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五年评估全球访谈之一:郑永年

发表时间:2018/7/23   来源:FT中文网   作者:
[导读] 薛力:我们在全球选择一些国家,对其研究或比较熟悉“一带一路”的重要人士进行访谈,首篇是郑永年教授访谈。

薛力注: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到2018年9月将满五周岁。“一带一路”是世纪工程,五年只能算开了个头。但五年的时间也不算短,以此为一个小周期对“一带一路”建设进行评估、改进,大有必要。
几年实施的情况可概括为“成效巨大、问题凸显”。一方面,“一带一路”作为新时期中国对外关系的顶层设计,其所激起的“涟漪”已波及全球,其对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尚在彰显中。历史地看,“一带一路”建设展示了中国人天下治理理念的一大变化,这一倡议很可能跻身对世界影响最大的共和国外交决策之列。另一方面,“一带一路”作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以和平方式重塑世界的重大尝试,不可能先有一个周详的设计再落实,“边设计边施工”碍难避免,因此,出现一些问题并不奇怪,关键在于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并避免发生重大失误。而倾听天下广议,将大有助于中国客观把握问题的症结所在。为此,笔者所在的团队酝酿了一个计划:在全球选择一些国家,对这些国家研究(或比较熟悉)“一带一路”的重要人士进行访谈。第一站我们选择了新加坡的若干人士为访谈对象。这里是首篇。
郑永年访谈录音整理(经郑永年审核后)
访谈对象: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访谈时间:2018年7月4日
访谈地点: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
中方访谈人员:薛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录音稿整理:郑海琦,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候选人
录音稿校对:薛力
本稿件经访谈对象审定

1、在您看来,中国推进“一带一路”的原因是什么?
主要是中国的资本、产能和基础设施建设技术三者。当中国的资本过剩了,中国资本也和其他国家的资本一样会“走出去”。“一带一路”之前,中国资本实际上已经开始走出去了,“一带一路”推出后加快了这一过程。“一带一路”出台也是基于中国产能过剩的考量。经济增速从以前两位数的高增长下降到6.5%,相差至少三个点,导致产能大量过剩,所以需要去产能。但三个点的产能不可能马上去掉,所以需要走出去。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技术、过剩资本、过剩产能,加在一起使得中国在国外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具有比较优势。这一点与西方手法并不一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需要基础设施建设以推动经济发展。就东南亚国家来说,除了各国自身的基础设施建设,还致力于国与国之间的互联互通。因此,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资金缺口巨大。但现有世界机构如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很少投资于基础设施,所以给中国留下了投资的空间。但这不同于以前的国际援助,是在商言商,是为了中国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西方资本走出去也是为了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差别在政府层面。西方之所以总是对“一带一路”和“走出去”产生误解,是因为西方是私人资本的走出去,但中国资本走出去大部分靠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被他国认为是政府的一部分。如果中国是私人资本走出去则完全是市场行为,与他国谈条件的时候可以在商言商。但由于是国有资本,这和国际援助又分不开,而且还具有政治性。这种误解就是资本与国家结合滋生出来的。
(薛:中国明白基础设施很难盈利,为什么还有大力开展此类建设?)
中国高科技含量资本不多,基础设施是中国强项。虽然基础设施盈利少且周期长,但由于中国的高科技空间较小,其他空间大多被西方占用,所以只能依靠基础设施的空间走出去。当前西方的资本分为三部分:实体经济,包括基础设施;金融资本;互联网资本。实体经济在西方尤其是美国的资本中很重要,但真正盈利的是金融资本和互联网资本。实体经济能解决就业,但从资本角度看,其本身并不那么重要。虽然中美都在发展实体经济,但华尔街重视的是金融资本和互联网资本。西方对基础设施等实体经济已经不那么感兴趣,这给其他国家留出了发展空间,但西方国家仍会批评中国的行为是“新殖民主义”。实际上,如果中国不(在这些国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其他国家也不会去做。
(薛:“一带一路”主要是经济驱动的么?一些人认为有政治动因,您的看法是?)
我认为不具有很大的政治原因,如果有也仅仅是辅助性的,不是主体。如果具有政治原因,中国就不应该采取这些做法。但在现实层面,即使没有政治原因,他国也会将其视为具有政治原因。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尽管是经济项目,但也会带来政治结果,如缅甸的密松水电站;越南也永远不会让中国造一条从南到北的高铁,泰国则在中国和日本之间寻求平衡。国有资本规模大,大就会有政治性,别国不将其视为经济项目而是政治项目。一旦视为政治项目,就会意识形态化,而且他国会在经济方面寻求更多好处。“一带一路”主要是中国的需要,但事前没想清楚要做什么、如何做。这是现在导致许多问题的原因。
(薛:“一带一路”为什么在习主席时期提出?)
首先因为中国经济在本世纪初开始就逐渐走出去,尤其是加入世贸组织后,只不过没有“一带一路”的名称。习时代中国的资本和产能过剩是很大的驱动力。
(薛:是否有领导人个性原因?)
郑永年:当然有个性原因。邓小平时期主要解决国内问题,因此是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江泽民时期提出和平崛起,开始具有外在影响。习主席时期提出新型大国关系,也是要避免大国之间的战争。这也符合国内经济不同的发展阶段。走出去的三个阶段也很明确。80年代中国资本短缺,因此只能“请进来”。90年代加入世贸组织,因此要接轨。“请进来”是打开国门,不会发生冲突,接轨是向世界学习,因此这两个阶段不会发生冲突。现在“走出去”是必然的,但会和别国发生冲突。
(薛:概括起来即,一是中国具有比较优势,二是中国到了走出去的阶段。)
是的,但是政策形成需要通过政治途径,因此在习主席时期形成。即使这一届政府没有提出,下一届政府也会提出。中国走出去的进程是一直持续的。
(薛:中国将“一带一路”称为倡议,但很多国家将之视为中国的大战略,您同意吗?)
不太同意。大战略一般较为宏观,而且有明确的规划,但中国建设“一带一路”,是在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头过河。如果是大战略,就不会出现当前的一些困境。德日等国当年对外扩展时有明确规划,但我不认为中国有国家规划。
(薛:还有一个区别就是,以前西方运用非和平手段,现在中国强调合作。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因为现在力量不够所以采用和平手段,而力量够了则会运用非和平手段。您对此有什么评论?)
时代不一样。以前西方推行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当时也没人反对。现在中国不可能走以前西方的路线了,只能采取合作的方式。时代、国际体系不一样,因此行为也就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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