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初，一个美国专家组抵达平壤，为监督朝鲜落实六方会谈《共同声明》所列的第二阶段行动计划而驻扎下来。按计划，朝鲜将于12月31日前，完成对宁边5兆瓦实验反应堆、后处理厂(放射化学实验室)及核燃料元件制造厂的去功能化。
与美国最关心的去核化不同，11月13日于釜山召开的国际论坛上，韩国总统卢武铉动议“朝鲜弃核议题应与四方(韩、朝、美、中)和平协定并举”，呼吁尽早签署“四国首脑宣言”，透出急于将执政5年来的对北外交努力“成果化”的焦虑。
而稍后在首尔举行的朝韩总理会谈则避谈朝核问题，一心只在落实10月平壤朝韩峰会所达成的对朝经援计划上。具体项目包括在黄海海域设立双方共同捕捞的“和平合作特别地带”，在半岛军事分界线朝鲜一侧的开城工业园区实行“三通”(通行、通信、通关)。对韩国来说，这是在安保问题尚未明朗的情况下，尽最大努力兑现经援的“向前看”举措，也是卢武铉在大选前夕，为留下“南北协力体制”遗产所做的最后努力。
11月19日，美朝又在纽约展开财经问题会晤。这原本是帮助朝鲜了解、融入国际金融体系的一个理论务虚会，却具有为朝鲜“支恐”“摘帽”的指标性意义。
至此，不仅朝核问题的解决望见了出口，而且包括朝核问题在内的朝鲜半岛问题的最终解决——四国签署朝鲜半岛《终战宣言》和朝美邦交正常化，也只有一步之遥。某种意义上说，在朝鲜发起的这场长达15年之久、跨越世纪的核博弈中，唯一的全胜者是平壤。除此之外的相关各国，均在不同程度上付出了代价。
美国的失策
按理说，朝核问题是“大国博弈”的典型案例，得益者不该是朝鲜，但一方面南于平壤的坚韧、狡狯，另一方面因以美国为首的大国战略缺失和政策滞后，朝鲜最后不仅突破了核封锁，成为事实上的有核国家，而且削弱了美韩、美日同盟的战略联系，从而制约了美国在朝鲜半岛的实力存在，并改写了与中、俄的传统关系。
表面上看，现状正朝着美国所希望的方向发展：按今年2月达成的六方会谈2·13共同文件，朝鲜冻结宁边试验堆，重新召回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检察官，对现有核设施进行申报……弃核似乎只是时间的问题。但是，即使在布什政权内部，也不乏把事态的进展看成主张对朝“先发制人’的新保守派失势和策略失败的结果的观点。
从危机初期，朝美双方剑拔弩张的紧张对立，到多国间外交谈判机制的形成，一直到美朝两国在六方会谈框架内的单独接触，不仅美国的盟友日本和韩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中国也全面引导、参与了问题的解决，在美对朝政策的形成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影响；而一度主导白宫的所谓鹰派却始终停留在过嘴瘾的层次，既没有就军事打击朝鲜核设施的可能性做过严肃认真的检讨，更没有与平壤全面对决的战略。其唯一的作为是，一边试探朝鲜究竟有无放弃核开发野心的打算，一边以此为焦点小幅调整对朝谈判的进程。
事实上，在布什连任之前，左右美对朝政策的，只是一大堆空洞的意识形态化的概念和布什本人的性格乃至道德上的取舍。在就任总统之初，布什“外交”的基本原则无非是重视美国的实力与信赖，坚信。独裁政权有道义上的问题，无法信赖等罗纳德·里根式的道德批判，而缺乏超越核心价值与原则的富有针对性的具体战略性考量。
更要命的是，作为虔诚基督徒的布什，把某种类似道德洁癖式的精英主义带进了本来应该完全摒除这类影响的外交决策中，从称金正日是一个“讨厌的独裁者、暴君”到抛出“邪恶轴心”说，莫不如此。其结果，一种感情用事的厌恶情绪导致某种道德优越感及对对方的蔑视，妨碍、压倒了对朝鲜半岛情势及核问题相关背景的详细把握。
2001年3月，韩国时任总统金大中访美的日程日益迫近，白宫的朝鲜半岛路线却仍未确定。3月6日，在韩总统访美的新闻发布会上，时任国务卿鲍威尔表示，“布什政权为完成克林顿前总统及其政权所遗留的工作，将继续对朝保持对话”，但表态旋即遭政府有关高官的杯葛，引起广泛的争议。翌日，鲍威尔不得不退出首脑会谈，对等待消息的新闻记者说，“新政权正全面修正对朝政策，将出台布什政权自己的外交战略。”
随后，与金大中一起出现在镜头前的布什，发表了著名的不信任朝鲜的强硬发言，令人感到与前者的“阳光政策”有了明显的距离。消息传来，平壤拉响防空警报，彻夜灯火管制，进入备战状态。鲍威尔黯然下课，赖斯接管对朝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3个月后，白宫即完成对朝政策修正，但新政策除了重新确定朝鲜问题的应对机制外，就战略本身而言并没有什么新鲜货色。主张单方面废除克林顿时期对朝框架协议，以制裁谋求朝鲜体制崩溃的强硬派，和主张与朝对话的稳健派随后吵作一团。
赖斯游离于二者之间，但政治理念似乎更接近后者。其于2000年发表在《外交》杂志上的诠释布什主义外交方针的论文中，回避了对于克林顿框架协议的批评，指出“无论美国采取何种对朝政策，它必须是以与首尔和东京的密切合作为前提的……有鉴于此，给朝鲜某种甜头，以使其放弃核开发的尝试，不应该被轻易搁置”；在结论中她虽然动议“对朝鲜采取毅然决然的运作”，却并无马上实施诸如颠覆其体制之方案的意图。
虽说有赖斯从中调和，并尽量不在“去克林顿化”道路上走得太远，但朝鲜毕竟被贴上了“邪恶轴心”标签，对其让步和妥协都是“不可选择项”，因此美国对朝外交实际上处于空转状态。与此同时，关于对朝交涉“路线图”的确定以及何为“毅然决然的运作”等问题，华盛顿的政策论战尤其是谈判与压力两条路线的斗争，也越演越烈。
戏剧性的转机
戏剧性的转机，是在布什2004年底连任后出现的，也可以说是各种阶段性变化累积的结果。其中，美国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化引起政治议题的切换，主持对朝交涉的一茬人被更迭，及布什从执政之初的道义至上的精英主义向实用主义蜕变这3点因素，直接促成了美国对朝外交向“接触政策”的复归，以及对朝谈判的赖斯一希尔体制的诞生。
2007年2月六方会谈共同文件的签署，被华盛顿的保守派政客一致批判为“背叛”，是对2001年以后政府政策的180度转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批判本身并没有错。但是，这种政策转向，只是当初虽遭压抑却在水下顽强挣扎的路线，最终在博弈中获胜，重新登场而已。而贵为国务卿、权重一时的赖斯，终于借着布什连任并寻求外交突破的时机，把在水下的运作托出水面，并作为外交政策加以推行，这既是因缘际会，更有布什政权陷入伊拉克泥沼，国内民怨不断，急于在其它领域破局的“形势比人强”的一面。
曾几何时，无比起劲地批判克林顿政权的“接触政策”，扬言决不与朝鲜单独谈判的布什政府，不但在六方会谈的框架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