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小说,会让读者成为历史的在场者

发表时间:2017/8/14   来源:新京报   作者:
[导读] 《七杀简史》在获得巨大荣誉的同时,也收获了不同的意见。有观点认为《七杀简史》不具备可读性,更别提文学性,它充满暴力和诅咒。

马龙·詹姆斯 牙买加作家,出生于1970年,现于美国马卡尔斯学院教授英语和创意写作。

《七杀简史》是其第三部小说,之前两部《约翰·克劳的魔鬼》和《夜女之书》均获好评。

《七杀简史》 作者:(牙买加)马龙·詹姆斯

译者:姚向辉  版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年4月

1976年12月3日,牙买加大选在即,七名枪手闯入一位国民级雷鬼歌手家中疯狂扫射,这一扑朔迷离的真实事件,通过76个虚构角色之口重现。

2015年的布克奖,授予了牙买加作家马龙·詹姆斯创作的《七杀简史》。布克奖评委会主席迈克尔·伍德对这部优秀的作品大加赞誉,认为这是一部史诗级著作,“是短名单中最令人兴奋的一本。”

马龙·詹姆斯生于1970年,目前任教于美国马卡尔斯学院。他于2005年创作的《约翰·克劳的魔鬼》,曾被出版商拒绝70多次,此后虽屡有小奖斩获,但真正使其获得国际声誉的是这本《七杀简史》,它被认为是牙买加作家在世界文坛的一次突破。

《七杀简史》在获得巨大荣誉的同时,也收获了不同的意见。有观点认为《七杀简史》不具备可读性,更别提文学性,它充满暴力和诅咒。毁誉伴身的詹姆斯也直面回应,“在写《七杀简史》时,我无处不在冒险。直言不讳、色情描写、完全凭自己喜欢打乱结构,这些都是文字的冒险。”

暴力语言 克制却不失真实

《七杀简史》的故事,主要场景发生在牙买加首都金斯敦,取材于历史上真实存在的牙买加雷鬼乐巨星鲍勃·马雷遭遇的暗杀事件。那是1976年12月3日,鲍勃·马雷正准备在金斯敦举行一场以和平为主题的演唱会,七名手持武器的枪手,在正式演出前的夜晚闯入鲍勃·马雷的居所。枪声响起,鲍勃·马雷被子弹击中胸部和手臂,而枪手趁乱逃走。

鲍勃·马雷随即被送往医院救治,所幸伤势较轻。第二天,歌手仍然按照原计划召开了演唱会。显然刚刚发生的入室枪击案对其影响甚大,他在演出中数次发声,希望当时持不同政见者和解。

马龙·詹姆斯创作的《七杀简史》,即是以此真实发生的故事为蓝本。与此次事件有关的人员相继登场,开篇描述的14岁孩子眼中的贫民窟生活场景,使人印象深刻。妈妈是妓女,父亲则是贫民窟里最后一个“好人”,孩子从小便在“杀死一个孩子屁也不算”的环境中长大。

接下来的表述,每一页都充满了暴力,粗俗的脏词频繁地出现在字里行间。最残酷的莫过于,孩子的父亲在暴揍了作为妓女的母亲之后,后者领着三个男人报复。随后,上演的是领头者对父亲极度刺目的凌辱。在孩子眼中,父亲死了,母亲也丧失了生命。

暴力式的语言,强烈地刺激着读者的观感,挑战着阅读底线。然而,这些暴力语言表面上看粗俗无比、刺激视觉神经,但如果考虑到故事的历史背景——贫民窟的生活环境,却丝毫不显突兀,反而相得益彰。

上世纪70年代的牙买加金斯敦贫民窟就是这样,某种意义而言,马龙·詹姆斯以暴力语言呈现纪录片式的细腻。文字所特有的想象空间,虽符合历史风貌,但如此叙述方式,确实给人带来观感上的不快。这正是作家在处理类似题材时遇到的两难抉择,白描似的表述,伤害文本价值,而淡化处理,则又脱离真实。

应该说,马龙·詹姆斯在处理《七杀简史》的情节时,采取了克制却不失真的方法,但他也承认暴力语言在《七杀简史》中大量存在。以至于他对母亲说,还是不要看第四部分比较好。就连布克奖评委会主席迈克·伍德,也认为书中重口味的内容可能会引起某些读者的不适。那么,布克奖评委会为什么还将大奖授予这样一本充满暴力语言的作品?

