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这块糖，一直静静地装在我的衣兜里。
这真的是一块再平常不过的糖，没有商标，没有厂家，再简单不过的包装，简单得就像一个稚气未褪、呱呱坠地的孩童。我时常摸一摸它，它带着我的体温，就这么安静地装在我的衣兜里。
岁月真是一个哲人，总能给人以无限的怀恋和遐想，又带给人以惶惑而不安的思索。现在想来，小时候那么盼望着过年，总是期盼着寒冬腊月的来临，兜里装满着父亲从集市上买来的大大小小的的鞭炮，在满满的全是年味大街上，在无边的空旷的田野里尽情地奔跑。于是，在那个贫穷而富足的冬日里，小小村落里处处响起此起彼伏的鞭炮声，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充斥着整个村落，在村落的上空久久盘桓挥之不去。我时常怀念小时候的年味，那是一场历久弥新、挥之不去的记忆，更像一杯窖藏的高粱酒，虽历经岁月磨砺却愈发弥散着迷人的芬芳。细细想来，这实际上是一场思想和灵魂的回归盛宴，物质贫穷但是精神丰盈的盛宴。怀恋那个年代，是因为过年依旧是每个孩子朝思梦想的渴望和期盼，渴望一顿敞开了肚皮而肆无忌惮的年夜饭，渴望一盘满是油腻透着光亮的大肥肉，渴望大人递过来的一块甘甜的糖块……
我出生在上世纪那个特定的年代，那是一个物质极其匮乏的时代，而生我养我的那个小村落，更是是远近闻名的穷不堪言，满眼白花花的盐碱地，漫天遍野的地瓜秧子充斥着整个夏天。我甚至怀疑，我们这个地方是不是只能生长出地瓜来呢？至今，当我在寒冷的冬天，看着一个个手捧热腾腾的烤地瓜吃得津津有味地年轻人，我的可怜的老胃总还是忍不住的一阵阵痉挛。凡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地瓜的滋味，绝对没有今天烤箱出来的那么美好，而地瓜面做成的窝头，更是成了我们那代农村人特有的记忆，刚刚蒸出来的地瓜面窝头吃了粘牙，而到了冬天，放置了一晚上的窝头则是硬邦邦的不亚于石头，让人无从下口。那时的我，渴望一块糖，一块放在嘴里压在舌下不忍让它快速化开的糖。
但是现在回忆起那些苦不堪言的日子，却真的没有丝毫的苦涩，相反的，几乎每一次与发小们回忆起这段历史，内心总还是充斥着美好和快乐，还有莫名其妙的感动充盈在心间。现在想来，那是一种精神荡漾和灵魂自由的快乐，所有的物质和金钱都无法替代的快乐，尽管我那时候也是那么的馋。如果把儿时的快乐比作四季，我想应该是这样子的：春天是褪去了厚厚的棉衣在田野里疯狂奔跑的身影和采撷一朵散发着阵阵清香的野花的每一个清晨；夏天是在河湾里脱得光溜溜晒得黑黝黝的“泥鳅”和拿一条长长的杆子用面筋粘蝉的每一个午间；秋天是钻到别人家的玉米地里架一堆火烤玉米升起的袅袅青烟，还有放学以后或骑着或牵着老黄牛哼着小曲悠然而归的每一个黄昏；而冬天呢，则是在一场接一场漫天飞舞的雪后留下的一串串脚印，以及在冰冷而澄澈的月光下一群小伙伴学唱京剧或者吕剧唱腔的每一个夜晚。
时光就是一把刀，一把将人心和灵魂分割得支离破碎的利刃，不缓不慢，不疾不徐，却在悄然间流逝了无数个春夏秋冬。当岁月的脚步逼近知天命之年的时候，蓦然回首，内心的惶惑与惊恐却不期而至，我终于也体会到“年关”这个词的真正内涵，人生有几？岁月不居！恍然间，当又一个春节踏着坚实而有力的脚步，剧烈而急速地来临时，我知道，自己该懂得珍惜了。刚刚过去的一年，在那个春夏之交的日子，曾经在我小时候无数次揽我入怀呼唤着我乳名的本家的年近百岁的奶奶驾鹤西去了；也是在刚刚过去的那个被北风裹挟着的冬日，曾经那么疼爱过我呵护过我的一个大爷悄然离世了。我是个没心没肺没良心的人，在心灵的麻木之间行走了无数个青春年华，甚至没有细数过这些年究竟走了多少个长辈，我的母亲、我的大伯大娘、我的几个叔叔婶子，包括那个刚过而立之年因车祸突然离世的哥哥。现在我知道了，余下的他们，陪伴我的时日不会很长，也会在年复一年的岁月里逐个离我而去。
