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货币打造的新世界

发表时间:2017/8/9   来源:新京报   作者:
[导读] 中国货币史上有一个未解的“白银之谜”。虽然早在秦朝,就有了全国统一的标准化货币——秦半两,此外,中国还是世界上最早引入信用货币制度的国家,元、明两朝都正式使用纸币...

《权力之巅:国际货币体系的政治起源》

作者:李晓耕   版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年5月

中国货币史上有一个未解的“白银之谜”。虽然早在秦朝,就有了全国统一的标准化货币——秦半两,此外,中国还是世界上最早引入信用货币制度的国家,元、明两朝都正式使用纸币。但在明中叶之后包括清朝,中国却又退回到原始的金属称重货币制度,白银成为货币,但其价值依赖自身的重量和成色等自然属性,即所谓的“银两”,几百年中从未将白银铸造成标准化的银币,这让近代中国与西方列强“遭遇”之时,主权与财富受到了巨大侵蚀。为何明清政府不将白银铸币呢?推而广之,到底是什么力量在推动着货币制度的变迁?李晓耕博士的新著从货币的权力属性出发,给了我们一把打开货币这座幽暗迷宫的钥匙。

谈到货币,我们大部分人会想到这样的概念:为了更便利地比较商品的价值从而达成交易,货币出现充当了一般等价物。这一对货币起源的解释实际上存在缺陷,因为它将人们对货币的需求到货币最终产生之间这“惊人的一跃”所经历的曲折复杂的历史进程省略掉了。这就好比说:一天早上,一个交易者突然顿悟了使用货币的好处,于是,从那天下午开始,他便将某种商品充当货币。

显然,货币的历史没这么简单。李晓耕的这本著作充实了主流经济学范式里“货币的需求”与“货币的出现”之间所存在的“空白格”,因为一种物品最终成为货币不仅仅是市场逻辑使然,更在于其背后的国家权威,是国家的权力和信用保证了货币流通领域的不断扩大。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货币现象总是与政治权力如影随形。

站在“权力之巅”是为了更深入地探究中国历史上的兴衰起伏,李晓耕以“大明宝钞”开篇,直奔货币史上的“白银之谜”。明王朝在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开始发行“大明宝钞”,到了嘉靖十四年(公元1535年)贬值达到了2500倍。面对如此严重的通货膨胀,再加上海外白银的大量流入,老百姓自发抵制宝钞选择用银。由此,中国王朝历史上最后一次建立信用货币体系的努力失败了,中国自此退回到以白银自然形态为货币的原始制度。货币制度的这次变迁对近代中国的命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833年的初夏,刚刚升任江苏巡抚才一年的林则徐与时任两江总督陶澍联名向道光皇帝上奏折,他们发现,外国银元在中国市场大肆流通,“民间用洋钱之处,转比用银为多”,并且“其势断难骤遏”。因为与散碎银子相比,外国制式银币省去了称重量、鉴成色的麻烦,老百姓自然“乐用”。

如果用现代经济学术语来讲,林、陶观察到的就是“货币替代”现象——老百姓弃用本国货币而使用外国货币——这是任何主权国家都难以忽视的。林则徐向道光皇帝提出了以“官铸银币”来“抑洋钱”的对策,并且连新货币的名称都想好了,叫“道光通宝”。但这却被道光皇帝在批复中严厉训斥为“太变成法,不成事体”。结果中国的银两制度又持续了100年,直到1933年民国政府颁布《银本位铸造条例》,在全国实施“废两改元”,通行银元,银两交易不再具有法律效力。

货币制度的守旧让中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清末全国流通的货币中外国银元占43.33%,外国纸币占12.38%,将近60%的货币由外国政府发行,清政府基本上算是丢掉了货币主权,不仅损失了巨额铸币税,还失去了动员整合国内经济资源的能力,清王朝因此至少损失了8亿两白银,这是中日《马关条约》赔款数额的4倍,是晚清政府年收入的近10倍。当中国与西方直接发生碰撞之时,货币制度的落后使得大清帝国的最后一丝元气被抽取,其倾覆的命运也就不可避免了。

李晓耕书中最引人入胜的是,穿越历史的迷雾为我们展现出了一个货币打造的新世界,从中我们能感受到凯恩斯面对英镑衰落时的“无可奈何”,看到戴高乐对美元“嚣张霸权”所表现的“出离愤怒”,会有感怀于科尔放弃马克创建欧元的“深明大义”,更会对人民币的未来“壮怀激烈”。

好作品应该是用优雅而清新的笔调,关注广阔而深邃的问题,李晓耕的这部著作做到了这一点。

□赵柯(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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