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霸”背后的问题,绝不简单(侠客岛)

发表时间:2018/2/1   来源:海外网   作者:
[导读] 就我个人的调研经历来看,有“村霸”的村庄中,贫穷的、中等的、富裕都有,但大多数还是利益比较集中的地区,如村庄内部富含自然资源(矿产、森林等),或者是靠近城市的城郊村,存在比较大的征地拆迁利益。

【侠客岛按】

中央要在全国范围内扫黑除恶,这个新闻是大家都知道的了,岛上也写过分析。前几日,中纪委点名曝光各地“村霸”典型的新闻,岛友们的讨论也非常热烈。

如岛叔此前在文章中所言,扫黑除恶、尤其是在基层扫黑除恶,实际上是在给探索新时代基层治理破题。面对治理的现实困境和难题,需要拿出兼具顶层设计性与操作性的系统措施。

要解决问题,首先要分析问题。要解决基层的黑恶势力,要打击“村霸”,就要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和根源。

为此,岛叔今天与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研究员、长期研究农村问题的林辉煌博士进行了一番长谈。林博士曾经先后在祖国东中西部的十数个省份、五十多个村庄进行长期调查研究,累计调研时长超过800天。他的讲述里不仅对“村霸”有直观的观感描述,也有对其生存土壤的分析和思考。

以下是林博士的讲述实录,侠客岛进行了文字编辑。 

 

现象

“村霸”现象在中国有多大范围的存在呢?

就我个人的调研经历来看,有“村霸”的村庄中,贫穷的、中等的、富裕都有,但大多数还是利益比较集中的地区,如村庄内部富含自然资源(矿产、森林等),或者是靠近城市的城郊村,存在比较大的征地拆迁利益。换言之,“村霸”现象的出现,往往有其经济基础、利益基础。全国有多少村庄存在“村霸”我没有完全的发言权,但就我个人调研过的地方看,这个比例不到十分之一;但是必须要考虑到,我去过的村庄里有不少是贫困落后、人口外流严重的,而“村霸”大多数是要抢夺利益的。

这些“村霸”有不同特征。华南一些宗族结构保留相对完整、家族观念比较强的地区,“村霸”多少会和强势的宗族有关;北方一些地区,靠兄弟多少、家庭势力;中部靠近长江流域的地区,由于村庄比较原子化,也存在一些主要依靠个人“气势”的村霸,比如身材魁梧、犯过罪、坐过牢,有这么一些共同特点。

当然,“村霸”不一定都是恶霸、地痞流氓,“霸凌”、“权力压迫”也是另一种形式的“霸”,我们后面会说到。

我们知道,中央此次扫黑除恶,很强调一点是要深挖、清除其背后的“保护伞”。“村霸”背后当然也有。

比如,一些“村霸”本身就是权力拥有者,比如当地的村支书或者村主任,他们在非法侵占公共利益的同时,还向更高一级的官员输送利益寻求保护,那些贪图“利益”的官员自然也就乐意充当“保护伞”一角。

也有“村霸”和权力拥有者有一定利益关系。比如有亲戚、血缘关系,又或者权力者需要通过这些势力达到一定目的——比如基层选举时,参加选举的候选人要依靠“村霸”来确保自己当选,又如需要这些人帮忙完成征地拆迁工作等,事实上和权力拥有者形成某种“共谋关系”。

当然,也有的“村霸”就是地痞流氓,或许没有什么大的“保护伞”,但谁也不怕。这些“刺头”,基层的管理者可能也不愿意理睬,放任不管,不去招惹;但这种不管不治,则成了另一种“保护伞”。

上一次我看了侠客岛的推文,岛友很多在留言中质疑这些“村霸”为什么最后收到的刑事制裁算不上很重。这跟基层法律意识淡薄、尤其是物证技术不发达、取证难有关系,在制裁这些人时,往往需要大量的口供和认证;但基层的村庄,大家生活都在一起,村民有顾忌、不敢或不愿指认,担心日后遭受打击报复,导致证据不足从轻发落的事情也不鲜见。

