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辽宁省委党校 辽宁沈阳 110161
摘要：传统的德治思想是与法治相互融贯的。德治思想大致包括“导之以德”“齐之以礼”“辅之以法”，这种“德、礼、法”兼治的思想，有助于从源头上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实现源头治理和系统治理，但“以德治国”的理念仍然需要得到科学的诠释，现在我们弘扬“为政以德”的思想，有利于在法治政府建设中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政府服务价值观，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关键词：德治思想；以德治国；道德素质
一、引言
借鉴传统德治思想的核心理念来诠释现代以德治国的思想内涵意义重大。以德治国的思想，既是对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精华的继承，又是结合新的历史条件从安邦治国的战略高度作出的理论创新，为新世纪的道德建设指明了方向。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的治国传统，坚持从严治党、从严治政，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
二、中国传统德治思想中的丰富内涵
德治思想，在治理方式上，强调德、礼、法并用，强调的是“和而不同”，是协调而不是对抗，既不禁止也不放纵，而是用礼加以节制，使之合乎中道。这些思想对于实现良性的社会治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中国历史上，德治思想的渊源可以追溯到西周早期。德，在西周时是一个融道德、政治、信仰、策略为一体的概念，它要求统治者敬天孝亲，对己严格，与人为善。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传统的德治思想得以更好的发展，对“德”的继承和改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突出了“德”的政治意义，主要包括宽惠使民和实行仁政，认为“德”是治理国家的主要方法。二是提高了“德的地位，认识“德”高于君主的权力，高于国家及法律，是执政的导向、表现在德治上即德政和德教。
（一）德政即为政以德，一是为政以德要求君与臣都要“立国为民”，以德为本，以德修身，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孔子认为政治是一种上行下效的关系，榜样的力量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此，统治者不仅要施仁政，而且要为天下作出榜样，这是法令得到贯彻的关键。[1]所以，当鲁国的季康子“问政”时，孔子回答得非常好：“政者，正也”。意思是说，政的本意就是端正。孔子认为政令的推行与执政者个人也有着直接的联系，他强调：“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如果是无德之人当权，政治就没希望；有德之人当权，政治就会好起来。因此，当鲁哀公问怎样才能使百姓顺服时，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意思是说，如果提拔正直的人，百姓就会服从；相反，如果任用邪曲之人，百姓就不会心服。所以，统治者必须以德为本，以身作则，公正无私，不仅本国民众服从，而且能使远方的人也前来归附。”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 二是要求所有的官吏不仅在工作中要“为政以德，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要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在家庭中不仅要孝敬父母，不能使父母供养有缺，而且还要推己及人，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幼。” 在儒家看来，忠才孝是相互联系的，孔子强调：“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欤。”以孝亲悌兄开始，向外扩展，君臣如同父子，对父亲能孝，对君主就能忠；长上如兄长，对兄长能恭敬，对长上就能顺从。这一思想，被后代的封建统治者表述为“求忠臣于孝子之门”，这是宗法关系在法律观上的反映。所以一个有道德的人，在社会上才能帮助他人，在工作岗位上也才能履职尽责。
（二）德教即道德教化，就是如今的道德建设。一是先教后刑，强调道德感化的作用。在统治方法上，孔子将礼义约束、道德感化和行政命令、法律强制的作用进行了对比，指出：“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在他看来用政令来治理用刑法来制约，虽可使人不敢犯罪，但并不能使人知道犯罪的可耻；用德化来治理，用礼义来约束，百姓就会感到犯罪的可耻而自愿服从统治。二是以德去刑，认为德教具有防止和消灭犯罪的功能。孔子认为君子小人的道德区别是后天习染而形成的，因此可以通过礼义教化使小人弃恶从善，成为君子。孟子进而将性善、道德与政治一体化，所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这掌上。”“不忍人之心”即“仁心”，“不忍人之政”即“仁政”，仁义礼智来自“仁心”，推行仁义礼智就是“仁政”。因此，只要通过教化使人们保持和发掘仁义礼智“四心”，使“人皆可以为尧舜”，达到理想之治。
在儒家看来，教化本身只是一种手段，其目的在于防止和消灭犯罪现象，巩固封建统治。所谓“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因为法律没有强人为善的力量，只能消极地禁止人为恶，一旦法律松懈，这种威慑力量不存在时，人们仍将为恶。而道德教化则不然，一旦教化成功，人心已正，人就可以永远不为恶，可使社会长治久安。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孔子认为德化和礼教虽然在短期内难见成效，但只要坚持实行，持之以恒，便能够克服残暴，免除刑杀。“必也使无讼乎”，即通过道德感化的方法使人们之间不再争讼，那么刑罚自然也就没有必要了，这是最理想的境界了。
