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盖茨可以这样做慈善？难道只是因为他品德更为高尚？其背后有着更多制度性的因素可资中国的慈善事业借鉴。
追“名”还是逐“利”？
“在美国，经常会有慈善组织到公司来，这时候，公司通常也会帮助他们来组织捐赠，你可以把你不想要的东西，如书、衣服、或PC等捐给他们，然后你就能从政府那里得到税收抵扣，这已是家常便饭。”长期在美国某高校工作的许汉江博士告诉记者。
“但在中国，如果你捐的不是现金，你是不会拿到税收抵扣的。而且你还需要到国家税务总局的网站上去查一下，哪些慈善机构是全额抵扣的，哪些不是。”不过，你别想能够查到一个条分缕析的东西。你必须按照“捐赠的投向”，“捐赠的中介机构”、“捐赠的地区”去寻找不同的文件，最终查找到能够对所得税进行“全额抵扣”的捐赠条件。然后你再找相关部门去问询，抵扣需要提交的复杂文件及程序。
这只是在国内进行慈善捐赠时面临的窘境之一。
在许汉江看来，虽然很多人不计税收抵扣仍然乐此不疲整理家中不用的东西，默默地寄给需要帮助的人，但不容忽视的是，这种环境不利于形成一个全社会推动慈善的共同态势，也往往使捐赠者的捐赠目的带有更多的其他色彩。
按照美国的税收环境，普通的捐赠者总是能从捐赠行为中获得切实的实惠。捐赠一定数额之后的收入与不捐赠而扣税的收入几乎所差无几。这样更多的人当然愿意选择捐赠，除了慈善之外，还可以得到更多的后续利益。
“正是因为这种‘实惠’体制的存在，使得慈善在美国成为一种大众行为，并成为一种对经济进行推动的良性循环。”曾长期在海外工作的加拿大大律师辜勤华告诉记者。
但在中国，“很多企业的捐赠目的在于‘名’而不在于‘利’，他们通常会通过捐赠制造新闻点，引起社会对其产品或其企业形象的关注。”观察家如是分析。
随着全球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关注，很多大型中国企业已经开始陆续发布“年度企业社会责任白皮书”，而企业进行了多少次捐赠，捐赠的金额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
慈善机构与“社会监督”
同时，由于我国慈善事业还缺乏系统管理与科学的规则设计，大量的慈善机构均为国家控制，很多时候慈善机构都蒙着一层政府色彩，使得捐赠者很难实际介入到捐赠资金的监督与管理上，最终的结果是，企业捐了很多钱，却并不会有“话语权”。
在本次四川省抗震救灾过程中，国家审计署首次对包括中国慈善基金会在内的多家慈善机构进行了审计，开了一个好头。但是，在过往的数十年间，这些慈善机构最多只需要通过自己指定的某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一份年度审计报告即可，慈善基金的实际使用情况，外界并不知晓。
而在国外，每年都会有一个中立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所有慈善机构的信用进行排名，对其资金使用情况有详细的公开说明，还组织捐赠人进行实地考察，慈善机构处于一种完全的社会监督之下，最终引导捐赠者、慈善机构形成一种良性互动。
“引进社会监督，让捐赠者清楚自己捐赠的项目情况，很多时候还能够帮助慈善机构继续筹集善款，这对真正的慈善机构来说反倒是有利的。”香港大学的李女士说。
李女士建言，目前，中国有必要在社会经济机制中引入一些慈善调查机构、慈善审计机构，甚至包括更多细化更专业化的NGO组织，让这些组织从事的活动与我们的教育、养老、环保进行某种制度上的结合，创设一个良性互动的慈善产业链。
此外，一个国家慈善事业的发展程度，其实从其相关体制中就能反映出来。
美国对富人(个人财产超过200万美元)征收超过50%的高额遗产税，从而也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美国当今慈善事业的辉煌。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慈善制度与其国家的其他制度并不是割裂的，典型的政策如“对于老年人的存款利息收入进行免税”，也能映照出慈善的踪影。但在中国，在倡导尊老、敬老的同时，却缺少对老人的这种实惠性的慈善关怀。
“有一点需要说明，在美国，慈善的制度环境是经历了数百年有目标的发展才得以成形的，中国慈善正处于起步阶段，从现在开始，对慈善进行系统的管理与科学的规则设计，一点都不迟。”辜勤华提醒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