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政策调整在上世纪70年代曾经实行过，实践证明这是可行的。”全国人大代表纪宝成说，现在中国社会经济较之三十多年前有了很大发展，在今天的背景下施行这样的政策，条件要比70年代成熟得多、好得多。
但不可否认，人口激增的困扰一直都是中国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最大阻力。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接触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也承认，这种担忧并非没有根据。1984年，很多农村地区开始允许生育二胎之后，中国的人口出生率就曾大幅提高。这项调整也损害了积极执行一胎政策的基层官员的信誉。
但这些担忧也忽视了另一个现实的存在，即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不生或者少生。
生活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城市地区生活水平提高，大批农民工进入城市等因素削弱了人们对大家庭的期望。许多进城务工人员由于生活成本的高昂，也已经选择了只生一个孩子。而在城市，中国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最大的这一批年轻人，有最多的老人要抚养，生育孩子的意愿也更低。
代表热议人口政策
在接受中新社采访时，国家人口计生委指出，外界普遍存在着中国生育政策就是“一胎化”的误解。
其实现在的计生政策并非“一胎化”。比如，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可生两个，在农村，19个省是实行“一个半”政策(即第一胎如果是女孩，还允许再生一个)，六个省是两个孩子的政策，新疆是2、3、4政策(根据城乡和民族差别，可生2～4个不等)，西藏则没有生育限制的政策。
“调整人口政策在具体操作上既要积极主动，又要慎重稳妥。”全国人大代表纪宝成提出，对现行独生子女政策调整的方向是：逐步过渡到提倡生一个、允许生两个、杜绝生三个的政策，没有生育的应当给予奖励。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卢湾区副区长所伟民提议，在保持现行生育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可以允许一些长期处于负增长、总生育率过低的城市先进行生育政策微调，“如在北京、上海等城市中，对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夫妻，允许其生育第二个孩子。”
此前，国计生委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于学军表示，“(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对国家来说是个重大决策。”他还表示，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在提出政策建议之前会谨慎行事。
以经济手段代替行政手段，或许将会是未来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一个方向。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所研究员李成贵就提交了《实行城乡间人口生育指标自愿有偿调节》的提案，建议以有偿方式来实现城乡人口生育调节，提出“城市居民付费获得二胎生育指标、农村居民放弃二胎生育指标获得补助”。
人口学有一个规律，当问题出现了，就已经错过了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虽然有争论，但是正如中国人民大学的法学教授王新清所说，“在人口问题上，任何失误都将给中国带来难以逆转的长期影响”。
据中新社报道，国家计生委3月10日明确表示：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不会调整，也没有研究是否要对现行生育政策做出调整。
事实上，早在3月5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指出了要“稳定现行生育政策和低生育水平”，“这实际上是对近一段时间关于生育政策调整传言做出的权威回应。”国家计生委的一位负责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