“村霸”是如何产生的?其中的原因值得深思。


原因

事实上,以“村霸”为代表的基层治理困境有深刻的结构性原因。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改革开放、分田到户之后,八九十年代的村庄治理工作,主要有两件“大事”:收农业税、计划生育。这两件事都不容易。尤其是计划生育,在南方一些宗族势力强大的地区很难开展,经常遭到反抗,有时候村庄、乡镇里面为了就会默许甚至借助村里面比较强势的人,以完成任务。

我们知道,03年之后农业税取消,计生工作到现在也慢慢软化、开放,其实村干部的分内之事就少了很多。但之后的另一个趋势是征地拆迁兴起,很多城郊村利益变得很大。这件事当然也不好做;同样的逻辑,管理者不容易搞定的事情,一些灰色甚至黑色的势力就崛起了。比如拆迁公司,就混进了很多这样的势力。坦白讲,这股风气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根除。

但我们很容易看到,这种表面“秩序”的维持,其背后并不意味着良性秩序的出现,反而侵蚀了基层的合法秩序和执政基础,因此中央必须痛下杀手。

那么,为什么面临治理问题,合法的力量反而无法触及呢? 

这就涉及另一个层面的问题:基层法治力量、尤其是警力布局的严重不足。我们知道传统的中国乡村依靠一些乡土规范为耻,但随着基层原子化,乡土结构能起的作用式微,即使村子里有混混、恶霸出现,曾经有威望、管事儿的老人也不管、也管不了了。与此同时,合法的暴力体系(如警察),也没有足够的力量介入、难以及时有效地渗入农村进行管控。

我的博士论文是研究派出所的,我在基层派出所有过长期的蹲住经历,知道他们是严重缺乏人手、完全忙不过来的。很多地方一个乡镇只有一个派出所,但人口可能有五六万甚至十万之多,派出所的正式编制甚至都不到5个人。乡村结构又不像城市紧凑,人口分布非常广,有时候一个山头就住几户人家,日常出警怎么覆盖得到?跟其他国家相比,我们人均的正规警力相当少。因此,法律的力量、合法的暴力不足,也是黑恶势力趁机兴起的一个现实原因。

但说到底,无论是治理能力的弱化、还是基层法治力量的缺乏,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都是社会结构的变迁。社会结构在趋于松散、原子化、趋利化的同时,地方自我规范的能力并没有跟上。在传统良性约束力量缺乏的条件下,向“权钱”看齐就成了通行规则,一旦有利益出现,就很容易出现抢夺。这也就是为何会出现前述的“村霸”、以及“村霸”如何寻找保护伞的逻辑。



问题

所以,“村霸”不一定是每一个村庄都存在的具体现象,但以小见大,其背后折射出的问题却是耐人寻味的:基层治理到底为何面临困境、为何失效?为何基层政权建设不够完善?

从学理上看,基层政权建设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基本基本社区(农村或城市)实现自我管理,也就是真正实现基层民主;二是需要一个高效、廉洁、有力的官僚行政体系。前者可以保证民众参与和监督公共事务的执行,然后与后者相结合,才能构成比较成熟的、既有体现在地声音和利益诉求、又可以上下贯通的成熟基层政权体系。

拿这个标准来看,现存的基层民主显然是不令人满意的。我们看到许多地方的基层选举在走过场,要么是大家漠不关心,要么是资源被强势势力甚至黑恶势力垄断,选谁不选谁,人民做不了主。

还有一些村,少数乡村新富走上政治前台,凭借较强的致富能力影响选民的投票意向,甚至还以承诺和捐赠的形式赢得多数选民的支持而当选,形成令人警惕的“富人治村”现象,“基层民主”变成了“基层选主”——普通村民只需要选一个主人,而无法进入基层治理,形成基层村庄的权力结构固化。

文源/ 侠客岛 采写/ 公子无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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