为嘉靖时太医院御医，属八品。按照明代服饰规定，八品应服黄鹂补子。顾东川去世时品级追加一级，应服七品补子，而不是六品的鹭鸶补子。”[[[]刘冬红.从出土文物看明代服饰演变[J].南方文物,2013,(4):83.]]从墓葬的实物看出补子在明中后期产生了品级僭越现象，在明初这是犯重罪的举动，代表着不可僭越的官服制度受到冲击,等级观念弱化在官服上有所体现，不可更改撼动的品级规定开始被打破。自明中叶后，明朝社会逐利与奢华之风盛行，在服饰上僭越无等。如“天下服饰僭拟无等者有三种：其一则勋贵。如公侯伯支子勋卫为散骑舍人，其官只八品耳，乃家居或费罢者，皆衣麟服，系金带，顶褐盖，自称勋府。”[[[](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M].北京:中华书局,1959:66.]]明初对于补子的规定繁琐而严格，而明中叶后勋贵不遵制度僭越官服品级者首当其冲，官居八品的低品级官员敢衣着高品级官员服饰。
在颜色上，由于明初统治森严，官员庶人衣着服饰颜色的规定多单调古板，以示明初奉行朴素森严的等级观念，官僚们大都谨慎于颜色的使用。“明中叶以后，服饰冲破单调…色彩绚丽…明代后期，士民竟以艳丽的服饰为尚”[[[]南炳文等.明代文化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41.]]颜色与补子相同，也早已冲破了等级的束缚，明中后期时不论士庶皆有追求个性，打破等级之举，僭越不属于自己等级内的服饰。官服僭越多变而繁杂，不同领域都有僭越现象产生，面对这样的情形，统治者还是以传统的封建统治最高者的角度去颁发诏令，命令官员庶人停止僭越。对于这样的禁令，官员士人们不再严格遵守。
对比前后期，补子与官服颜色的僭越层出不穷，僭越现象出现的本质是相同的，即是支撑整个官服制度运行的封建等级制度开始松动，弱化，从而表现在了官服补子与颜色的流变上。
（二）明代后期文武官服之僭越
再以一品官员前后期的常服作为比较。一品文官常服前期时，“洪武十六年定制仕官服色与见任同；二十四年定年老致仕及仕亲、辞闲官员，许用纱帽束带，若为事降，所服与庶人同。官员人等衣服、帐幔皆不许用玄、黄、紫及织锦龙凤纹样。”[[[]董进.大明衣冠图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142,146,150.]]再看一品文官后期常服，“后期逐渐使用很对制度以外的材质，如鱼骨、象牙等。带上悬系牙牌、牌穗及印绶……嘉靖时虽对常服用色有所规定，但实际上并不完全遵照制度行事……常服皆为不同颜色的圆领，高级官员与多用青绿等色。”[4]在文官前后期官服的比对上，可以看出官服发生的变化，主要是使用了一些官服的规制之外的物品以及在官服颜色上的僭越。
文官官服后期虽有变化，但僭越现象并不是很突出，明后期官服僭越突出表现在武官官服上。后期的一品武官常服，“武官官服也同文官一样渐趋宽大，洪武时所定武官袖宽衣长到后 期似已不再遵循……明代武官常僭用一品和二品狮子补，低品级补子很少使用……拜年以来，文武率循旧制，非特赐不敢僭差，惟武官多不遵旧制，往往专公侯伯及一品之服。[4]可见武官以官服来挑战森严的封建等级，表面上的服饰僭越背后映射着武官地位发生的变化。与文官不同，明后期虽然文武官服饰皆有僭越现象，但武官对于官服的僭越显然更为大胆。皇帝虽下禁令，但这种现象仍然存在，对比前期深入人心的服饰等级观念，后期武官官服变化显示了明后期政治的变化。
武官之所以敢僭越服饰，与其权力扩大有关。首先明后期法纪松弛、政治腐败，明中叶农民战争四起，如邓茂七、叶宗留农民起义。统治者急于维护王朝的封建统治，重用武官。不断提高武官的地位，期望以他们的军事实力去保全国家政治统治。其次在明代中后期，文官制度逐步完善以一套封建伦理制度不断干涉皇帝的权力，无形中渐趋形成了皇帝与文官间的对抗，此时皇帝与武官间便形成了一些密切的联系，重用武官。如正德皇帝“过去引诱他注意体育、军事的宦官和军官，他们掌握了京城的军队和特务，大量排斥反对他们的文官。他们鼓励皇帝任性放纵，他们自己也因而得以有所作为。”[[[]黄仁宇.万历十五年[M]北京:中华书局,1982:101.]]随着武官的重用和武人思想与文官所奉行的封建伦理相悖，他们在官服上的僭越越加大胆，品级界限也被打破。明代中后期文武官员对于官服僭越的程度不同，代表的是文武官员在中后期政治处境与局面的不同。
（三）明代后期地方上官服之僭越
