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姣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北京 100101
摘要：在中国国际能源合作过程中，中国作为崛起型大国，难免受到来自于资源禀赋之外的因素影响，其中就包括民族分裂势力、恐怖主义势力、大国博弈带来的地区局势动荡以及针对中国崛起的各类负面舆论，地区内部、美国因素、中国利益共同塑造了中国国际能源合作的内外环境。
关键词：国际能源合作 政治动荡 负面舆论 能源威胁论
一、国际能源合作中面对政治动荡干扰
20世纪30年代时任剑桥能源研究协会董事长的丹尼尔·尤金曾指出，“石油，10%是经济，90%是政治”。全球化不仅是能源经济层面的国家经济力量的重新洗牌，也是国际政治力量的角逐场，是国家利益碰撞的平台。国际能源政治因素，即“包括国际能源关系、国际能源秩序、国际能源格局，同时还包括合作对象国能源合作的宏观环境。”它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国际关系、某一地区力量对抗或者影响力的角逐，同时也包括各种力量为争夺对某个国家或地区的直接或者间接控制权而展开的较量。世界主要的化石能源储藏都集中在里海周边、几内亚湾、中东、中亚和拉丁美洲等政治风险较高的地区，在这几个地区中，以海湾为中心的中东地区是世界上石油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也是全球化石能源争夺最激烈的地区，同时由于时常受到民族分裂势力、恐怖主义势力、大国博弈的影响，地区局势很不稳定，这给中国国际能源合作的石油来源以及企业的海外利益增加了安全风险。[ 王海运：“世界能源外交形式的基本特点”，《国际石油经济》2008年10期，第1-6页。]
从内部看，地区动荡因素会直接影响能源价格和海外企业的利益：一方面，地区动荡会滋生一系列国内、国外问题，对能源价格、能源秩序造成影响。世界上主要能源资源国内部经济发展受到民族、宗教、部族关系的影响，社会矛盾比较尖锐，恐怖主义在各种宗教、政治势力的纷争中孕育而生。兰德恐怖主义数据库显示，国际恐怖主义袭击最高的地区是中东，占世界恐怖袭击总量的43%。[“兰德恐怖主义专题”，http://www.doc88.com/p-734475499153.html.]上世纪70年代开始历次石油危机都离不开战争的影子，21世纪美国卷入中东战争，也有能源的考量，地区政治形势的持续动荡造成了尼日利亚石油设施遭到袭击，两伊问题、伊朗核问题，等等。战争会切断石油来源国的石油供应，刺激推动石油价格的攀升，威胁全球能源供需稳定性。在恐怖主义威胁方面，作为中国原油进口来源第一大国的沙特阿拉伯自2003年起就成为“基地”组织的进攻目标。近些年来，恐怖主义在中东的蔓延和加剧，导致地区政治动荡的同时，也直接影响了能源市场。比如，中东恐怖主义“伊斯兰国”不仅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制造了大量的恐怖事件，更把势力延伸到了石油买卖上，在占领区至少控制了9个油田之一。不仅如此还影响了石油正常贸易，“伊斯兰国”每年仅通过走私石油就获利5亿美元，用石油的低价出售，严重破坏了中东的石油价格体系。因此，恐怖主义连同战争和地区宗教冲突共同构成了对中国国际能源合作利益有最直接的威胁，因为中国石油来源国相对比较集中，中东、非洲是主要地区，任何地区动荡带来的破坏价格机制、供应体系、国际能源秩序的后果都会直接影响中国的海外利益。另一方面，对中国“走出去”的能源企业增加了风险。以企业为主体的“走出去”战略，主体身份比较单一，境外投资的主体力量基本是以“三桶油”和代表性民企组成，抗击风险能力严重不足。中国境外油气公司面临诸多风险，它不仅严重影响中国油气企业的境外经营环境，甚至可能损害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合作格局。[夏义善:《中国国际能源发展战略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版，第36页。]同时，恐怖主义会威胁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积极性，中国国有企业一直是中国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典范，是“走出去”的航向标，一旦中国国有企业在跨国经营中受到恐怖主义袭击，不仅会使其遭受人员伤亡和损失，也会对中小企业产生消极的影响，甚至会导致中小企业取消“走出去”计划。[熊际：“国际恐怖主义对中国跨国企业经营的影响及对策分析”，湖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版，第16页。]