分水岭 历史缝隙中的“史诗”

文学作品,并非是简单地记录现实。以文字语言作为载体的小说,在再现现实场景的过程中,当然需要对现实进行提炼与加工。但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是拔高某个形象,或者是对肮脏与不堪刻意粉饰。

表面上看,《七杀简史》从多个角度讲述了谋杀,但实际上讲述的是牙买加独特的历史。故事中呈现的狂暴、绝望、期待中的失望、希望中的决绝,犹如一列失控的列车,向着牙买加历史深处开去:一路之上,车窗外尽显飘摇动荡。

上世纪70年代的牙买加,正如外界对它的表述:“他们居住的社会既活力四射,又轻松愉快,既悲惨不幸,又矛盾对立,既充满希望又令人绝望。”《七杀简史》讲述的故事,将这句话体现得淋漓尽致。那正是牙买加的大选年,首都金斯敦贫民窟中的人们,手里掌握着大量选票。每一个候选人,都想在金斯敦获胜,这对赢得全国大选意义重大。

政客为获得选票,甚至会操纵当地黑帮,威胁选民投票支持相应选举人。执政党与反对党争夺选票、国外势力介入大选、甚至毒品也成为支持某一选举人的交换筹码。小说中真实发生的枪击案受害者鲍勃·马雷本意举办和平演唱会,但这场演唱会得到执政党政治人物的资助,由此鲍勃·马雷被视为支持执政党选举理念。因此,事件发生后社会反响强烈,但牙买加官方并没有对枪击事件作出回应,也让各界质疑该事件与当时的选举活动相关。

这起谋杀事件,成为牙买加历史上的分水岭。牙买加自1962年8月6日宣告独立、脱离英国殖民统治之后,进入新的后殖民时代,包括政治、经济、思想各个领域,均发生重大变化。《七杀简史》从一桩谋杀案切入,通过特殊的叙述角度,遍历金斯敦各个角落,从细微处入眼,呈现波澜壮阔的历史横切面。

被视为“后殖民作家”的马龙·詹姆斯,自小生活在金斯敦郊区,父母皆为警察,后其父转行做了律师。在他的生活经历中,亲眼目睹的正是那一段历史中的牙买加日常。

作家本人认为,他在创作中追寻的是我们是谁、我们的国家是怎样的等命题,并进一步提出何为牙买加个性。从此角度而言,《七杀简史》成功再现了上世纪70年代牙买加的历史,恰是此处,成为《七杀简史》获得布克奖青睐的重要原因。

复调结构 集体主角的叙事策略

《七杀简史》全景式史诗级别的描述,为我们呈现的是繁杂且多变的牙买加。马龙·詹姆斯为此设计了多达70多个人物,从不同角度呈现谋杀事件的前因后果。人物一一出现,集体主角式的叙事策略,又让我们似曾相识。

《七杀简史》的创作借鉴了大量意识流写作方法,尤其是在70页之后,意识流写作的痕迹愈发明显。如同昨夜喝了一场大酒后的断片,思绪的跳跃恍若麦田上的麻雀,到处是碎片化的记忆追溯。这些模糊不清的片断式讲述,在省去了标点符号的断句之后,几乎就是一个精神病人在遭遇电击疗法之后,痛苦伴身、思维混乱之际说的话。

其集体主角式的叙事风格,与198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西班牙著名作家卡米洛·何塞·塞拉的名作《蜂房》,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穆克的作品《我的名字叫红》,有异曲同工之妙。

《七杀简史》使用多重叙述的文本结构,搞政治的投机客、黑帮分子、有特工背景的美国人、手持枪支横行贫民窟的小子、贩毒者、甚至是已经死去的人,等等,多达75个有名有姓的人物,共同组成了叙述主体。每个人的发声使得冲突交杂,人物背景不同,更使不同的观点互相缠绕。

书中没有明显的第一主人公,而是形成每一个人都是集体主角中的一员。每个人都用第一人称来讲述故事,每一个“我”的出现和讲述,都创造了一个与读者交流的空间。犹如叙事者就坐在读者对面,将所有的秘密娓娓道来,如此一来,读者瞬间变成了当事者、在场者。有评论者则将此种叙事方式称之为与“读者成为同谋”。

集体中的每一个叙事者都是当然的主人公。在《七杀简史》的舞台上,75个人的声音此起彼伏,众多人物的声音聚集一起,便成了巴赫金语境下的复调结构及语言狂欢化的结果。共同组成了碎片化的叙事拼图,呈现的则是庞杂繁复的牙买加。

对于《七杀简史》中的叙事策略应用,马龙·詹姆斯说,“真理总在变化……五六个不同的故事,甚至相互矛盾的故事都有可能同时存在。没有一个故事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完全真实或者完全虚假。”

或许,真或假,虚或实,就存在于《七杀简史》的雷鬼音乐与谋杀的冒险旅程中。

□孟繁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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