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 虽然2008年是“中国年”，但很多人仅仅是通过报纸标题、政治语言和经济数据来了解这个国家的——而不能从第一人称的历史角度来认识中国。在这组系列文章中，让皮埃尔·莱曼通过他50年前开始的个人经历，审视了中国。
20世纪50年代：流行形象是贫穷
我4岁的时候，我的父母带着我的姐姐、外婆和我乘船来到了日本的横滨。此前，我们从法国的港口城市勒阿弗尔前往纽约，然后由陆路穿越了整个美国，再从旧金山搭船。
那是1949年——中国解放的一年。在去日本的途中，我们曾在香港作了停留。后来，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我都在不知不觉地回想香港的情景。时至今日，我都记得接连不断的难民潮和那些贫困的景象，成千上万的人生活在驳船上，他们是乘着这些船逃离中国大陆的。
在我的童年时代，包括漫画书在内的电影和文学作品都在不断加强中国的残暴和作为敌人的形象。
虽然有关“贫困中国”的文学类型是由赛珍珠1931年史诗般的小说《大地》首创的，但人们对这个话题的老调常谈仍然对我这一代人有着相当大的影响。“贫困中国”的说法一直非常普遍。
虽然我对中国的看法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经历激烈的变化，但那时中国的流行形象仍然是一个贫穷和残暴的国家——并且是敌人。
20世纪60年代：成为西方攻击目标
1967年，我从东南亚前往牛津求学，攻读博士学位。日本当时正处于“经济奇迹”的鼎盛时期。而中国恰恰相反，正在陷入迅速衰退。1950年，中国占全球GDP的比例从1820年的33%降至5%。这个当时被称为“东亚病夫”的国家因此成为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攻击目标。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可以说是一个“失败的国家”。
到了20世纪60年代，随着所谓的“新左派”观点的兴起，日本是否确实取得了成功的问题被提了出来。也许，中国才是真正的成功。在新左派观点看来，早先的动荡为新兴的乌托邦毛式社会奠定了基础。
随着既反斯大林主义、又反资本主义的新左派观点的兴起，毛式中国俨然成了“完美”的模式。
60年末70年代初，中国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剧烈动荡中。那个年代，无数中国人遭遇了巨大痛苦。可是，文化革命的理想化观点逐步占领了日益扩大的西方舆论先锋圈子。比如，剑桥大学著名经济学家琼·鲁宾逊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一书中曾高度评价毛泽东主义。
20世纪70年代：“世界的中右翼政治中心”
20世纪70年代，中国逐渐成为全世界的中右翼政治中心，诸多中右翼政治家竞相前往北京拜谒毛泽东。
政治家们拜会毛泽东渐渐成为一种社交礼节的需要。英国首相希思和法国总统德斯坦及其他很多政治家，都对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表达了积极看法。
中国的毛泽东主义风格在这10年里独领风骚。中国形象在西方世界得到修复，与此同时，中国的真实状况却变得糟糕至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