从外部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军事制裁和政治干预直接或者间接导致了地区的政治动荡，成为大国能源博弈的海外战场。冷战后，两极格局解体，中东作为欧亚大陆的核心地带，西方世界开始对其进行政治干预，中东逐渐成为美国霸权塑造的主战场。“阿拉伯世界那些专制政权已不再是对付伊斯兰极端分子的堡垒，正因为如此，美国人开始意识到中东的现状必须改变，为了未来的需要必须让该地区实现稳定”。[【法】菲利普。赛比耶-洛佩兹著，潘革平译：《石油地缘政治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0页。]美国干预中东地区的两种手段是：“一是借反恐的名义继续保持军事部署，二是宣扬民主救世的论调”。[【法】菲利普。赛比耶-洛佩兹著，潘革平译：《石油地缘政治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1页。]美国在经济、科技和军事领域处于世界最强水平，在处理国际事务和地区安全干预方式上，在政治框架和多边谈判等基础上，军事干预是重要的一个环节。1999年美国为首的北约发动对南联盟的科索沃战争，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目的就是为了确保石油供应，同时借此控制全球石油供给。从伊拉克战争以后“威胁动武甚至直接进行军事干预的倾向明显增强，这对国际安全形的发展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消极影响”。[ 高德胜：“中国新安全观的内涵及意义”，《阴山学刊》2005年3期，第73-76页。]“9.11”事件以后，美国加大了对以色列和叙利亚反政府军的支持，这进一步加剧了地区形势的复杂性，与此同时，军事干预的增加在维护美国霸权的同时，也强化了美国对地区能源的控制权。这种控制，不仅体现在石油生产地区，也包括石油管道区。比如，在格鲁吉亚的“颜色革命”中，由于害怕管道将会成为恐怖主义者的袭击目标,美国为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提供军事援助,并训练格鲁吉亚军队进行反叛乱行动。[【美】米歇尔·T.克莱尔，马志良摘译，“致命的交叉点:石油、恐怖主义和美国国家安全”，《国外社会科学》2003年11期，第28页。]另外，经济制裁经常发生，对石油的出口影响更为直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石油的禁运作为一种制裁手段多次被运用，并且凌驾在国际法和联合国框架之上。[有些制裁是符合联合国框架，以国际法的名义实行的，如针对南非和罗德西亚政权的制裁以及伊拉克90年代入侵科威特之后受到的制裁，也如目前东北亚局势朝核问题的联合国制裁等等，但更多的制裁是凌驾与国际法之上的，特别是以美国对所谓的“无赖国家”的制裁。]对苏丹、古巴、伊朗、利比亚等所谓的“无赖国家”的制裁造成了地区贸易的骤减以及地下黑市的滋生，破坏了能源合作的环境氛围……外部势力在此地区的势力争夺、政治干预，不仅没有解决当地问题，还诱发了更大范围的地区动荡和暴力冲突，这些直接或者间接影响了能源投资国的国家利益。
受到美国的制裁威胁和欧盟的对伊石油禁运，伊朗石油出口量大幅下降，出口的下降，迫使中国加强了对单一地区石油来源的依赖，安全风险大大增加。特朗普上台后，撤出中东计划一直被重提，可以预见的是，美国并不会放松对中东地区的掌控，但干预方式将有所变化，以前通过军事打击、政治制裁的方式将变为通过利用地区内教派间的冲突或支持反政府派来实现，以经济制裁、支持代理人等“低成本”海外战略，维护美国的地区利益，推行美国全球战略似乎成为特朗普政府的一个主要特点。
从中国利益看，如果北非和中东其他国家的局势受到干扰，中国自然而然会加大对战略伙伴关系国家等稳定系数高的国家合作，其他合作对象也会有所取舍，缩小合作范围至核心产油国，如对沙特阿拉伯、俄罗斯等亚太周边地区进行紧急能源依赖转移和并网。国际制裁扰乱了正常的国际能源合作秩序，也造成了诸多合作项目的浪费，增加了中国应对的成本。从将来的发展趋势判断，世界主要产油区上空依然盘旋着民族问题、宗教冲突、军事干涉的阴霾，地区复杂局势并不会得到明显的改善，任何武力的干预只会让形势更加复杂，滋生恐怖主义，而更多的经济制裁只会让中国能源合作的对象更加单一和集中，限制“一带一路”合作效能。
二、国际能源合作中各类负面舆论升起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带动了中国国际经济地位的变化，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成为地区和世界经济贡献国，在亚太和全球的力量平衡开始倾向中国，国际经济形势发生了变化，中国作为崛起型大国已经被世界上普遍认可。随着全球化和企业“走出去”，中国的国家形象和对世界的贡献本应受到认可，但却出现正反两种声音。正面的声音，认为中国经济有利于世界贡献的国家倡导的是“中国机遇论”“中国贡献论”，认可中国在推动地区经济发展和世界和平上有贡献。[Overholt, William H.The Rise of China.W.W Norton& Company,Ltd.,2013.p23.]