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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疫》：性向善，才是人类最好的自我救赎

发表时间：2020/12/9 来源：《文化研究》2020年9月上作者：李哲涵

[导读] 从前看到过这样一句话：“书籍本身的可读性，完全取决于这本书与读者之间能否产生关联。”

山东财经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李哲涵

        从前看到过这样一句话：“书籍本身的可读性，完全取决于这本书与读者之间能否产生关联。”于是，在2020年这个特殊的时期，我拜读了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的《鼠疫》。小说里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生活着几十万居民的城市奥兰，本来大家正常生活、各自忙碌，却突然闹起了鼠疫，全城封闭，一切就全变了。城中居民从最开始的不在意到后来的害怕和恐惧，再到后来的无奈奋力反抗，进行自我救赎。这一幕幕场景，在同样经历着疫情的我们看来，是那么的熟悉，却又是那么的陌生。
        在这场鼠疫中，每个人物都有着他们各自的身份和态度。贝尔纳·里厄作为大夫首先察觉到它的来势凶猛，果断采取措施进行防范，全身心投入，团结了一大批志愿者与疫情展开殊死斗争；城中短暂居客的让·塔鲁也迅速加入到志愿队伍中，成为里厄大夫的得力助手，为这场灾难寻求希望；市政府职员约瑟夫·格朗也成为志愿者之一，救了邻居科塔尔，小说中说他“真正代表了推动卫生防疫工作的这种笃定的美德”；因出差被滞留奥兰的巴黎年轻记者雷蒙·朗贝尔在疫情突发时如大多数人一样，把自己视同局外人，千方百计想要脱身回巴黎与恋人团聚，后来被里厄大夫和塔鲁等人的精神感召，成为志愿者；帕纳卢作为神父以神的名义讲道，为这场灾难做着自己的努力，里厄大夫评价他，“他讲道好，做得更好”；在中国行过医的老大夫卡斯泰尔用本城传播的鼠疫细菌培养液生产血清，扛起击退鼠疫这场战斗的关键大旗；曾有作奸犯科罪名的科塔尔在封城后反而如鱼得水，因走私而富贵，帮助他人私自出城，疫情结束后的他失去了赖以生存的乱世环境，以绝望自杀而告终。
        其实，若是把每个人物都放置到真实世界中来看，他们何尝不是代表着与他们相像的那一类人。里厄大夫代表那类在疫情中保持清醒、坚守自己医生职责的人，塔鲁代表那类身处疫区愿意加入战斗的人，格朗代表着真正推动防疫工作的城市政府，朗贝尔代表的是大多数会胆怯、会恐慌的普通人，帕纳卢代表着西方特有的那类信仰上帝神明的人，卡斯泰尔代表着那类奋斗在抗疫一线的科学家，而最可悲的人物科塔尔代表的就是那类在紧急之时被利欲蒙蔽住双眼的人。
        这样看来，似乎除了科塔尔以外的其他人，都是为反抗鼠疫做着努力的人。他们或许是出于履行职责，或许是出于实现价值，亦或者是出于被迫无奈，可这终究都是自我救赎的一种表现。因为他们知道，面对肆虐的鼠疫，绝不能跪下求饶，任其摆布，不管以什么方式，必须与之搏斗。正如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必须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进行斗争，绝不能跪下求饶。问题全在于控制局面，尽量少死人，少造成亲人永别。为此也只有一种方法，就是同鼠疫搏斗。”
        然而，他们的搏斗似乎有着很大的副作用。小说中这样写到：“是的，头几个星期，大家还很激愤，还盼望这种集体受难早些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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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鼠疫猖獗日甚一日，无休无止，瘟神的战车来回碾轧，什么情爱友爱，什么记忆希望，什么社会、道德、信仰、怜悯心、责任感，一切都被碾得粉碎。普遍的沮丧情绪，安于绝望的心态，比绝望本身还要糟糕。”
        那到底是什么为他们造成了如此大的副作用？小说中又写到：“恐怖气氛与日俱增，老鼠在城中逐渐灭绝，便轮到人应征充当疫兵了。围城中的一切都听瘟神的调遣，都围着瘟神运转，这便是典型的荒诞世界了。人一旦意识到世界荒诞，即便没有感染上疫症，也平添了心病，这就是身陷围城，心陷绝境的征兆。人什么都不能自主了，完全丧失了自我，那么人还剩下什么，还能做什么呢？”。
如今我们国家的抗疫工作仍在进行中，回顾过去两个多月，疫情被发现之后，我们国家紧急采取防护措施，不计得失地供应医疗物资，更重要的是，各地医疗工作者直接上书请命，支援疫区，科学家钟南山院士带领团队亲自奔赴疫区研究病毒，难道他们那群人就不会恐慌、不会害怕吗？可他们为什么还会一往无前、奋不顾身地往上冲呢？最根本的原因大概就是他们性向善吧。正是因为人性向善，所以他们才会有深深的责任，才会有浓浓的担当，才会有满满的家国情怀。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西方的一些国家，他们在面临疫情蔓延时，一句“上帝会保佑我们”真的让人又回到了《鼠疫》中的小城奥兰，那里的神父帕纳卢也信仰基督教，他阐明鼠疫“发自天意”，是对世人的惩罚，“永恒之志通过死亡、惶恐和呼号的途径，引导我们走向本原的沉寂和生命的前提”，换言之，相信上帝，信奉上帝，上帝会是他们的保护神。他还说道：“进行劝导，伸出友爱之手，靠这种办法督促你们向善已经过时了...上帝的仁慈最终就表现在这方面，即赋予一切事物以两面：善与恶，愤怒与怜悯，鼠疫与救赎。就连危害你们的这场灾难，也是对你们的教育,给你们指明道路。”
        将鼠疫归置为上帝对世人的救赎和教育，何其荒唐与可悲。他们所倡导的上帝的仁慈，在今天看来，或许更多是因为他们对于未知命运的无奈与无知。而他们所说的靠劝导督促向善已经过时，在今天的中国看来，完完全全就是个谬误。
        若非性向善，怎会有“山川异域，风月同光”的大义？若非性向善，怎会有“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的责任？若非性向善，怎会有“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的担当？若非性向善，怎会有“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的感恩？若非性向善，怎会有“We are waves of the same sea, leaves of the same tree, flowers of the same garden（我们是同海之浪，同树之叶,同园之花朵）”的包容？
        如今全球面临的局面与《鼠疫》中的场景何其相似，我想，我们应该学的是他们对于疫情做出的反抗，而并非一味地恐慌与绝望。所以，这就要求我们要性向善，完成我们人类命运的自我救赎。正如华晨宇在原创歌曲《斗牛》中这样唱道：“性向善，才是人类最后的骄傲和胜算。”同样地，性向善，也会是我们人类在面对灾难时最好的自我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