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2016年学术类图书:从中国视角书写

发表时间:2017/1/11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李红岩
[导读] 上大学时,老师分发过一小册题为“东物西传”的油印资料。谈到对2016年学术图书的感受,不禁强烈地回想起三十年前捧读那数页纸册时的激动情景。

上大学时,老师分发过一小册题为“东物西传”的油印资料。谈到对2016年学术图书的感受,不禁强烈地回想起三十年前捧读那数页纸册时的激动情景。

近代以来,我们似乎习惯了讲论“西学东渐”,忘却了“东物西传”。在西方话语主导下,即使在学术图书中,也难得一见地道的中国本位、中国视角与中国情怀。

这种状态,已经非常明显地得到矫正。扫描2016年的学术图书,印证了我的这一感受。那就是:中国视角的观览与书写正在悄然升温。

首先是域外汉籍的回归。所谓域外汉籍,有学者认为是指外国古人用汉字写的书。而我这里所指,则是那些流传到域外的中国典籍。就此而言,近些年对域外汉籍的搜讨、编纂、结集,成绩堪称巨大。由郑金生先生主编出版的《海外中医珍善本古籍丛刊》,即堪称一个范例。

这是一套花大力气编成的巨编,历经20余年始克成功。全帙403册,一律影印出版,以存原貌。由此巨编,不仅散佚于海外的古医籍得以回归故里,而且对于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中外交流史的学者来说,也不啻一个福音。

中医之学,既为医术,亦为医道。中医西医,孰优孰劣,固难有定论,但中医之学博大精深,中医之术精妙幽微,中药之学贯通天人,观此巨编,当为不刊之论。

对海外珍善本古医书的搜讨,与对其他域外汉籍的搜讨一样,体现的是中国立场与中国视角。那么,作为中国传统的典范学科,今人对古代医学应该怎样定性呢?吴国盛在《什么是科学》一书中,提出了他的解答。在这本被韩启德院士誉为“最好、最适合当前国人阅读的科学哲学著作”中,作者提出,中国古代医学的药学部分主体是地学博物学的本草学传统,其医学部分则可归为人体博物学;药典,其实是药用博物志。

这样的定性能否被中医界人士接受,笔者不敢确定。但是,吴国盛的著作体现了一种反思性的中国立场与中国视角,却是明显的。书中的一些观点,颠覆了许多经验性的似乎理所当然的直观感受。从西方理性科学到数理实验科学,阅读到全书的半路,会觉得他太偏爱古希腊人的理性科学了,而对于诸如中国人学以致用之类传统,似乎贬谪过苛。但是,终读掩卷,笔者体会到的,依然是作者满满的中国情怀。

这本书具有宽宏大度、不温不火、娓娓道来的美德。说是“科学哲学著作”,其实一点都不枯涩。作者不仅对科学采取科学的态度,而且对那些搞不清楚到底是不是科学的东西,也具有科学的态度。他不是用科学去猎杀什么,而是以科学去包容。这种给予科学以慈善特质的著作,表现的是科学的自信。不管你是否同意作者的大判断与小结论,但随着他的思路到中西科学的线路上去徜徉一番,肯定不虚此行。全书从思想方法、思维方法、文化形态上区隔中西科学,同时又从科学形态上观察东西文化,给人的启发是相当多的。

在认识论的前提下,该书重建了中国科学传统的认知体系。


如此一来,古代科学依然是古代科学,但随着定义的改变,古代科学的价值和意义也转变了。一些似是而非的命题被清洗掉,露出真容的,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独特价值。那就是在博学的意义上,不是在数理实验科学的意义上,中国古代具有独特而强大的科学传统。“对于未来的中国古代科学史研究而言,一种博物学的编史纲领是大有传统的。”书中提炼出中国人最擅长的部分,点明最不擅长的部分,对于我们反躬自问,无疑是有益的。当然,见仁见智,存在不同意见,也是可以想见的。

在中国情怀的呈现上,李零《我们的中国》一书,最为彻底。它虽然是四本文集,却是一部典型的以中国为本位的书。就连讲“东学西渐”,说的也是中国内部的事,所谓“先秦历史,武化革命,自西向东;文化革命,自东向西。”

作者自嘲自己的专业“有点乱”。其实,拨开驳杂的内容,会发现此书是以地理作基础,以民族作线索,以融合作主题,以人物作棋子,以行走代串讲,讲述中国的本源与过程,也就是走向大一统的故事。因此,全书虽然几乎不作任何宏观性的理论预设与判断,但试图呈现与维护的,是本真的中国。

李零代表了当代中国古典学者最高的考据水平,这本书也绝非一般读者所能阅读,更不用说通解。但是,他能够把考据文字作得非常“俗”。以满不在乎的张扬作十分在乎的学问,似乎是他的特点。在考据中,他会融入生命意识与生活感受,夹带上雅俗相间的现场解说与议论,使其考据文字尽量远离枯燥的干冷,附着老酒的暖火,带上浓重的泥土气。其实,他的学问属于沈曾植、王国维一路,原本是属于象牙塔的。

要看一部专业学者撰写的中国近现代史,那得看王建朗、黄克武主编的《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这部书分为晚清卷和民国卷,每卷又分为两大本,合计接近2500万字,作者达57位。王建朗说该书意在“全面展示两岸对于近代史研究的最新思考和成果。”黄克武也说该书是“海峡两岸中国近代史学者携手合作的一个心血结晶,是一个划时代的创举”,“也是对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的一份重要贺礼”。这样说来,书中所蕴含的一家亲情结,也就不言自明了。不过,因为采用专题架构,该书未免有些论文集的味道。

任剑涛的《公共的政治哲学》,是汉语学界首次对“公共”进行深入系统研究的政治哲学著作,被认为是“一部十分出色的原创性作品,在国内相关研究中具有填补空白的价值”。该书的内容虽然属于西方政治哲学的范畴,却完全受到中国关怀的引导,正如作者所说,“就直接表达自己的中国关怀而言,本书研究主题无疑限定了笔者对之的直接呈现。但这并不等于说本书让中国关怀全然退隐。事实上,本书的中国关怀之深沉和全面,几乎可以说渗透到字里行间……因此,本书不是一部参与西方政治哲学争论的作品,倒是借助研究西方公共政治哲学,参与汉语学术界的相关学术争论。”

中国的视角、国际的视野、长时段的视域。经过近40年积累,中国学者的文化自信越来越牢固。学术风格同样体现着时代、社会的变迁与进步,岂虚妄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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