明代官服僭越现象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是在江南地区官服僭越现象突出，并且在其他服饰上亦如此。主要有两点：官服等级僭越错乱和追求华丽。
首先在明初，谨守尊卑的官服制度受到冲击，其致力于维护封建等级的权威不断遭到挑战，江南地区一些官僚随意穿着，不按照身份等级穿搭。富商平民则在服饰上不尊礼制，擅自穿着官服样式的服饰，使用官员专用的补子图案，等级僭越错乱现象频出。“自明中叶以来，富商大贾们凭藉财势悖礼越制在服饰上追求标新立异的风气，不只影响到一般市民，还涉及到上层社会人士之间。官员们虽然受到品服的限制，但他们也没有忘记在燕居时的着装上追新求异。”[[[]李美霞.明代服饰流变探究[J]天津:天津工业大学学报,2002,(5),37.]]出现了官僚仕宦着奴隶之衣，而奴隶却身着华丽之错乱风气。对比明代前期，“如明初的浙江太平县：是时法尚严密，缙绅士庶罔敢侈肆，衣不过细布土缣，仕非达官不得辄用纻丝。”[[[]傅衣凌.明史新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08,36,345,264.]]官僚众人皆谨守臣节，不敢违制。在服饰方面江南地区在后期出现了风气大变的现象，首当其冲的体现在了服饰上，官宦不再谨守森严的官服规制，平民间也开始打破传统观念而是按照自己的喜好改制。或随意穿着不同品级花样的服饰，或追求个性、颠倒品级着庶人之衣。庶人平民则因江南地区富饶，个人拥有可观的财富，在此基础上敢于打破等级，有在服饰上加以官服纹样的僭越行为等。
其次是官员们开始追求衣着的新样式，从前期的朴素醇厚、等级森严，到后期的颜色僭越，样式多变。“南都服饰，在（隆）庆、（万）历前犹为朴谨，官带忠靖冠，士带四方巾而已。近年以来，殊形诡制。日异月新。……巾之上或缀以玉结子、玉花瓶……首服之侈汰，至今日极矣。”[[[]顾起元.客座赘语[M].北京:中华书局,1987:56.
]]由江南地区开始蔓延，整个官服制度体系开始混乱，“到了明末，服饰逾越等级制度的情形更甚，团龙、立龙等纹饰已成为普通百姓常用的花纹，甚至乐人也仿效士大夫在服饰上饰以禽鸟，畅优满头珠翠，隶卒脚登云头鞋。”[3]明初不能跨越的士庶界限已开始被打破，这也就意味着官服制度所维护的封建等级也开始松动。对此封建统治者严厉禁止，诏发旨意禁令官服僭越。然而此风气并未得到遏制，这无不体现出明后期以皇帝为首的封建统治的弱化。到后期皇帝面对官服的僭越所下政令越来越少，说明这种社会风尚的变化已使得封建君主无力维护以官服为表现形式的封建等级。
江南地区僭越现象突出并非偶然，明清时期此地为全国经济重心，富商大贾多集中在此，经济实力膨胀使他们的思想开始发生了变化，甚至扭转了地区上的社会风气。在当时就有“满路尊商贾，穷愁独缙绅”的说法，于官服上表现为轻视等级的界限，打破封建等级制度。面对这样的局面，统治者也急于整治维护，但是天下之需，仰之东南。彼时江南地区富饶可见，地区上的发展在全国居于首位，统治者面对僭越现象虽心生不悦，却也不能全力禁止，过大力度的管理可能会增加江南地区人民的反抗思想，依赖于江南地区经济的明王朝自然不能失去这一经济命脉所在，因而江南地区僭越现象愈加厉害起来。
参考文献：
[1]刘冬红.从出土文物看明代服饰演变[J].南方文物,2013,(4):83.
[2](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M].北京:中华书局,1959:66.
[3]南炳文等.明代文化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41.
[4]董进.大明衣冠图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142,146,150.
[5]黄仁宇.万历十五年[M]北京:中华书局,1982:101.
[5]李美霞.明代服饰流变探究[J]天津:天津工业大学学报,2002,(5),37.
[6]傅衣凌.明史新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08,36,345,264.
[7]顾起元.客座赘语[M].北京:中华书局,1987: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