这个年关，我过得很衰败，衰败得一塌糊涂，但我知道，从这个春节开始，我的每一次回家，每一次的面对呵护着我长大的长辈们，我都会很仔细，很细致，很用心。
于是我决定，我不会再敷衍，我会认认真真、硬硬实实地磕好每一个头，而在以前，我曾经对磕头那么的不屑，甚至看到他们磕头磕得震天响而忍俊不禁。
此起彼伏的鞭炮声唤醒了除夕的清晨，当有一个除夕来临之际，在这个寒冷而瑟缩的清晨，我在朦胧的晨色里仔细辨认着似曾熟悉而又模糊不清的每一个叔叔大爷大娘婶子的门，那些一年一年日渐苍老的容颜，那些看到我依旧“孩子，孩子啊”不掺杂任何渣滓依旧亲切的话语，融化了我的灵魂，弥散了我的魂魄。在坚硬的水泥地或疙疙瘩瘩的土地上，我从来没有这么认真地磕头：双膝坚实的着地，双手用力的支撑，额头结结实实地吻合着地面，当一声“给您拜年了”从心底里迸发出来的时候，我的内心是流着泪的。
当我磕到第八个头的时候，是的，第八个，我数得很仔细，我的那个大爷正安安静静地坐在他破旧的轮椅上，安安静静而又满脸喜悦地等着我们的到来。一声声的“爷爷”“叔”“大爷”叫得他心花怒放，忙不迭地从轮椅上跌跌撞撞地站起来，颤颤巍巍地搬出一个糖果盒子，从里面拿出糖果塞进我们的手里。大爷给了我两块糖，其中的一块我剥开糖纸塞进嘴里，很甜很甜的一块糖，另一块被我悄悄地放在了衣兜。我没有想到，一个知天命之年的我，还能得到这样的馈赠，我的心猛然一颤！
八十多岁的大爷的一生平凡而伟大。说他平凡，是因为一生清贫，没有享受过几天富足的生活，两个儿子，一个能挣点钱但是每天酒气熏天；一个年富力强而又因打架瞎了一只眼，却从来没有卖出村子半步甘于贫困，三个女儿还算是孝顺，只是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也只能解决一些生活上的问题罢了。说他伟大，是他在“文革”那个特殊的年代，担任过大队书记的他，敢于说出“光靠农业不发家”的骇人听闻的誓言，尽管他的誓言终于因为历史原因无法实现，更因为那句话，在当时受到了无数的冷嘲热讽。历史就是这样的嘲弄人，当时至今日小小村落无数人因为外出打工而生活富足的时候，大爷的那句“光靠农业不发家”的话语，却得到了振聋发聩的答案。
一生不事农事，准确地说是不屑于农事、宁愿接受儿女的施舍也不肯沾染农事的大爷，尽管身体一日不如一日，但精神依然矍铄，灵魂依然清高，依然每天在那个儿子赐予的信号模糊的小电视上追寻着社会的热点。不屑于家长里短婆婆妈妈，不屑于消极怠慢，依然用老去而炽热的心关注着社会变革，每天对牛弹琴般的对着一些闲人诉说着他们听不懂的话题。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有了每个周末回老家的习惯，这习惯坚持了好多年了，风雨无阻，雷打不动。每次开车到了村里，我都是小心翼翼缓慢而行，每次也都能看到大爷的身影，坐在轮椅里，手里掐着一支烟，在袅袅的烟雾里或静思沉默，或侃侃而谈，每次见到我，大爷都会坚持从轮椅上站立起来，眼里透着闪亮的光芒。至今想来，他站立起来迎接我，是在显示他身体的健硕和不老的灵魂。每次我都会恭恭敬敬地用双手奉上一支烟，他那迷离而坚实的目光，在落日的余晖里熠熠生辉。每一次周末的相会，仿佛成了我们爷俩的约定，那么默契、那么自然，仿佛前世约定今生再见。他关心着我的生活，为我的每一次进步由衷地感到兴奋，为我的每一次回家预设了一个温馨而美丽的背景。
他悄悄塞给我的那盒烟依然被我珍藏着，他给我的那块糖依然在我的衣兜里，我时常摸摸它，让自己感知到它的存在，心里油然而生的是一份庄严和踏实。
那块糖，静静地躺在我的衣兜里；那块糖，静静地躺在我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