针对中国能源企业在国际上的投资行为，投资国民众也持肯定性评价，据《中国企业海外形象调查报告2019拉美版》显示，拉美民众79%认为中国对全球经济发展带来了积极影响，77%认为对拉美地区经济发展有利，75%认为对本国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反面声音是，对中国迅猛崛起有疑虑、恐慌的心态的国家，认为中国的崛起对现存国际秩序是一种挑战，对世界和平发展构成了威胁，这种观点主要被西方国家所持有：“发展中国家能源威胁论”认为消费能力的跨越式增长，给本就不充裕的能源市场增添了更多的竞争，同时能源消费需求的增加提高了国际石油价格，无可避免的加剧了国际和国际合作的摩擦，认为中国是始作俑者；能源领域的“中国威胁论”认为，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能源需求的快速增长，推动了油价的上涨，并且中国在海外油气资源富集区的投资，挑战了西方主导的国际能源秩序，而对东道国而言，更是“新殖民主义”；“中国经济崩溃论”妄图阻碍中国推行国际能源战略，误读中国发展成果，认为在中国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产出为特征的经济发展只是昙花一现，经济增长的结构性矛盾将拖垮中国经济。此外还有“中国责任论”“中国环境威胁论”等，“一带一路”倡议初期，西方媒体也炮制了许多歪曲事实的言论。中国能源国际合作环境被负面舆论包围，近几年在触及核心利益问题上，针对外来干涉势力和抹黑，中国政府进行了义正言辞的回击，但随之而来的是“中国傲慢论”[约瑟夫·奈发表“中国对美国的错误决策”一文，认为中国强烈反对奥巴马总统在白宫会见达赖、反对美国对台军售是错误的，他认为中国认为美国衰败而采取的民族主义升温是错误的，由此滋生了舆论。]的出笼。负面舆论伴随着中国经济崛起而甚嚣尘上，目的在于抹黑“一带一路”合作成果，从本质上看都是遏制中国发展，反华浪潮的一种现象。
非洲是中国第二大能源合作区，中国却被抹黑冠以“新殖民主义”的头衔，特别是随着在非洲投资规模增加，“新殖民主义”伴随着能源企业“走出去”背景下出炉。西方国家主要认为：第一，中国通过合作，抢夺了非洲能源，中国对非的投资主要目的在于石油、矿产等战略能源的需要，中国企业挤占了当地的企业生存空间，引发当地工厂倒闭进而导致失业的增加；第二，与美国所谓 “无赖”进行能源合作的同时，中国的发展模式会随之推销出去，不利于非洲本土的民主化进程发展，美国指责中国“任何经济活动都不是简单的金钱交易，在经济合作背后是商业文化、传统风俗、法律意识、道德修养、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交往模式等”，[许勤华：《中国能源国际合作报告2014/201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版，第128页。]这给中国企业在非洲的合作实践制造了舆论干扰。
“新殖民主义”的负面舆论，歪曲了中国参与能源合作的本质。由于中国和非洲的地理因素，在长时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经济文化交流很有限，非洲很多国家经历着从部族到现代国家的发展，有不同于其他大洲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上的差异在特定情况下会影响到双边经济合作的顺利完成。从背景上看，西方指责中国对非洲实行“新殖民主义”的时候,也伴随着西方及其跨国石油公司规模逐渐扩大的对非能源领域的投资的扩大。在美国能源独立前，美国五分之一的进口来源地是非洲，中国从非洲进口的石油不到美国的三分之一。[贺文萍：“新殖民主义论是对中非关系的诋毁”，《学习月刊》2007年第3期，第46页。]从合作实效看，中国石油公司参与非洲油气资源开发有助于非洲产油国摆脱长期以来对西方石油公司的依赖,从殖民主义的本质特定离不开跨国资本的输出以及对殖民地进行政治和经济上的剥削。在中非的经贸合作中，即便在非洲国家受到西方经济制裁的情况下，中国在非洲的能源合作也不是排他的。中国在非进行投资过程中，经历了充分的竞争和苛刻的竞标过程，甚至还要面对排华势力影响。根据“非洲共同增长基金”融资协议，中国的出资不止面向中国企业，同时要按照非洲开发银行的标准条件从事各项事务的合作。中国石油在非洲的本土化率超过了80%，在辐射当地福利上，中非在能源资源领域的合作中已经把本土化率、服务民生和社会慈善作为海外建设的重点之一。
疫情爆发后，“中国病毒”等负面言论再次升起，结合以往中国能源合作和“一带一路”企业“走出去”的负面舆论环境，维护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外部环境大局是重中之重。中国在国际能源投资中，如何进一步打消疑虑深化合作，让中国与投资对象国企业和民众在商业文化、传统习俗等细微之处营造和谐的商业氛围，获得理想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增强我们整个民族的素质、遵循国际上的规则和规范、与时俱进不断更新观念、培养出一种宽容、大度、理解、友善的文化体系”[龙永图：“中国企业走出去关乎国家形象”，《现代国企研究》2011年3期，第6页。]，中国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
作者：张姣，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外国所，助理研究员.
本论文是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青年课题“‘四个中心’背景下北京市新能源国际合作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019B5812，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