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洄澜》:巨流河的回声

发表时间:2017/10/17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遆存磊
[导读] 齐邦媛的《巨流河》,以作者的话说,“是我从内心深处写给世界的一封恳切的长信,至此心愿已了,留下祝愿一切归于永恒的平静”。

《洄澜:相逢巨流河》,齐邦媛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1月版,38 .00元。

齐邦媛的《巨流河》,以作者的话说,“是我从内心深处写给世界的一封恳切的长信,至此心愿已了,留下祝愿一切归于永恒的平静”。齐教授了了心愿,获得宁静的心绪,而此书入读者之眼,却搅起千万人的心中波澜,以有太多的回响。《洄澜:相逢巨流河》一书,即为这回响的汇集了,其间有评论、访谈、来函等,既是回音壁的意思,亦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互文的微妙关系。

关于未及书写的内容,齐邦媛提及祖父和外祖父。祖父是奉军的旅长,“第一次直奉战争,他的部下战死了,抚恤金不够发,我祖父回家叫祖母去卖田。我记得祖母讲过,田一天一天地卖,一天是十亩,给有困难的人家安顿”。而外祖父家,是大户人家,乡间的故事,“我听我母亲讲这些,庶民生活、家常经验,就觉得整个东北是活的,跟我从父亲这边听到的以及后来读中国东北史得到印证的面貌虽然不太一样,但都是一体的”。东北,现代史上多灾多难的地域,其多面向的面貌在复合的书写下或方能呈现出来,齐邦媛若还有心写,是读者的一幸事。

对过往历史的看法,隔了这么远的距离之后,可以更客观一些。如战时的教育,“抗战八年,军费那么高,教育上始终是战区学生都有公费,不收学费,整个教育无论中学、大学在抗战时期一点没有停止。那么困难的时代,政府教育是弦歌不辍,弦歌不辍是中国在那么困难的时候保存最好的一件事”。《巨流河》中南开中学在重庆、国立武汉大学在乐山的办学不息是好的注脚,以往汪曾祺书写昆明西南联大的诸多散文更是鲜活,而易社强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以扎实的学术研究对战时教育做了极佳的深入展示。不过吊诡的是,国民政府在八年时间里,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于其中的战时教育,所培养的学生在战后却成为反对自己的一股巨大的力量,这真是一个求仁不能得仁的结果,值得后人认真检讨。

这引出了齐邦媛的一些惹人争议的思考,“(闻一多)对中国学生的影响太大了。闻一多我们崇拜过,他有两篇诗我到现在还会背,他是我真正的偶像,也是很多人的偶像。我最伤心的就是我们很崇拜闻一多,因为崇拜他,所以觉得他会变成那样,很伤心。那时他每一次公开的演讲,学生简直疯狂”。这与我们惯常的思维是不能对榫的,闻一多的斗士形象在我们这里早已定格,任何商榷的声音都会令人一惊,不过,兼听则明,听听别种话语,天也不会塌下来的。以往总是以倾向划分人,非左即右,忘却还有中这一类型,若说军人的职责是打好仗,工人的职责是做好工,农民的职责是种好地,那学生,读好书也是理所当然的,若放开时间的距离来看,会更明晰些。

《巨流河》引起的“洄澜”,有来自台湾,也有来自大陆,若两相比较,会极有意味。

台湾的评论,如陈文茜说,“齐邦媛女士‘巨流成河’与过往五〇年代巨著型回忆录最大的差异,在于她谈的不尽是一段远离故乡的回忆,她来台湾时够年轻也够老,纪实那个混乱大迁徙年代的点点滴滴。这些历史,在近代台湾史的撰述中,完全被忽略”,落足点在近代台湾史。单德兴的《台湾文学的国际推手》、林博文的《齐家父女的台湾经验》,自题目看即一目了然。而张作锦的《齐邦媛的书 孙运璿的车》谈台湾的铁路电气化,封翁的《邮车真好》谈邮政服务,更是极为专门化了。

大陆的评论,如黄艾禾说,“齐先生的文学修养与个人品性,让她把这种国家大背景下的个人史写得如此平和,如此典雅,又如此缠绵———特别是那份典雅,在我们这边已经失却多年了。齐邦媛或许是想告诉台湾的读者:我们的生命之根与文化之源都在大陆,那是源远流长的一条长河;而我们身在大陆的读者,却从中读出,她的历史,他们的历史,其实也是我们的历史”,落足点在“一条长河”。而卢跃刚读到齐邦媛留在内地的同学鲁巧珍弥留之际的倾诉,“你到台湾这些年,可以好好读书,好好教书,真令我羡慕”,不仅潸然。

在访谈中,侧重点也是有所不同。如台湾《中国时报》所做访问的附记乃《铁汉挺民主康宁祥谢师恩》与《外销台湾文学“译”马当先推动》,而作家简媜写的访问记是从生活细微之处、所想所感等入手,得到一个更为私人化的齐邦媛。大陆的媒体采访,问出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问题,未见台湾媒体的关注,而“大陆开始炼钢铁,台湾开始有留学生去美国,台湾那段时间出了许多科学家,受教育,维持基本的伦理。那时我还跟别人说,我们的小孩没有变坏。(后来我们的小孩也‘现代化’了)”,这样的比较,更为显豁地现出分别。齐邦媛还谈起朱光潜先生,“在乐山我们曾很近距离地看他,看了好几年,知道他原来是什么样子,不能想象他后来变成什么样子,那种变化是很伤心的。后来我看到他出的几本书,只是在序或者后记里写一点,可是我觉得够了,我已经知道他受了相当多的侮辱,一再地解释或者否定自己那种侮辱应是他最难过的事”。这样的话语更是有感而发了。

齐邦媛曾对电话那端的记者说:“台湾的年轻人都喜欢那些热热闹闹的书,不知道大陆怎样。”闻此言,我们也不由得暗自说声惭愧,因为情形并不容乐观。不过,巨流河仍然在流淌,《巨流河》仍有人在阅读,总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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