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相对严谨和系统化的传播学研究约始于70年代中后期，标志性事件就是美国传播学泰斗施拉姆到香港中文大学短期任教并创办了传播学硕士课程，开展了亚洲新闻的研究。80年代，随着更多在美国学有所成的本土学者回港，研究阵容和成果都明显强化。进入90年代后，来自本土、大陆及海外的学者汇集香港，学科背景、知识框架的不同，关注领域及研究题材的宽泛多元，使得香港传播学逐渐成为中西交汇之地。
历史上，澳门曾经是我国现代报业的发祥地之一⑦，但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则较为滞后，研究队伍、课题都相对较小。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与内地及香港的交流有所加强。如邀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师赴澳门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澳门学者参与在香港举行的“亚洲新闻传播与社会变迁研讨会”等。
90年代以来，两岸三地传播学学术交流日益频繁和深入。香港作为多种文化的交汇点，其传播研究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与港台传播学者的交流，使内地学者了解到最新的研究信息和规范的研究方法；而香港学者关于大陆传媒的研究成果、大陆学者对于港台等地传媒生态的考察等，都在不同层面上加强了两岸三地的情感沟通和学术互动。随着香港、澳门相继回归祖国怀抱，以及和平解放台湾问题呼声的日益高涨，港澳台与大陆的交流必将呈现出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可望成为21世纪的最大显学
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韩非子称儒学说为“显学”（famous school），即著名的学说、学派⑧。历史的发展证实了这一论断，儒学确已成为中国大部分伦理、教育、政治以及宗教的基础。21世纪是“对话的世纪”，以研究人类传播现象为目标的传播学是否会成为这个世纪的最大显学？笔者对此抱有充分的信心。
这一判断首先来自对我们所处时代及未来的基本认识。信息产业是21世纪的先导产业，信息高速公路正在以其后来居上的势头成为“创造21世纪财富的主要渠道”，而信息与传播是分不开的，信息高速公路本身就包含了信息及其传播载体两层意思。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信息社会时代不仅仅是技术的，而且也是不同文化背景人们的关系” ⑨。西方发达国家在进入信息化时代以后，传播学逐渐成为大学文科的主流学科，正是其适应社会和经济发展、应对传播国际化的挑战的举措之一。总之，由于信息高速公路越来越成为生活的主要舞台，才促使传播学有可能成为与各种学科最广泛交叉的学科，这种交叉势必将传播学引向“细化”与“玄化”两个极端——一方面，与传播学相关的各分支学科将获得极大发展；另一方面，又有可能导致传播学走向整合的全息文化研究，即对传播意义的追寻。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撰文猜测：“传播学有可能成为未来最大的显学之一，成为博大精深的学问。⑩”
这一判断还来自对传播学在当代中国的理论及实践意义的思考。在与国际接轨、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时，如何发挥传播学对实践界的引导、培训及监督作用，不仅是中国社会发展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且已经成为当务之急。通过研究实践来建立自己的假设和理论模型，既推动实践发展，又突出了传播学的中国特色；为大众传播实践界及时提供理论、理念上的教育和培训，形成双向互动的良性循环；站在人文及社会发展的高度，审视并监督在市场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价值观偏离及道德水准降低问题，提醒媒介走一条良性发展的道路，避免重蹈西方社会的覆辙。这正在成为传播学者乃至所有知识分子的关注焦点和神圣职责。
鉴于上述现实，在中国已经呈现起飞态势的传播学，21世纪可望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