对道德教化的作用的认识，是中国古代明君和思想家都认同的。他们莫不以教化为大务。”汉代思想家董仲舒把这种道德教化比作堤防，认为“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作为中华法系代表作的《唐律疏义》开篇即明确宣布：“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在《日知录•廉耻》中说：“教化者，朝廷之先务；廉耻者，士人之美节；风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 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成为国家长治久安的一个根基，这也是道德教化的真谛与价值所在。 三、传统的德治思想对当代以德治国的启示
要真正地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德治与法治的融合，需要借鉴儒家德治思想来解释以德治国的价值内涵。今天我们强调以德治国，并不是完全照搬古代儒家的传统德治思想，因为传统德治思想虽然对推动历史前进产生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它不可避免地带有剥削阶级的偏见。然而我们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又不难发现其中所包含的某些合理成份，因此，今天的以德治国与古代德治有着本质区别，但传统德治思想作为中华民族优良传统道德，仍然有着我们今天可以借鉴的内容。
一是以德治要从严治党。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党在“治国”中处于领导地位，因此，实施以德治国的过程中，必须首先以德治党。改革开放以来，党内出现了一些违背共产主义道德和行政伦理的问题，党员干部中违法违纪腐化堕落的案件时有发生，给党的形象抹了黑，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本着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对历史所应采取的负责态度，为了使我们党能更好地担当起历史责任，党就必须坚持不懈地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作风上、道德上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不断提高“治国”的能力和水平，加强党的建设，使广大共产党员和党的干部充分认识到自己肩上的重任，自己的行为皆关系“国计民生”，不可有效的制度制约，建立外在的道德制裁机制，以激励负责的优秀党员干部，惩戒失职人员。它将有利于增强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使广大党员和干部成为身体力行共产主义道德的模范，成为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有力推动者。
二是以德治国必须从严治政。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政府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权力神圣，职责重大。人民的政府就应当是清正廉洁、勤政、务实的。人民政府的职责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廉洁是从政最起码的道德要求。因此，以德治国就要求各级政府机关和每个工作人员始终保持清正、廉洁、恪尽职守，不辜负人民的殷切希望。今天的德治，是以人民的最大利益为最高道德准则，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最大的德政和真正的仁政。各级领导干部不仅要依法行政，而且要以德行政，以德正身。这就要求我们治国要从严治政，从严治吏。[2]不仅要使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职守，成为一身正气、廉洁奉公的人民公仆，还要把行政伦理建设融合在治理国家与公共行政的方方面面，体现在诸如行政体制、领导、决策、执行、监督、效率和素质之中，这样才有利于改善党风和社会风气，有利于清除消极腐败现象。
三是以德治国要以德化民。以德化民的目的是提高全国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它要求对全体国民进行认真、切实，有效的思想道德教育。要通过各种形式对人民群众进行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等教育，力求使这些教育的内容内化到人民群众的心中，成为人们的理想和信念，引导人民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这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的基本要求。国家和社会还要运用一切激励和惩罚手段，对人们的道德行为要加以赞扬、鼓励和褒奖，对人们的不道德行为要进行批评、斥责和惩罚，使良好的社会风尚与精神风貌成为我国经济建设和体制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量。我们从历史中学到了“以德治国”的思想理念，提出了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原则，有助于法治中国建设的伟大事业。
参考文献：
[1]杨怀中，曾志娥.中国传统德治思想及其当代价值[J].湖北社会科学，2004（04）：80-82.
[2]李新萌，朱晓燕.中国古代德治传统的当代解读[J].全国商情（理论研究），2010（19）：117-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